摘要：周恩来不仅阅读各类图书，还主动求师。在觉悟社刚成立不久，1919年9月21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
文/李海文
1916年，周恩来（右一）等敬业乐群会发起人合影
周恩来不仅阅读各类图书，还主动求师。在觉悟社刚成立不久，1919年9月21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及建议。“那一天因为到会的社员不是很多，所以没有讨论事情，但是有一件要紧的提议，就是我们要预备分类研究各种学术，这件事是后来分类研究的动机。”由此可见，周恩来等人很尊敬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分类研究各种学术。
为了了解各种学术，寻求救中国的最好方法，觉悟社还先后请北京的在五四运动中有影响的学生如罗家伦等到觉悟社交流，使大家得的益处很多。此外，还邀请北京各大学教授、名人如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并开过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分组研究“白话文学”“学生根本的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新村的精神”等新思潮专题。觉悟社社员各人还献出自己的图书，建立图书馆，共同钻研新思潮的各种理论的内容、优劣，探索、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
1920年8月初，周恩来主持觉悟社年会，总结一年多来开展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把它概括为“改造”“联合”四个字。
会后，觉悟社社员11人到北京，和李大钊见面，并与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四个团体联合开会。此时，李大钊正在积极筹备建党。
这五个团体中，李大钊创建的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影响最大：第一，会员多，有100多人，而且遍布全国，是全国性组织。第二，当时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团体，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都是各个团体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第三，办有刊物《少年中国》并在全国发行，时间长达四年。1919年创刊，至1924年5月停刊，共出四卷，每卷12期。第四，下设分会。如赵世炎1919年9月1日在他所在的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成立少年学会，会员7人，后发展到20多人，还办了《少年》半月刊。
青年工读互助团人数仅次于少年中国学会，在学生中影响也很大。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劳工神圣”，并在学生中广泛流传。以前中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是为了进入仕途。现在提出“劳工神圣”，是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决裂。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产生了“工读主义”，就是按照自愿原则结合起来，“脱离家庭、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在团内实行共产”，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从而达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此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通过广泛的发展，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觉悟社对工读主义很重视，1919年11月8日请北大教授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12月15日、20日等讨论会，讨论过“工读主义”。5月1日，胡适到天津觉悟社谈话，大家专门讨论，认为最难做到的是“读”的问题。因为工人工资很低，每天一半时间是工作，不能维持生活、支撑读书。胡适建议自学或当旁听生。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半工半读的想法不一样，他并不想以此为试验改造中国。他只是想将美国大学生的半工半读模式搬到中国来。美国当时工业社会大发展，处于上升时期，好找工作，工资远比中国高，可以通过半工半读完成学业。这些在中国并不具备。
1920年1月，北京的青年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支持下，由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四个青年工读互助团，人数总计几十人。由于经济困难，工读互助团很快维持不下去，3月即解散了。不仅北京如此，上海、广州、杭州、武昌、扬州都是如此。试验的失败，使大家明白了改造社会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同时促使他们反思，认识到平和的经济革命行不通，需要更快地接受马列主义。
曙光社是1919年11月在北京成立的，成员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及法文专修馆和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主要活动是办《曙光》刊物。主要撰稿人有王统照等。1920年底，二卷一期宣布改良，要纠正过去偏重理想、忽视实际的缺点，开始对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进行讨论和批评。大量刊登介绍苏俄的文章及列宁一些著作的译文，并刊登论述劳动、阶级斗争、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等问题的文章，表现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倾向。
关于人道社，笔者没有找到任何资料。笔者推测，选择这四个团体，一方面是觉悟社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李大钊的推荐。
少年中国学会一直很重视这次会面。8月1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茶话会时，张申府报告与觉悟社来京会员见面一事，决定在京会员全体赴会。当时在北京的会员有李大钊、张申府、陈愚生、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的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天津有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马骏、郭隆真、谌小岑等，加上其他团体代表共20余人参加会议。大家推举刘清扬主持会议。刘清扬当时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会上，首先由刘清扬报告开会的宗旨。接着，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组织及经过。继为周恩来演说。其他四个团体代表介绍组织情况，各有所述。李大钊对觉悟社召集这次会议表示感谢。张申府也发表了意见。最后，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则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会议决定，由到会诸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讨论联络问题。
8月18日午后1时，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图书馆开会，决定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并议定宣言、章程若干条，决定由张申府起草，再交各团体通过。最后定名为“改造联合”。
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茶话会，陈愚生向大会报告了18日五团体代表的讨论情况。
茶话会的最后，李大钊“提议本会创立原系讨论学问团体，思想需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自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均应有标明其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则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对外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当场议决，请李大钊以个人名义提出意见，征求全体讨论公决。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李大钊的讲话内容虽然很简短，但是两次提到明确主义的问题。联系到他当时发表的文章，可以想到他的讲话内容会涉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但是还没有为五团体一致接受。
五团体会议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两份文件。
《改造联合宣言》宣布：“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谈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赤旗”是李大钊常讲的话，代表苏俄。《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这个口号与当时提出的“劳工神圣”是一样的。当时的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以前中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眼睛向下，到民间去，到工农中去，看到工农的力量，改造社会要依靠工农的力量，并且提出具体的措施：“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的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这些在当时，对于鼓舞青年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勇气与决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团体会议不仅促进了交流、联合，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1920年初，邓中夏及南京的会员认为：“本会月刊篇幅有限，不能太空泛了。拟选择一个主义以充实之。实仍精神贯注成效可期。况且，本学会7月南京大会转瞬即至，此问题亦彼时应行讨论之一。如会员不先事研究，为这预备，则届时必讨论不出一个道理来。北京方面议定一二月内，先将各种主义精心研究。并一面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讲演，以备吾人参考。过二三月后，由会员开讨论会数次，稍稍决定采取之趋向，以备南京大会开会时提出。”可见，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正在研究、选择、决定信仰的问题，并邀请社会主义者到会讲演社会主义问题。
