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7年到1948年，在上川东地委下面共成立了七个县一级的工作委员会。第一工委于1947年11月成立，代理书记邓照明，委员陈以文、王敏，辖大竹、达县、梁山、垫江一带，以后又增加了开江、开县。

1948年2月，由邓照明指挥在达县、大竹、梁平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

川东临委成立以后，组织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是1948年2月由邓照明具体负责，在梁平县虎城乡、达县南岳、大树乡等地举行的“虎南大”bao动。

1947年到1948年，在上川东地委下面共成立了七个县一级的工作委员会。第一工委于1947年11月成立，代理书记邓照明，委员陈以文、王敏，辖大竹、达县、梁山、垫江一带，以后又增加了开江、开县。

邓照明是四川大学学生，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1939年去延安青干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调到晋西北根据地宁武县担任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取得了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经验。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1946年回四川工作。

第一工委的前身，是彭咏梧领导的邻(水)大(竹)工委。1947年7月，彭咏梧派共产党员胡正兴到大竹张家场，吸收了陈尧楷刘继清入党，建立了张家场特支;9月陈以文、王敏到大竹，相继建立了杨通乡特支、石子乡特支、文星乡特支、大竹县特支。工委成立后，为切实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在大竹组建了山后区委，陈以文任书记,统一领导山后各乡的党组织。在虎南地区南岳，大树、虎城、黄庭等地也建立了特支。

工委机关设在南岳旋顶山的一个小村里，有收音机、油印机等，每晚可收听陕北与邯郸的广播，还准备出报与印文件，并有二条长枪、三支手枪的小卫队。下辖虎南、山后两区区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方局组织部于江震同志即对虎南大的武装斗争作过一些准备，派了大量干部和在本地有关系的党员回乡去工作。

邓兴丰，达县南岳人。少年时期在本乡读小学，在达县中学读书期间,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后考入重庆华西专科学校，毕业后入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南岳小学教书。经过一段时间后，被任命为校长。为了抓住地方政权，更有利于掩护革命活动，利用国民党“还政于民”的机会，借青、红帮组织关系和势力，积极活动，打通关节，以乡民代表选举，原乡长李文明以推荐的形式，当上了乡长。

1947年10月29日，邓兴丰利用30岁生日机会，大办酒席:借机接待了邓照明等人，并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川东临委派来的30多名同志。他们在南岳、大树一带大力发动农民抗租、抗粮、抗捐和反对拉壮丁，实行“二五”减租斗争，发展党员，并在群众中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出革命话剧。

为了解决外来干部的生活开支，邓兴丰以乡长身份将乡粮库存放的积谷卖掉两万多斤。

他卖掉了自己的 70余亩土地,买来 10 支 枪和 200发子 弹,通过上层关系，利用敌军官做投机买卖的军车，派人从外地买回造 枪 弹 药的简易机器，找来几名技工，在黄庭和虎城山沟里，办起了小型军械厂、子 弹厂。还以保卫全乡安全为名,成立了 30余人的乡自卫队，安插地下党员熊曙东、杨春旭任队长。

南岳佛宝山余少白有一支约20人的绿林队伍,经邓兴丰、熊曙东等人反复动员，归入武装起义旗下。

当地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卫武装“刀儿教”也被打入内部的地下党员掌握,经过整编,成为拥有100多人的“大刀队”。

到1947年12月,游击队在虎南区的活动已相当公开了。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几次重要工作部署”中说：

“1947年12月，王璞来一工委检查工作。当时，我们控制着两个小地区:一是虎城寨(李大荣负责)、南岳(邓兴丰)、大树坝(吕在和)、黄庭坳(没有党员控制，但伪乡长被迫接受我们的指挥)四个乡，这个地区在达县、梁山、大竹三县边界。二是大竹的山后区，即是张家场(陈尧楷)、杨通庙(徐永培、徐相应)、文星乡(徐春轩)等三四个乡。我们在这些地方，控制了伪乡政权，两处各约有五六十支 枪，七八十人。我们的活动很公开，开大会，作宣传。

我们的人员常背枪上街。我身上带了支左轮，王璞问可以射击吗?我说当然可以，他接过我的手枪，选了目标，放了两响。看了这些，他很高兴地说:‘你们这里算个解放区了。还说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我说，我们虽然能控制，但远远说不上是解放区。看来王璞同志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我便讲了自己的看法，搞大规模、公开的武装要有准备，即要有党的基础要有群众基础，要有懂点军事的干部，要选择有利的地区，还要有一定的回旋活动的范围。而这些我们还不具备，只能搞隐蔽的小型的武装斗争。他坚持临委的意见，我们在1948年1月开始公开发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竹武装斗争》记载:

“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了一些四五十人或二三百人的大会，教歌、讲话、上课，派人站岗放哨，有时还大吃一顿。党的干部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不少人知道有个‘邓大哥’。一些特务混到张家场，亲自看到过一些露了面的党员干部，还听过‘邓大册’的讲话。晚上几十支手电筒闪着亮光，上百名群众到庙里开会，群情振奋，歌声嘹亮。”

山后区与虎南区相距80华里，中间有一条公路隔开。

区委负责人陈以文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40年入党,1947年初派到川东农村工作。这年4月，陈以文与王敏来到垫江县，住在垫江女中教师张秋军、傅伯雍负责的地下联络站，当时由于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暂时占领了延安，垫江县最高的合作仓库四楼上挂出了一幅标语“共*老巢延安被我军占领!”地下党同志恨得咬牙切齿,陈以文鼓励大家说:

“不要看到敌人今天把标语挂在最高的楼上，这只不过是为他们自己送葬的丧钟而已!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全中国都是人民的天下。明天咱们想办法把它拉下来吧!”当晚,他们特邀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帮泽去合作仓库楼上打麻将。第二天清早,那幅标语不翼而飞。敌人出动了县长、团长、警察局长宣布戒严，关起城门捉拿“奸匪”,查不出一点线索,只好不了了之,此事却在老百姓中传开了。

来源：追寻历史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