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日前，他在朝会时突然昏厥，太医诊断为“风疾入脑”，但一碗碗汤药灌下，石勒的病情却急转直下。

333年8月，皇宫外雷声轰鸣，暴雨如注，60岁的石勒躺在龙榻上，呼吸急促。

数日前，他在朝会时突然昏厥，太医诊断为“风疾入脑”，但一碗碗汤药灌下，石勒的病情却急转直下。

当侍从禀报太尉石虎求见时，石勒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警觉。

这位战功赫赫的侄子，已在邺城私铸兵器、囤积粮草，甚至扬言“主上若崩，必不留种”。此刻冒雨入宫，绝非探病那么简单。

石虎踏入寝殿时，甲胄未卸，腰间佩刀隐隐泛着寒光。他跪在榻前，声泪俱下，石勒盯着他，忽然剧烈咳嗽，鲜血溅在龙袍上。

次日清晨，石勒因“风疾暴崩”。他的主治太医“失足”坠井，药方不翼而飞。中书令徐光受命密拟遗诏，却被石虎以“矫诏”罪名处斩。

石勒死后七日，石虎废杀太子石弘，将石勒子孙三十余人悉数诛戮，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未放过。

后赵从此堕入深渊。

那么，石勒是谁，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又为何没在生前处理掉心怀叵测的侄子石虎呢？

奴隶石勒

西晋太康年间，塞北灾害频繁，胡人部落难以维生。羯胡人作为匈奴别部，被迫从并州北部的山谷南迁至中原腹地。

石勒出生于羯胡首领家庭，幼时名为“阿㔨”。尽管家族为部落首领，但南迁后的石勒一家与普通流民无异，靠贩马、佣工为生。

288年，15岁的石勒随雇主郭敬入洛阳贩马。

在喧闹的市集上，他沙哑的吆喝声引起了司徒王衍的注意。王衍精通音律，从石勒的呼喊中听出了“金戈铁马”之气，断言此子日后必为乱世枭雄。

于是，王衍当即派兵追杀，但石勒早已混入人群中逃离。

十二年后，“八王之乱”愈演愈烈，中原陷入混战。乱世中的胡人成为官府抓捕的对象，并州刺史司马腾的部将阎粹大肆搜捕胡人，将他们贩卖到山东充作奴隶。

石勒被套上重枷，与数百胡人一同押往冀州。若非旧主郭敬的族兄郭阳暗中关照，他或许会像大多数胡奴一样死于途中。

石勒身长七尺五寸，须长三尺，声如洪钟，在茌平地主师驩的庄园里，他因相貌奇异被免除了奴籍，派往牧马场劳作。

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个盟友，牧帅汲桑。

牧马场的生活让石勒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力量。他与汲桑招募了王阳、夔安等八名悍勇之徒，组成“八骑”。以茌平为据点，劫掠富户、袭击官军，迅速积累了声望。随着郭敖、刘征等十人加入，队伍扩充为“十八骑”。

这支土匪武装的成员多为胡汉流民，精通骑射，行动迅捷，成为冀州一带令人闻风丧胆的力量。

304年，成都王司马颖在“八王之乱”中失势，部将公师藩在清河郡起兵勤王。

石勒与汲桑认为这是跻身正规军行列的良机，就率领十八骑前往清河投效。为了笼络人心，公师藩还特意授予石勒“扫虏将军”的职位。

然而，这支乌合之众很快就被名将苟晞击溃，公师藩战死，石勒再度流亡。

此次兵败，对于石勒的影响极大。他深知，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和明确的战略，单凭武力难以成事。

因此，石勒与汲桑再次潜回茌平，以牧马场为基地，四处吸纳流民、释放囚徒，逐步组建起了一支万人军队。

三年后，汲桑预感时机成熟，打出“为司马颖复仇”的旗号，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先锋，目标直指司马腾的驻地，邺城。

作为并州刺史，司马腾在大规模组织贩奴中获利匪浅，他沉迷享乐，纵情酒色，对军事丝毫不感兴趣。

于是，在石勒率军夜袭，火烧邺城西门时，守军大开方便之门，不战自溃，司马腾也丧命于乱箭之中。

夺取邺城后，汲桑、石勒的威名广播四海，震动整个中原，可也因此招来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全力围剿。

不久后，苟晞统兵五万，征讨汲桑。面对司马越的精锐之师，起义军溃不成军，汲桑战死，石勒仅率残部逃脱。

建国称帝

走投无路之际，石勒投奔到匈奴贵族刘渊的麾下。刘渊自诩“汉室后裔”，刚在离石称帝，正以“反晋复汉”的旗号，吸纳各方势力

石勒初至刘渊帐下时，就以智取乌桓首领张伏利度的壮举，赢得了满堂彩。

当时，他假意叛逃，骗取张伏利度的信任，随后在宴席上突然发难，挟持了乌桓首领，逼降了他的部众。

收到消息后，刘渊大为欣慰，亲封石勒为平晋王，委以征伐重任，经略河北。

此后多年，石勒率部横扫河北诸郡，他采用“攻城不占、掠地不守”的闪电战术，令晋军疲于应对。

但不同于其他流寇，石勒严禁部下劫掠百姓，他的军队以抢夺士族为生，对西晋官僚阶层充满了仇恨。

甚至，他还设立了“君子营”，吸纳汉族士人。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足以改变自身命运的关键人物，张宾。