就在五团体召开会议的同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11月7日，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办《劳动者》。1920年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除李大钊外，还有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缪伯英、高君宇等人。“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召开以及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立，为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在“到民间去”的精神指导下，1920年10月，张国焘、邓中夏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成立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骨干。11月，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真理。邓颖超、马骏等留在国内，积极到工农中去，参加社会实践，推动革命发展。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和两份文件促进了青年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中的许多人从事起劳工、妇女和青年学生运动，同工农相结合，历练身心，励精图治。其中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干部，从而为党的成立和党早期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宝贵的干部资源。
1920年11月，周恩来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留学考察。周恩来到法国后，多次到巴黎郊外华工聚集地做华工的工作，如介绍华工袁子贞加入青年团等。当时在欧洲的华工有10万人，1924年周恩来归国时，工人们诚恳挽留。至临别时，工人们相率哭泣，可见其受工人之爱戴如知己。
五团体会议，加强了周恩来与李大钊、张申府等北京同志的联系。1920年11月，张申府赴法任教，大约12月底或1921年1月初到法国。张申府是北大的讲师，出国前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出国时，李大钊委托他建立海外的组织。张申府到法国后与刘清扬结婚，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因此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其入党时间。
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地区。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由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周恩来虽与勤工俭学学生同行，但是他并不靠做工来维持求学。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定期资助周恩来。周恩来还得到一些亲友的资助。同时，他为天津《益世报》写通讯报道，有稿费收入。所以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法国马赛后没有到工厂做工，而是先到英国。他因报考的学校是秋季开学，加上英国生活费贵，便于次年2月又回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学习法文。他有财力购买报刊、图书，有时间、精力阅读大量的报刊、图书。他在南开中学三年级就可以读英文原著，阅读原文没有问题。同时做社会调查研究，为天津《益世报》写通讯报道，旅欧期间发表了20多万字。从1921年2月至1922年1月，在一年的时间内共发表了58篇文章，其中2篇介绍勤工俭学学生的情况和运动，9篇集中介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其余47篇基本是对西欧各国政治动向的介绍及评论。从58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周恩来视野广阔，评论精准。
周恩来到法国之际，法国工厂纷纷倒闭，或只部分开工，大量裁减工人，勤工俭学学生首当其冲。而1920年又有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到法国，寻找工作更加不易。勤工俭学学生是依靠华法教育会资助求学的，而华法教育会财力有限，1921年1月宣布断绝一切经济上的关系。这个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使数百名失业的靠华法教育会资助的学生断了生计。2月28日，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向警予等发起组织400名学生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进入即将开学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以4年为限。相持大半天，请愿学生被法国派出的警察驱散，但迫使中、法政府当局延长了发放救济费的时间。
周恩来闻讯赶到巴黎调查这一事件，并于3月21日写出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斗争中，周恩来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蔡畅、赵世炎、陈毅等。从此，他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
3月，周恩来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周恩来加入组织后，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就是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斗争。
6月16日，法国报纸登出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到法国借款的消息，勤工俭学学生首先反对。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袁子贞、李立三、陈毅等3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召开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8月13日，又召开第二次大会，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借款协议上签字。
9月，周恩来又参与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陈毅等100多人被驱逐出境，但锻炼了年轻的周恩来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斗争的失败教育了大家：上学都如此困难，实业救国从何谈起？这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从而使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并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周恩来目睹了欧洲“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及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声势浩大的现状，触动很大。此时，欧洲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不同的思想杂然纷呈，并出版了大量刊物、图书，如有关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方面的图书等。周恩来不知疲倦地阅读各个党派的宣传刊物、图书，如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并进行认真研究比较。1921年1月，他在英国给表兄陈式周写信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认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1921年2月，周恩来自英返法。当时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欧洲各国马列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各国共产党纷纷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而独立。面对马克思主义图书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周恩来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但是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对主义的选择，最后于1921年秋（10月后）确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感受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经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最后，周恩来郑重声明：
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3月初，周恩来来到德国。其间，他接到邓颖超的来信，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时惨遭军阀杀害，十分悲愤，写下《生别死离》诗一首，随信寄给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以表心志和悼念之情。诗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信中说：“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并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参与领导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的主持下，从德国、法国、比利时三国来的青年，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空地上开会。23个青年人经过激烈、认真的讨论，决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郑重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当选为委员，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之后，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从这时起，周恩来不仅是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而且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正因为周恩来是经过5年的时间，反复推求比较之后才确定信仰，所以一旦确定，就“一定是不变了”。他的一生实践了他的诺言，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全党楷模。
青年周恩来从事的这些活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他的青年足迹对当代青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启示？
1.对自己、对社会，抱以严肃、认真、负责、审慎的态度。
2.多学习，多读书，特别是多读经典原著，多思考，不盲从。
3.不要死读书，要向社会学习，从实际出发，跟上时代，与时俱进。
来源：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