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遗产保护工作的标准工具[33]，数字赋能（Digital Empowerment）时代，新技术赋予组织和个人更多的能力和机会学习遗产相关知识并参与遗产保护过程[34]。我国《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建

全文刊登于《中国文化遗产》2024年 第2期《笔谈：数字化为文明赋彩》P19-21

一、数字赋能时代的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遗产保护工作的标准工具[33]，数字赋能（Digital Empowerment）时代，新技术赋予组织和个人更多的能力和机会学习遗产相关知识并参与遗产保护过程[34]。我国《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和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35]。“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国家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创新，大力推进让文物活起来[36]。数字技术的快速应用不仅是促进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为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

技术进步为遗产保护和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遗产数字化逐渐从信息的数字化向移动交互阶段发展[37]，数字孪生、扩展现实、3D 打印、游戏引擎、数字人、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创造了海量遗产数据。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相互融合，以数字形式发布、存取、利用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系统构建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平台、科学管控及创新利用数字资源，是支撑和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抓手。但由于技术发展给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变革性影响，遗产保护者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要求。从全球视野审视数字化保护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前沿动态，探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责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遗产数字化保护国际动态

在全球遗产保护实践的历史上，技术进步始终为保护工作提供支持，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我们观察、利用和认识遗产的方式。以世界遗产为例，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通过之后，互联网和个人电脑逐渐兴起，世界遗产从一个发起于欧洲的保护行动，逐渐扩展到为全球化的保护体系，其中信息技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世纪以来，公众参与、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促进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全球化进程。2003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以及世界遗产的咨询机构通过了一系列的以数字遗产保护为主题的政策文件，不再单纯讨论遗产本体保护，“数字遗产”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保存数字遗产宪章》把遗产的概念由物质本体拓展到了数字化档案[38]；《伦敦宪章》是第一个关于文化遗产三维可视化的国际标准[39]。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①，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唯一一个聚焦空间技术的世界遗产研究机构，体现了对技术方法的高度重视。

从数字化保护的主题来看，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呈现出从平行发展到相互融合的趋势。自然遗产数字化保护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开始，保护对象从最初对物种的数字化记录逐渐发展为面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数字化监测和管理；2000年以后，开始重视遗产保护的效能评估和地方能力建设。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围绕对物质性文化遗产的记录和监测；2000年以后，该领域逐渐关注更加综合的遗产保护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应对、遗产旅游、文化景观保护、社会协同等等；2017年以后，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融合越来越多地作为数字化保护的重要议题。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整合遗产地的自然和文化信息，打破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并促进建立更加全面综合的保护体系，是当前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关注重点。

三、数字赋能时代数字化遗产保护实践前沿

数字赋能时代，数字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向：

1.数字技术支持下的遗产全景式记录。新技术使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频率和视角来观测遗产，大量基于图像、激光等手段的遗产地记录正在不断深化我们对遗产的记录和理解，并提升了遗产档案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遗产大数据不仅能够延长遗产的寿命，使得遗产在数字世界获得“永生”，还能开展智能化分析，为遗产评估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数字遗产实践向公众开放了遗产档案建设的过程，正在迈向遗产档案的“去中心化”。这些变革要求遗产保护者掌握必要的数字技术和方法，并积极应对新技术所带来的改变。

2.基于遗产大数据的遗产动态监测与管理。遗产不仅是静止的文物，更是动态人居环境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动力[40]。当代以整体性、动态性、连续性的视角探讨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遗产感知技术和动态大数据平台的发展为遗产地的动态监测和管理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遗产保护中多类型、多学科数据的高度集成和快速分析，是传统管理方法和技术无法比拟的。针对不同的遗产类型建立相应的遗产信息平台构架和数据标准，满足多种管理的动态需求，将是数字时代遗产保护者的重要使命。

3.基于扩展现实技术的遗产互动式展示。对于世界遗产的阐释和展示来说，多层次的价值和多学科的知识很难通过传统手段实现充分地、有趣地、参与式地解说。以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为代表的扩展现实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遗产展示当中，以遗产高度信息化为基础，开发一系列互动式的遗产展示，全面展示多层次的遗产特征和价值。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遗产展示从之前的以遗产对象为中心逐步发展为以用户为中心，参观者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借助数字手段获取丰富的、定制化的遗产信息，极大提升遗产展示和传播的效率和品质。

4. 数字资源共享与保护能力建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相继建立了大量遗产保护的国际性平台、数据库、网站、实验室等，借助互联网技术为国际合作和地方能力建设持续助力。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平台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建设的多样性保护数据库、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等机构共同建立的PANORAMA②数据库等，使得世界遗产知识在全球的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得到极大提升，推动世界遗产知识生产机制的新变化。未来需要遗产保护者们共同建构面向参与者活动和遗产要素的相互连接的数字生态系统。

四、遗产保护者的时代责任与挑战

数字赋能时代为文化遗产高质量阐释与展示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数据驱动下的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更完善的数据资源：全球范围内仅有约15%的文化遗产拥有数字化资源，大量遗产信息正在面临着自然或人为破坏所带来的威胁[41]。无论是世界遗产的有效保护，还是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都必须以更加完备的遗产数字资源作为基础。因此，推动各级遗产数据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探索遗产数据的标准和规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遗产保护者的重要任务。

研究更加丰富的遗产数字化保护方法：当前遗产数字化保护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考古遗址、古建筑、石刻、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对于文化景观、线路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类型缺少具有针对性的方法和工具。不同类别的遗产数字化保护和展示工作缺少顶层设计和理论指导，更多围绕点状文物的数字化，缺乏全景视野下对技术的集成性应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数字资源生产的不平衡和资源浪费。因此，遗产保护者应当积极探索多类型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促进高技术和低技术的结合：尽管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延长遗产的寿命，但进行遗产的高精度记录和管理仍旧非常耗时费力。阻碍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软硬件的更新、技术成本高昂、投资回报率低，这也是目前大多数遗产保护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在遗产保护过程中重视技术的适用性与易用性，推动高技术和低技术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更有效地跟踪和归档数字遗产，还能够降低因技术故障所带来的数据损失。

建构数字遗产实践伦理框架：数字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仍旧缺乏必要的伦理框架和工作规范。作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数字化遗产项目之一，“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于2020年暂停，其原因在数据收集和应用方面缺乏充分的规范和指导。由此可见，实践理框架和工作规范的完备，是有效利用数字遗产的最为核心的保障。随着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迅速增长，对其质量评价、管控和应用创新需要扎实、全面的研究和理论支持。

作者简介

杨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导，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荣誉高级研究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遗产档案科学委员会专家委员。

来源：考古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