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嘉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李嘉诚旗下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拟向美国贝莱德财团转让其持有和运营的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的港口。

于右任老先生有一句名言：“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计算利益，应当计算天下人的利益；求取名声，应当求取流传万世的名声。

然而香港的富翁李嘉诚说过：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

李嘉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李嘉诚旗下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拟向美国贝莱德财团转让其持有和运营的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的港口。

长江和记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在当日的公开表态中称：“这项交易是纯商业性质，与近期关于巴拿马港口的政治新闻完全无关。”

李嘉诚，这位在华人商业世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构建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从香港房地产起步，逐步涉足电信、零售、能源等多个领域，业务遍布全球。

然而，他那句“我仅是一个商人而已”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对自身角色纯粹的定位，强调商人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

但在一些重大事件面前，这种说法却显得有些苍白。当商业行为涉及到国家利益、民族大义等重大问题时，商人是否仅仅能够以“逐利”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成为了人们争议的焦点。

巴拿马运河，作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运通道，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在军事上也具有关键的地缘政治价值。

控制巴拿马运河的相关设施，对于维护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李嘉诚将巴拿马运河港口卖给美国企业的这一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

巴拿马运河港口是巴拿马运河周边重要的基础设施，掌握着运河航运的关键环节。这一出售行为意味着美国企业将在巴拿马运河的运营和管理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从商业角度看，这或许是一个正常的资产转让交易，但从更宏观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层面来看，却引发了诸多质疑。

当关键的基础设施被外国企业掌控时，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面临潜在的威胁。在巴拿马运河港口的例子中，美国企业的介入可能会使美国在巴拿马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这可能导致巴拿马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受到美国更多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到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性。

例如，在国际政治紧张时期，美国可能会利用对港口的控制权，对通过运河的特定国家的船只进行限制或检查，从而损害其他国家的航运权益。

港口运营涉及大量的贸易信息、航运数据等，这些数据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企业在获取巴拿马运河港口的控制权后，可能会获取这些敏感信息。

一旦这些信息被不当利用，不仅会损害巴拿马的经济利益，还可能对与巴拿马运河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造成信息泄露的风险。

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看，这种为了私利将具有重要意义的资产出售给外国企业的行为，容易伤害本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在华人世界中，许多人对李嘉诚的这一行为表示失望。

巴拿马运河港口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民族的骄傲和国际影响力，其被出售给美国企业，就像将民族的瑰宝拱手让人，这让人们感到自己的民族尊严受到了践踏。

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一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多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与巴拿马在贸易、外交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

李嘉诚的出售行为可能会被一些国家视为中国企业或华人在国际事务中缺乏民族大义的表现，从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这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在类似国际事务中的效仿行为，加剧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商人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在现代社会，企业的成功往往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包括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

因此，商人有责任回馈社会，维护国家大义，为社会的发展、稳定和公平做出贡献。例如，许多成功的企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如教育扶贫、环境保护等，这就是商人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而民族大义则是商人社会责任在国家层面的升华。在国际斗争日益加剧今天，国家仍然是民族利益的重要代表。商人的商业行为应该在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前提下进行。

当面临国家主权、安全等重大问题时，商人应该将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历史上有许多商人在国家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为国家独立、发展做出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爱国商人积极捐款捐物，支持抗战事业，甚至有些商人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和条件，回国投身于民族工业的建设。

例如，霍英东先生在抗美援朝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为志愿军运送急需物资，为国家的安危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改革开放后，霍英东先生积极参与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兴建了多个大型项目，对推动内地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任正非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带领华为绝地反击，捍卫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尊严；张謇、曹光彪等企业家，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倾尽全力。

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企业家。反观李嘉诚，从早年从内地撤资到如今出售港口给美国企业，他的每一步商业决策，虽然在经济层面看似精明无比，但却在无形中暴露自已重利轻义的本质。

战略资产不同于普通商品，像港口、运河等基础设施，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与战略安全。将巴拿马运河港口拱手让给美国资本，无异于将自家大门的钥匙交给了潜在对手。

商人在追求利润时，首先要遵守法律法规。这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底线。在国际商业交易中，各国都有相关的法律来规范商业行为，同时也

有国际公约来保障公平的贸易秩序。

商人应该确保自己的商业行为符合这些规定，避免因违法违规行为而损害国家利益。例如，在美国政府不断打压中国的活动中，爱国商人一定要与祖国共命运，最起码不做资敌的行为，不要再祖国伤口上撒盐。

商人在决策时，应该综合考虑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有时候，为了短期的私利而忽视民族大义，可能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以李嘉诚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为例，从短期看，他可能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行为损害了他在华人世界的声誉，也可能影响到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其他商业利益。

商人应该认识到，维护民族大义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商业信誉，从而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国际合作中，商人可以积极寻求合作共赢的方式，但同时也要注重维护民族利益。

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这些企业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确保国家的战略利益得到保障。

商人可以通过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等方式，在国际商业活动中提升自己的民族形象，实现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平衡。

要

引导商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和文化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学校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加强对民族大义、社会责任等价值观的教育。

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也是引导商人价值观的重要力量。公众对于商人的行为有着监督和评价的权利。当商人的行为违背民族大义时，社会舆论应该及时发声，形成舆论压力。

例如，通过媒体报道、社交媒体讨论等方式，让商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评判。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建立评价机制、表彰优秀商人等方式，引导商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商人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我仅是一个商人而已”为借口，忽视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民族大义。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

中国有句古训说的好：背靠大树好乘凉。正如《大公报》所评论“饮水思源有担当，背靠祖国谋发展”，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更直白地指出“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良知的中华儿女都应当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霸凌欺凌中华民族时，义无反顾地反击它们，而不是出卖国家利义，否则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源：拂光疏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