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右翼媒体声称‘南京是空城’时，98岁的幸存者李秀英颤声说：‘我的伤口，就是活着的证据。

日本右翼媒体声称‘南京是空城’时，98岁的幸存者李秀英颤声说：‘我的伤口，就是活着的证据。

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学术论坛，“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一话题，始终藏着复杂而敏感的张力。

如《人民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的报道所言，“每一个还在世的见证人，都是在用体温捂热先人的呼吸。”

在南京大屠杀的诸多争议中，“南京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屠杀”的言论，尤以“空城论”最富挑衅意味。

2015年，《产经新闻》援引部分日军老兵的口供，把南京城描绘成了“空无一人”的荒城，断言“不存在屠杀”。

这个论调瞬间在日本右翼社群中疯传，引发了堪称中日近现代关系史的又一次外交风波。

“空城论”背后隐藏着一套看似“严密”的逻辑链：他们先是质疑南京战时期的人口统计（比方说，认为战前南京只有20万人口），再质疑尸体掩埋记录的真实性，由此一步步将历史事实碎片化，最终达成否定南京大屠杀本身的目的。

若没有对史料做深入对比，表面上确实很难一下子看出破绽。

而这种“先质疑数据，再否定结论”的思路，往往以学理形式出现，增加了舆论的困惑。

日本右翼势力也深谙“学术包装”的重要性。

他们利用个别学者或退役军人的证言，把人道主义灾难描绘成一场“无可避免的战时冲突”，甚至抹去“系统性屠杀”的痕迹。

以田中正明为例，他在著述中极力把死亡人数压缩到1.5万—3万。

一旦把数字大幅降低，“南京大屠杀”的悲壮就会被模糊化，使人们对侵华战争的整体暴力性认知也随之削弱。

然而，国内学界和国际学界联合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包括大量埋尸档案、影像记录，以及德国拉贝等外国人日记，构成了“铁证如山”的证据链。

日本右翼的“学术考据”，常常是有选择地拿数字做文章，刻意斩断大屠杀的因果关系。

这种选择性考据，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欺诈：他们并非无知，而是有意回避修正主义将带来的历史与道德质疑。

1997年，时年29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出版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浩劫》，犹如一记重锤打破西方世界的沉默。

她从日军档案、西方传教士的记述，以及幸存者的口述三方角度出发，用一个年轻女性独具的细腻笔触，拨开了那段血淋淋的历史帷幕。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依旧围绕30万惨案死亡人数展开。

书中提到，“30万”这一数字是国内外史料中公认的最大值，也是真正震撼人心的象征。

尽管日本右翼群体对此大加批判，但2023年史学家孙宅巍的新著《“数”说南京大屠杀》，则以多达872次屠杀记录以及埋尸档案，将30万的规模以深入统计学方法再度佐证。

国际社会由此进一步认定，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屠杀是系统性的、不可辩驳的战争罪行。

时代没有给张纯如更多喘息的空间。

她写完《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右翼团体持续对她进行言语威胁，社交网络上也充斥着对她学术能力的责难。

有斯坦福教授曾评论她“缺乏史学训练，不足以做严谨的历史研究”。这些质疑在她幼小心灵里轰鸣，终日相随。

2004年，张纯如因抑郁症不幸自杀，年仅36岁。

这场悲剧带来的痛楚也震撼了她的家庭：父亲张绍进和母亲张盈盈，用了近20年的时间来消化女儿离世的现实。

2024年，淮安张纯如纪念馆落成时，父母布满皱纹的双手把女儿的未公开手稿捧进了展览馆。

母亲张盈盈还著书《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将女儿短暂却闪耀的一生记录下来。

这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20年后的精神团聚”。

有媒体拍下这对白发苍苍的父母在纪念馆前落泪的一幕：对他们来说，张纯如未曾离去，她的文字和理想，依旧在唤醒跨越国界的良知。

马立诚的言论则呈现完全相反的叙事逻辑：

以“南京战前户籍人口仅20万”为由否认30万遇难者，却刻意忽略战时难民涌入使实际人口达50万以上的史实（证据显示仅安全区即庇护25万人）。

将屠杀定义为“战争必然伤亡”，混淆“战斗伤亡”与“系统性屠杀平民”的本质区别。

其观点与日本右翼教科书高度同步，如将“南京大屠杀”改称“南京事件”，淡化日军侵略性质。

主张“以日本为核心构建东亚经济圈”，复刻二战“大东亚共荣圈”话语，被学者批为“数典忘祖的经济绥靖主义”。

与张纯如的实证研究不同，马立诚未提供任何新史料或严谨论证，仅依赖人口统计的片面截取。

其言论遭中日学者联合驳斥，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指出：“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包含美、德、英等多国档案，死亡人数30万是法庭审判与学术研究的共识”。

2025年3月，澎湃新闻一篇报道登上热搜：名校学子陈帅在失联20年后，竟被发现在火车站流浪，最终在警方与志愿者协助下与家人团聚；

另一桩案件的主人公谢浩男，被拐卖20年后才与家人破镜重圆。

他们在经历了岁月的割裂与身世之谜后，再度回到那个曾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家”。

这是一种对“历史断裂”的暗喻：当民族记忆被“否定论”或“空城论”撕碎，人们便会陷入群体身份的迷惘。

个人寻亲，和民族记忆修复，既是外在的事件共同体，也是一种内在的情感映射。

每一次“团聚”，都意味着对破碎记忆的拯救，对陌生现实的缝合。

正如张纯如父母的经历，纪念馆承载了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力量。

2023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公祭日前夕发布新书《时间证人》，与江苏卫视特别直播《国之祭》遥相呼应。

在直播中，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追声朗读幸存者证言，如同一次全民“集体默哀”：那种悲恸、欷歔和愤懑，在无形之中将个体与国家、眼泪与历史紧紧绑在一起。

另外，淮安张纯如纪念馆近年来也成为跨国“记忆纽带”。

经常能看到美籍华裔青年，站在那座小小的展厅里发呆、拍照、写志愿者笔记。

他们发起了“历史真相守护计划”，收集更多民间口述与影像资料，把这份记忆带到世界各地。

在当今高速运转的媒介时代，是否还需要一座纪念馆来凝固记忆？

面对“南京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屠杀”这种逆转事实的荒诞论调，历史的回响从未平息，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更多的人听见真相的脉搏、懂得真实的分量。

也许，铭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这段苦难不再重演。

在回看张纯如与马立诚这些争议人物时，我们不必用简单的好与坏去裁判他们。

只要始终坚信事实胜于雄辩，那些“空城”谎言终究无所遁形。

最后留给读者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封信可以穿越时空，你会写给1937年的南京，还是2025年的自己？”

愿每一个与“历史”相关的日子，都是对真相的凝视。

没有忘却，就不会失去信仰；

因为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它依旧流淌在我们每《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一个人的血液里。

参考资料：

1.抗日战争纪念网/光明网-《光明日报》：

2.格尔木日报：以“数”证史,这位历史学者以新视角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

来源：老张健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