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点多的天已经黑透了，街上的行人都步子匆匆。我骑车从单位加完班回来，路过县医院门口时差点撞上一个提着保温桶的姑娘。
在县城里，这个冬天格外冷。
五点多的天已经黑透了，街上的行人都步子匆匆。我骑车从单位加完班回来，路过县医院门口时差点撞上一个提着保温桶的姑娘。
“不好意思…”我把车子歪到一边，抬头一看，竟然是王老师家的女儿小婷。
“小刘？你怎么在这儿？”小婷眼眶有点红，头发也没怎么梳，抱着保温桶的手冻得通红。
“我在信用社上班，就在前面。”我指了指路口，“你…怎么了？”
小婷的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最后指了指医院住院部的方向：“我爸住院了。”
这一句话让我愣住了。王老师？我半年多没见过他了。秋收过后，村里人说他去了城里的女儿家住，后来又听说他去看病了，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他那三亩地，现在大雪覆盖，孤零零地立在村边。
“走，我陪你一起回去。”我推着车子，跟在小婷身后。
王老师是我们村小学唯一的数学老师，教了三十多年的书，村里三分之一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十年前退休后，他没去县城和女儿一起住，而是回到村里，修缮了祖上留下的老屋，种起了地。
“种地比教书累多了。”王老师常这么和我们说，但他脸上的笑容比教书时还灿烂。
他种的三亩地分散在村子三个角落，那是他父母留下的，舍不得卖。一块种玉米，一块种花生，还有一块种的是各种蔬菜，时令不同，种的也不同。
医院的走廊比外面稍微暖和些。王老师住在五楼最里面的病房，是那种最普通的六人间。进门就能看到靠窗的床位被帘子围起来了。
小婷轻声说：“我爸在里面，医生说需要安静。”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小婷放下保温桶，从包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中华烟，拿出一根在手指间转来转去，却没有点燃的意思。
“肺癌，晚期。”
我的心猛地一沉。
“去年夏天就不太对劲了。”小婷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说，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总是咳嗽，他自己说是农药过敏，结果越来越严重。”
王老师种地从不用农药，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事。
“九月份秋收完，他突然说要去城里住几天。来了才告诉我，他之前偷偷去县医院查过了，医生建议去市里进一步检查。”
小婷说，王老师拖了两个月才去市里检查，结果出来时已经是晚期。
“为什么不早说？”我忍不住问。
“他怕我们担心。”小婷的手指紧紧捏着那根香烟，“更怕影响我们的生活。他本来打算自己扛过去，甚至都没想告诉我们…”
我想起去年暑假，王老师蹲在地里收花生的样子。他咳得弯下腰，但看到我经过，立刻直起身子，笑着冲我招手：“今年花生长得好啊，一会儿给你装点回去！”
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病了吗？
护士经过，小婷慌忙把香烟塞回口袋，结果烟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一张旧照片从口袋里滑了出来。
照片上是王老师站在教室里，黑板上写着”欢迎新同学”，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照片已经泛黄，边角还有水渍的痕迹。
“这是他一直带在钱包里的。”小婷说。
我们站在走廊的窗边，等待探视的时间。窗外的县城灯火零星，远处是我们的村子，在夜色中只能看到几点模糊的灯光。
“其实我爸最担心的是学校。”小婷突然说，“村小学要撤并了，他的学生都要去镇上上学。”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县里的政策，说是为了整合教育资源。但对我们村的孩子来说，去镇上上学要走五里地。
“他去年种那么多地，其实是想攒钱。”小婷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想在村口买个小面包车，免费接送孩子们上学。”
我突然想起王老师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总是载着放学回家的小孩子，一趟只能带一个，要来回好几次。
“你们村的李大爷知道吗？他们不是经常一起下象棋？”
我摇摇头：“不知道，最近没见过李大爷。他去年冬天摔了一跤，现在行动不便，很少出门了。”
小婷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其实我爸想回村里。他说，躺在医院里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不如回去看看他的玉米地、花生地。”
医生说不行，王老师的情况随时可能恶化，需要住院观察。
探视时间到了，我轻手轻脚地跟在小婷后面进了病房。
帘子后面，王老师躺在床上，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闭着眼睛，呼吸有些困难，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床头柜上摆着几本数学书，还有一个旧收音机，正低声播放着戏曲。
小婷轻轻叫了一声：“爸。”
王老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时，眼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欣喜。他想坐起来，但力气不够，只能由小婷帮忙调高床头。
“小刘来了啊。”王老师的声音很小，但还是那么和蔼。
我强忍泪水：“王老师，您好些了吗？”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笑了笑：“老了，不中用了。”
病房里另外几个病人也都是老人，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和家人小声聊天。靠门的床位上，一个老人在教孙子背乘法口诀，那熟悉的节奏让我想起小学时代。
王老师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轻声说：“那是隔壁村的张大爷，以前是卖豆腐的。”
即使在病床上，他还是那个了解每个学生、每个村民的王老师。
小婷打开保温桶，是熬的小米粥。她喂王老师喝了几口，王老师就摆手说不想吃了。
