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秸秆精准禁烧”政策，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从“全域禁烧”到“分区域、分时段管控”，这一调整不仅回应了农民长期以来的诉求，更折射出传统政策执行中的深层矛盾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秸秆精准禁烧：从“一刀切”到“分类治理”的社会治理启示

——兼论政策调整背后的社会保障困境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秸秆精准禁烧”政策，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从“全域禁烧”到“分区域、分时段管控”，这一调整不仅回应了农民长期以来的诉求，更折射出传统政策执行中的深层矛盾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一、政策执行的现实痛点：农民利益与环保目标的失衡

秸秆禁烧政策推行多年，却陷入“政府热、农民冷”的怪圈。经济成本与收益的失衡是核心矛盾。农民需额外投入每吨300元以上的回收成本，而政府补贴往往难以覆盖实际支出，甚至出现“禁烧罚款高于处理成本”的荒诞现象。例如，湖南某村集体尝试秸秆制肥项目，因每亩亏损千元而被迫停工，这暴露出政策缺乏对农业产业链的系统性支持。

技术落地的梗阻进一步加剧困境。尽管多地推广秸秆还田、生物质能源等技术，但设备维护成本高、操作技术门槛大，导致实际利用率不足50%。在东北某县，秸秆还田后反而引发病虫害爆发，粮食减产问题凸显技术应用的“水土不服”。这种“重政策宣示、轻技术配套”的倾向，本质是行政思维对农业复杂性的漠视。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层反思：农民权益的制度化保障缺失

秸秆禁烧政策的困境，本质是社会保障体系在农业领域的功能缺位。

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却承担了秸秆处理的全部风险。政府虽强调“保护农民利益”，但补贴政策多停留在“撒胡椒面”阶段，缺乏针对性。例如，浙江某地虽实现95%秸秆综合利用率，但奖励机制仍以“事后补偿”为主，未能形成稳定预期。

传统农耕智慧的制度化忽视：焚烧秸秆具有灭虫卵、增肥力的传统价值，却被简单归为“污染源”。这种忽视农民实践经验的“一刀切”思维，暴露出政策制定中“专家理性”与“乡土智慧”的割裂。

跨部门协作的制度性壁垒：秸秆治理需农业农村、环保、财政等多部门协同，但现实中常陷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困境。湖南某地基层干部坦言，因缺乏牵头部门，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政策执行沦为“运动式治理”。

三、国际经验与未来路径：从“堵”到“疏”的治理转型

破解秸秆困局需借鉴国际经验，构建“政策-技术-市场”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

印度激励机制的启示：通过“预付激励金+履约奖励”的方式，既降低农民初期投入风险，又培养政策信任。湖南试点中引入的“绿色信贷”支持模式，与此理念不谋而合。

技术应用的本土化创新：推广微生物腐熟技术加速秸秆分解，开发秸秆覆盖还田条带耕作技术，需结合土壤类型、气候条件定制方案，避免“一刀切”推广。

产业生态链的培育：浙江“村集体+企业”合作模式、河南生物质发电试点表明，只有形成“收储-加工-销售”闭环，才能激活市场动力。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税收减免”“电价优惠”等政策工具，为此提供了制度保障。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微观缩影

秸秆禁烧政策的调整，实则是我国社会治理从粗放式管控向精细化治理转型的缩影。它提醒我们：任何环境政策的设计，都需以尊重农民主体性为前提，以完善社会保障为支撑，以技术创新为杠杆。唯有构建“环境-经济-社会”多赢的治理框架，才能真正实现“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的承诺

来源：小郭聊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