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李秀英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白露刚过，松树叶上的露珠往下滴，打在她的塑料凉鞋上。

我是李秀英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白露刚过，松树叶上的露珠往下滴，打在她的塑料凉鞋上。

她还是那双凉鞋，不知道多少年了。鞋底磨得发白，但每天早上都会用湿毛巾擦一遍。镇上来的督导笑话她：“李老师，好歹买双新的吧？”

她摇摇头，笑了笑：“穿习惯了。”

其实我知道，她工资不高，但每月都会寄钱给在县城读高中的孙子。那孩子学习好，但家里条件不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李老师的教室在学校最东边，是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房。墙皮剥落处露出的砖缝里，长着一些不知名的小草。窗户的木框已经变形，每到梅雨季节，她都要用塑料布裹住教科书。

讲台上贴着一层厚厚的报纸，黄了又换，黄了又换。她说这样擦黑板时粉笔灰掉下来好清理。

李老师教语文，板书漂亮得不像话。四十年前她是县里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就因为字好被分配到石碑村教书。本来说过两年调回县城，但一留就是四十年。

她老公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每个月都往村里跑一趟，给她带些生活用品，顺便给店里进货。听说当年他们俩相亲时，李老师就提了一个条件：“我要留在石碑村教书。”

老公当时以为是年轻人闹脾气，没想到她真的一直待下来。

“你们村出了个固执的女人，”他常跟我说，手里摆弄着生锈的螺丝钉，“可怜我这老头子，看看，都多少年了还在骑摩托车进村。”

话虽这么说，但他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笑意。

石碑村的学校很小，只有六个教室，一个操场。操场上有根歪歪扭扭的旗杆，是七十年代村里老铁匠打的。

李老师每周一都要亲自升国旗。这习惯保持了四十年，即使后来来了年轻教师，她也不肯让。

“这是我的仪式感，”她说，“我得让孩子们看到这面旗子，就像当年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时那样。”

年轻教师不理解，背地里还有点嘲笑，但村里人都懂。

因为这旗杆是李老师刚来那年，村里几个老人一起竖起来的。其中有我爷爷，当时还是村支书。旗杆歪是因为埋得急，赶在李老师到村第一天。

“要让这娃知道，咱们虽然穷，但不寒碜。”爷爷当时这样说。

李老师第一次升旗时哭了，她后来告诉我，那是因为旗杆虽然歪，但村民们都穿了干净的衣服来看。

我爷爷过世那年，李老师带着全班学生去了葬礼。她让孩子们齐声朗诵了一首《七律·长征》，那是爷爷最爱听的诗。

村里人都记得那天，李老师的眼镜片上有雾，但声音清晰得像山间的溪水。

秋天的早晨，雾气从山谷里升起来，石碑村像浮在云海上。

李老师的教室窗户开着，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她最喜欢早读课，说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读到这句时，她会停下来，问学生们：“谙是什么意思？”

没人回答。她笑了笑，走到窗边，指着远处的群山：“谙，就是熟悉的意思。看那山，我都看了四十年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她的课堂和别人不一样。讲到《水浒传》时，她会带着学生去村后的小溪边，指着水面说：“梁山泊就是这样的水域，只是大得多。”

讲到《红楼梦》时，她会从自己的小菜园里摘来各种植物，告诉学生们哪些是贾府里会种的，哪些是后来才有的。

“书本里的东西，要和生活连起来，”她常说，“不然就是死的。”

村里人都记得，八十年代末，李老师把自己的第一台收音机带到了课堂，让学生们听《新闻联播》。

“知道外面的世界很重要，”她说，“即使我们在这个小山村，也不能被世界遗忘。”

我第一次见李老师是在1995年。那时我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石碑村小学教数学。

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盆彩色的小风车，是学生们做的。风一吹，转个不停。

旁边放着的是一本发黄的作业本，封面都快散了，但被胶带仔细地粘好。

我好奇地翻开，里面是一篇篇学生的作文，有的字歪歪扭扭，有的字迹工整，但每篇下面都有她密密麻麻的批注。

“这是我的宝贝，”她看见我在翻，笑着说，“每年我都留下最打动我的那些作文。”

那个下午，我们一起走在放学的路上，她告诉我关于这个村子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叫石碑村吗？”她问。

我摇头。

“村口有块清朝的石碑，上面写着’善行千里’。相传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在一次大饥荒中，集体捐粮救济邻村。”

她指着远处：“那山后面就是受过救济的村子。到现在，两个村子的人都互相称兄道弟。”

