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社会，直播已如汹涌浪潮，席卷了大众的生活，成为一种主流的娱乐消遣模式。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新兴媒介究竟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影响？当直播逐渐重塑我们的休闲时光，它又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刻下了怎样独特的印记？

在当代社会，直播已如汹涌浪潮，席卷了大众的生活，成为一种主流的娱乐消遣模式。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新兴媒介究竟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影响？当直播逐渐重塑我们的休闲时光，它又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刻下了怎样独特的印记？

有人或许会质疑，直播是否只是一种浪费时间、质量欠佳的娱乐方式？其背后关联的消费主义，是否是现代资本主义非理性发展的极端体现？

但无论我们持何种态度，直播在短短几年内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人消磨时光的重要途径，这一现象都值得深入剖析，探究它所反映的社会价值以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蕴含的大趋势。

从人类文明伊始，娱乐消遣便如影随形，不同时代有着各异的娱乐方式。古希腊时期，人们热衷于参加祭祀酒神迪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各城邦的剧院中，喜剧和歌剧的表演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罗马人则对斗兽场中角斗士与野兽的竞技表演痴迷不已。后来，欧洲人走进剧院欣赏戏剧，不过，欧洲戏剧与古希腊戏剧在艺术表达上已大相径庭，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展现的人与命运的冲突，和索夫克雷斯的《俄狄浦斯王》有着截然不同的韵味。

17世纪，小说这一崭新的娱乐模式悄然登场，并与中产阶级的兴起紧密相连。小说传播广泛、通俗易懂，相较于剧场的华丽与激情，它更能展现中产阶级日常的柴米油盐。

在之后的300年里，小说稳坐主流消遣娱乐模式的宝座，尽管报纸和时事新闻对其影响力有所冲击，但未能将其取代。

直至20世纪，电视横空出世，迅速成为现代人消遣的首选，一家人饭后围坐看电视成为常态，千禧年左右，美国家庭每天看电视的时长可达六七个小时。

再后来，智能手机强势崛起，逐渐取代电视，人们从对着大电视屏幕，转为捧着小巧的手机，直播、短视频等各类消遣模式在手机上蓬勃发展。

回顾这一漫长的娱乐消遣模式演变历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两个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趋势：个体化与全球化。

先谈个体化。曾几何时，社会主流娱乐活动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无论是古希腊的酒神祭祀、罗马的斗兽场竞技，还是早期欧洲社会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或法国歌剧，人们都需积极参与社会，融入其中，才能享受娱乐。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721年，两个波斯人来到法国歌剧院，他们竟误以为台下观众的社交活动才是真正的“节目”，全然没意识到法国人是为看台上演出而来。

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法国人去歌剧院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社会性活动，歌剧院宛如社会各阶层的缩影。

然而，随着17世纪小说的出现，娱乐消遣活动开始向个体性转变。

卢梭认为，中产阶级的兴起使欧洲社会不再适合观看歌剧，小说才是适合他们的消遣方式。他觉得巴黎郊区的中年妇女结伴看歌剧更多是为了攀比，而非获得道德和文化提升，相反，读小说能让她们在消遣的同时，提升道德情操与文化素养。

卢梭的观点影响深远，此后小说逐渐取代戏剧，成为主流娱乐。读小说时，人们往往独自沉浸其中，与社会暂时脱节，个体性得到凸显。

而如今，无论是电视观众、手机使用者还是直播看客，都愈发成为脱离社会标签的单独个体，这可视为从小说时代开启的个体性趋势的延续与极端化。

或许有人会反驳，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上网时我们身上贴满了各种标签，看似充满社会性。

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基于人与人彼此认可的社会性，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对社会性的定义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联系，而互联网给予的标签和社群，更多只是共同性，若要形成真正的社群，还需进一步了解彼此，绝非仅因共同兴趣就构成有意义的社群。

再看全球化。从古希腊戏剧到罗马决斗场，从欧洲戏剧到小说、电视，我们能观察到地域性文化逐渐削弱，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即“民族精神”（folkspirits）不断式微。

曾经，一个文明的娱乐消遣模式深刻反映着该文明的社会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精神与性格。

比如古希腊酒神节，它不仅是娱乐活动，更代表着古希腊人打破禁忌、放纵欲望、回归自然的非理性状态，这种酒神精神与代表理性的太阳神精神相互交织，构成古希腊人的民族精神，具有极强的民族属性，与同时期的波斯、中国文化截然不同。

再如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创作于1727年，虽历经沉寂后在19世纪复兴，但对于不了解基督教背景和欧洲文明的人而言，理解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仍存在障碍。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这种民族属性在消遣活动中愈发薄弱。18、19世纪的小说还保留一定民族性，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展现出俄罗斯文明的独特光辉，但随着科技进步、文明交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趋同，消遣方式也日益相似，小说中的文化属性逐渐减少。

到了电视和手机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普及后，民族精神愈发淡薄。如今，即便我们穿着汉服上街，最后也可能通过手机记录并上传至全球化平台供全世界消遣娱乐，这更多是一种全球化的娱乐行为，而非民族精神的真正延续。

直播作为当下的娱乐新宠，正是个体化与全球化趋势共同作用的产物。

在直播背后，是一种具有全球性的价值观，它取代了民族精神，将人塑造为平等、扁平的个体，模糊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特质。

在这种价值观下，娱乐活动的假想观众是没有社会属性、文化内核和民族精神的空洞个体。

与2500年前古希腊悲剧作家索夫克雷斯创作《俄狄浦斯王》时心中有着特定的、具有强烈社会属性和民族精神的观众不同，如今的编剧、主播在创作时，面对的仿佛是在主流空洞价值观里随波逐流的“浮尸”。

但这并非对直播的单纯批评，它只是过去三四百年人类消遣娱乐活动发展趋势的必然延续。

直播浪潮反映出的个体化与全球化趋势，深刻改变着社会。个体化使人们在娱乐中愈发孤立，从社会活动转向自我封闭；全球化则削弱了民族特色，让娱乐背后的价值观趋于统一。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失去了部分丰富多元的社会特征，被塑造为看似平等却又缺乏深度的扁平个体。

未来，随着娱乐模式的持续演变，我们应思考如何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避免过度丧失自我与文化特性，重新找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间紧密而有意义的联系。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