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月18日，浙江嘉兴一对夫妇悬赏5万元寻找造谣他们患艾滋病的线索引发广泛关注。当事人冯先生称，一个月前他和妻子莫名被造谣感染艾滋病，镇上和周边居民不少都信以为真，身心和生意受到严重影响。他们在店门口贴出医院检测报告以自证清白，同时警方已立案。（3月19日 《新

□杜钦汝 (云南财经大学)

3月18日，浙江嘉兴一对夫妇悬赏5万元寻找造谣他们患艾滋病的线索引发广泛关注。当事人冯先生称，一个月前他和妻子莫名被造谣感染艾滋病，镇上和周边居民不少都信以为真，身心和生意受到严重影响。他们在店门口贴出医院检测报告以自证清白，同时警方已立案。（3月19日 《新京报》）

冯先生夫妇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谣言对普通人生活的毁灭性影响。据冯先生描述，自从谣言传播以来，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以前一天的营业额三四千，现在每天一百都不到。许多顾客因害怕被传染而不再光顾，更有甚者对他们指指点点、避而远之。现在一家人都遭受着来自邻里的异样眼光，社交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这种无形的“社会性死亡”远比谣言本身更令人窒息。

这一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网络谣言屡见不鲜，从“塑料紫菜”到“棉花肉松”，从“新生儿喝米汤更有益于成长”到“80后死亡率达惊人”，谣言披着“真相”的外衣四处流散，给许多无辜者带来巨大的身心伤害。冯先生夫妇的遭遇，正是无数谣言受害者的缩影。他们张贴检测报告、悬赏寻线索的举动，看似是对谣言的正面回击，实则暴露了普通民众面对谣言时的无力与无奈。面对谣言，“自证清白”绝对不是首要之选。

首先，“自证”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手段。谣言的传播往往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控性，而受害者在谣言面前处于劣势地位。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收集证据、证明自己，这种被动的应对方式难以从根本上阻止谣言的扩散。其次，“自证”难以消除公众的疑虑。即便受害者能够提供证据，部分人仍会因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保持负面态度。最后，“自证”无法追究造谣者的责任。受害者在“自证”过程中，往往难以找到造谣者，更无法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有苦难言”的局面，使得“自证”在谣言治理中显得力不从心。

网络清朗行动自开展以来，相关部门对虚假信息、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显著增强，网络环境整体呈现向好趋势。然而，谣言依然屡禁不止，这一矛盾背后折射出信息时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从技术层面看，社交媒体趋向于向用户推送吸引眼球的内容，一旦识别到用户对某些事件感兴趣，算法机制又将人们桎梏在其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造谣成本极低，如果相关信息是未经证实的谣言，那么谣言就会在人们心中占领舆论高地。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谣言的滋生往往契合公众的焦虑情绪或猎奇心理，在突发事件、公共议题中，信息模糊地带易被情绪化、片面化的内容填补，理性让位于群体共鸣。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利益驱动，部分自媒体将“流量经济”异化为“谣言经济”，通过制造冲突、捏造反转收割关注，而“低成本与高利润”天然具有的吸引力进一步助长了投机心态。

网络谣言猛于虎，“自证”治标不治本。网络空间治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政府、平台、用户形成治理同心圆，让谣言无处遁形，让真相永驻人心。只有三方协同合作，从完善法律法规、优化平台算法、提升用户辨别能力等多方面入手，才能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营造一个真实、有序的网络空间。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