他看着我说：“村里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和往常一样。李大爷整天念叨您，说没人和他下棋了。您那三亩地，现在盖了厚厚的雪，等春天…”
我突然说不下去了。
王老师笑了笑：“春天啊…”
探视结束后，我答应小婷周末再来看王老师。走出医院大门，外面下起了小雪。
经过一家便利店时，我看到里面卖的烤红薯，想起王老师最爱吃这个。每年冬天，他都会在自家炉子上烤红薯，然后分给路过的孩子们。
“您为什么不去城里住？”我曾经这样问过他。
王老师蹲在田埂上，掰开一个烤红薯，递给我半个：“城里住不惯啊。这里有我教过的孩子，有我种的地，还有…我的根。”
他指了指远处的村小学：“那里有我的一生。”
那天晚上回家，我翻出了小学时的毕业合影。照片上，王老师站在第一排中间，身边簇拥着我们这群小不点。他那时头发乌黑，笑容灿烂，和病床上的他判若两人。
照片背面写着王老师的字：“愿你们都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但别忘了，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
周末，我买了些王老师爱吃的东西，去医院看他。
一进病房，就看到床边围了不少人。有村里的李大爷，坐在轮椅上；有村小学的张校长；还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同学。
王老师躺在床上，脸色比上次好了一些，正在和李大爷下象棋。棋盘放在床上，王老师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但脸上带着笑容。
“将军！”王老师轻声说。
李大爷假装懊恼地拍了拍大腿：“又输了！王老师，你就算躺在床上，棋力也没减。”
张校长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王老师，好消息！县里决定保留咱们村小学，还会增加投入，修缮校舍。”
王老师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那些孩子们不用走那么远上学了？”
“是啊，多亏了您写的那封信，还有村民们的联名请愿。”张校长说。
我这才知道，王老师住院前写了一封长信给县教育局，讲述村小学的重要性，还动员村民们一起签名。
小婷站在一旁，悄悄对我说：“其实医疗费已经花了很多，我爸的退休金和积蓄都用光了。我们想卖掉那三亩地…”
我急忙打断她：“别卖！我和村里人商量过了，我们会帮忙照看那些地，等王老师…”
“出院回家。”小婷接过我的话，眼里含着泪水，“医生说奇迹也是有可能的。”
病房里人多了，有些闷热。王老师让小婷打开窗户透透气。
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王老师的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苍白。他看着窗外，突然说：“下个学期，我想去学校看看。”
李大爷拍了拍他的手：“一定，一定。”
张校长也点头：“学校的数学竞赛还等着您来当评委呢。”
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善意的谎言，但谁都不戳破。有时候，希望比真相更重要。
“老王，你欠我一盘棋。”李大爷突然说，“等你出院了，我们把这盘下完。”
王老师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越过窗户，越过医院的围墙，望向远处。那里有他的三亩地，有他教过的学生，有他的一生。
探视时间结束，护士进来提醒我们该离开了。王老师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小刘，麻烦你回村后去看看我的花生地。我埋了一些种子，应该能挺过这个冬天。春天到了，它们会发芽的。”
我点点头，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临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王老师靠在床头，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闭着眼睛，嘴角带着微笑，仿佛回到了那片他深爱的土地上。
春天真的来了。
王老师的三亩地没有卖掉。村里人自发组织起来，轮流照料这些土地。李大爷坐在轮椅上，指挥年轻人翻地、播种；张校长带着学生们来学习农耕知识；我周末回村，也会去地里帮忙。
那片花生地里，王老师埋下的种子真的发了芽，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王老师走了，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
葬礼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连隔壁村的人也来了不少。大家没有穿传统的孝服，而是按照王老师的遗愿，穿着普通的衣服，像是参加一次村里的集会。
王老师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撒在了那三亩地里。
“这样我就能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了。”这是他留在遗嘱中的话。
夏天，村小学门口多了一辆小面包车，是村民们集资买的，专门接送孩子们上学。车身上贴着一张王老师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知识，像种子一样，需要精心培育。”
秋天，三亩地迎来了丰收。我们把收获的农作物送到学校，作为学生们的营养午餐。
冬天，下起了第一场雪。我站在王老师的花生地边，看着皑皑白雪覆盖着沉睡的土地。
小婷从城里回来，带着她刚出生的孩子。她在地边站了很久，然后轻声说：“爸，我回来了。”
风吹过，地里似乎传来王老师的声音：“欢迎回家。”
村口的广播里，传来小学生们朗读课文的声音。一字一句，清晰坚定，像种子破土而出的声音。
我知道，王老师从未离开。他化作了这片土地的养分，这所学校的灵魂，这个村庄的记忆。
明年春天，他埋下的种子还会发芽，生生不息。
我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花生种子，小心翼翼地埋进土里。就像王老师教给我们的那样：
“人生就像种地，付出和收获从来都不在同一个季节。重要的是，你要相信种子的力量，相信土地的厚度，相信时间的厚爱。”
退休老师王叔的故事，永远留在了这三亩地里，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来源：深林人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