张宾出身于中山太守之家，常自比张良、郭嘉，对晋室失望透顶。他主动投奔石勒，为石勒规划了一条“据襄国，图河北”的宏伟战略。

311年四月，石勒率军截击司马越的送葬队伍。

护送司马越灵柩的队伍从洛阳返回东海封国，随行的有十余万军民，以及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宗室重臣。

石勒的斥候早已探明路线，他亲率轻骑埋伏于苦县宁平城的隘口。

当晋军行至宁平城郊时，石勒的骑兵突然从四面杀出。晋军主帅钱端虽率部拼死抵抗，但长期养尊处优的禁军根本不是河北铁骑的对手。

石勒以“围三阙一”之策，故意留出南面缺口，诱使晋军溃逃，随后命弓弩手射杀逃兵。一日之内，十万晋军全军覆没，钱端战死，王衍、司马范等宗室文臣尽数被俘。

面对石勒的审问，这位曾预言石勒“必乱天下”的名士，此刻跪地求饶，竭力撇清与晋室的关系。

石勒冷笑道：“君名冠四海，身居宰辅，天下崩坏，岂得无责？”

当夜，石勒命士兵推倒土墙，将王衍、司马范等十余位晋室贵族活埋于废墟之下，西晋统治集团彻底瓦解。

两个月后，刘聪的前赵大军攻破洛阳。

匈奴骑兵在城内肆意劫掠，宫室焚毁，百姓流离。晋怀帝司马炽在逃亡长安途中被俘，羞辱性地受封为“会稽郡公”。

中原士族纷纷南渡长江，石勒则趁机巩固河北，将势力扩张至幽州、并州城下。

不久后，石勒采纳张宾的策略，向幽州守备王浚假意称臣，并献上珍宝，诱使他放松戒备，随后突袭幽州，斩王浚于乱军之中。

而在攻略并州时，石勒则利用刘琨与鲜卑拓跋部的矛盾，联合拓跋猗卢夹击晋阳，迫使刘琨退守代北。

319年，石勒在襄国称赵王，正式脱离前赵独立。

他仿汉制设尚书台、御史台，以张宾为右长史，总揽政务。为笼络士族，石勒恢复九品中正制，允许汉人通过察举入仕。

同时保留胡人传统，置“大单于台”统辖胡人，维持军事优势。

事实上，石勒创立的胡汉分治制度，短期内缓解了民族矛盾，可长期却加剧了社会分裂。

汉人士族虽获参政机会，却始终被排斥在核心权力之外；胡人部落保留军事特权，成为政权动荡的隐患。

当然了，石勒对于农业的看重，要远胜于同时期的前赵帝王。他深知“无农不稳”的道理，下令在河北大兴屯田，招募流民垦荒，免除了三年的赋税。

而且，他还命人重修西门豹渠，灌溉邺城周边农田，使河北成为后赵的粮仓。至326年，后赵仓廪充实，“谷帛如山，可供十年之需”。

正所谓，打仗打得就是后勤保障。有了粮草后，石勒的眼光，就从小小的河北，放到了洛阳和建邺。

死后族灭

328年，石勒亲征洛阳，与刘曜决战。他利用刘曜酗酒的弱点，命石虎佯败诱敌，待刘曜醉卧营中时发动突袭，一举俘杀了这位前赵皇帝。

而对于“龟缩”在长江以南的东晋王朝，石勒虽未渡江，却屡派石虎南侵，劫掠淮南，迫使东晋不断的收缩防线。

至此，石勒统治下的后赵，疆域“南至淮河，北抵大漠，东临沧海，西据陇右”，成为十六国中版图最广的政权。

然而，石勒的晚年，也遭遇了棘手的继承人问题。

他的儿子石弘性仁孝，好文辞，深受汉人士族支持。侄子石虎骁勇善战，功冠诸将，却是残暴嗜杀的武夫。

为了平衡各方势力，石勒思索良久后方才立石弘为太子，命他监国理政，又以石虎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

当时，石虎对此极为不满，公开宣称：“皇帝驾崩以后，要杀光他所有的子孙后代。”

甚至，石虎还私铸兵器，在邺城囤积粮草，准备政变。石勒虽有所察觉，可念及叔侄亲情，仅以“辅政大臣”之名将他调离了中枢。

毫无疑问，这一决定为后赵政权，埋下了极大的祸根。

333年，石勒病逝于襄国，临终前告诫子孙切勿重蹈“八王之乱”的覆辙，并遗命丧事从简，勿扰百姓。

然而，石虎迅速控制了禁军，废杀太子石弘，屠尽石勒子孙三十余人。他自立为天王，改元“建武”，开启了血腥的恐怖统治。

对内，石虎诛杀了张宾之子张班等汉人士族，清洗朝中异己。对外，频繁征发民夫攻打前燕、仇池，导致河北户口减半，白骨蔽野。

石虎死后，后赵民变四起，冉闵趁机发动“屠胡令”，彻底终结了石氏政权。

从奴隶到帝王，他打破了阶级与民族的界限；从流寇到君主，他展现了乱世中罕见的政治智慧。

可他的统治也暴露了军功集团的局限性，依赖个人威望，缺乏制度化的权力传承。

他对石虎的纵容，本质是对军事贵族的妥协。这种“以武立国，以暴维统”的模式，虽能短暂统一北方，却无法构建长治久安的秩序。

后赵的迅速崩溃，成为十六国时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典型注脚。

来源：史笔似尘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