我有些困惑：“可我没看到石碑啊？”

她苦笑一下：“文革时被砸了，但名字留下来了。教育就是要把这些故事传下去，不要让好的东西丢失。”

后来我才知道，村里的石碑确实被砸了，但碑文是李老师一个字一个字默写下来的。她把它印在了学校的校训里。

李老师的家在学校旁边，是一间老式的砖房。

炉灶上常年煮着一锅稀饭，说是留给那些早上没吃早餐的孩子。

她丈夫有次抱怨：“你这是教书还是办慈善？”

李老师笑了笑：“肚子饿怎么学习？”

他无奈地摇摇头，从包里掏出一袋大米：“这是我带来的，别再用你那点工资买了。”

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李老师写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旁边是一张黑白照片，是她刚来石碑村时的样子。那时她二十岁出头，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站在学校门口。

照片的一角有点发黄，像是被水打湿过。她从不说那是什么水，但我猜是泪水。

床头放着一摞信件，都是学生寄来的。有的是从城市里寄来的贺卡，有的是从外国寄来的明信片。每一封她都小心地保存着。

有一年冬天，学校停电了。李老师点着蜡烛，在昏黄的光线下批改作业。

“不要紧，”她说，“我刚来时，没有电，就是这样过来的。”

那时她的眼睛已经开始不好了，但她仍然能在微弱的光线下找出学生作文里的错别字。

“眼睛是练出来的，”她笑着说，“就像我们的意志一样。”

李老师教过的学生太多了，遍布全国各地。

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在城市里工作，还有的出了国。

最让她骄傲的是一个叫小刚的学生。小刚小时候被诊断出有学习障碍，村里人都说他”脑子不灵光”。

但李老师不信这个。她每天放学后单独留下小刚，教他认字读书。

“慢一点没关系，”她总是这样说，“只要方向对，总能到达终点。”

小刚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片竹林。有天下雨，他在竹林里避雨，发现竹子上有黑色的小点。

他好奇地摘了一些带到学校，给李老师看。李老师大吃一惊，那是一种珍贵的竹荪菌。

她立刻带着小刚去找村长，建议村里可以种植这种菌类。

就这样，石碑村开始了竹荪菌的种植。几年后，这成了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小刚后来虽然没上大学，但成了村里最好的竹荪菌种植专家。现在他经常被邻村请去做顾问。

“看见没，”李老师常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关键是要被发现。”

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气变得有些凉。

李老师的嗓子哑了，但她坚持要把最后一节课教完。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鲁迅的《故乡》，”她说，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这篇文章讲的是离别和回忆。”

教室里静悄悄的，连粉笔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明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她说，“四十年了，我想我也该有个故乡了。”

学生们都愣住了，有个小女孩突然哭了起来。

李老师笑了：“别哭，我的故乡就是这里。虽然我不是石碑村的人，但我的心早就在这里生了根。”

下课后，我在办公室看到她在收拾东西。

“带得走的就这么点，”她说，指着一个小纸箱，“其他的都留给学校吧。”

我注意到她把那本收集学生作文的本子放进了箱子。

“这个不能留，”她说，“这是我的精神财富。”

我想起自己当年的习作，也在那本子里。那时我写的是关于石碑村的一个传说，关于一块能带来好运的石头。

李老师在批注里写道：“传说很美，但真正的好运来自于人心的善良和勤劳的双手。”

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明白她是如何用这些简单的话，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石碑村的孩子。

退休那天，天气晴朗得不像话。

李老师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衣服，是丈夫前年给她买的深蓝色上衣。

她以为只是简单的欢送仪式，没想到全村人都来了。

村口的大喇叭响起来，放着她最爱听的《梁祝》。操场上摆满了桌椅，像过年一样热闹。

村长是她的老学生，当年还因为调皮被她罚站过。现在这个魁梧的汉子在主席台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李老师，”他最后说，“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石碑村。”

有人送来了一束野花，是山上采的。李老师接过来，笑着说这花比城里的鲜花还香。

然后，村长拿出一本相册，交给李老师：“这是全村人的心意。”

李老师翻开相册，第一页是村里最老的照片，拍摄于1983年。那时学校刚建成，她站在校门口，身旁是当时的村民。

照片下面写着：“感谢您带来知识。”

第二页是90年代的照片，李老师带着学生们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

照片下面写着：“感谢您教会我们强壮的体魄。”

第三页是李老师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朗诵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县城的报纸还报道了这件事。

照片下面写着：“感谢您让我们见识更大的世界。”

李老师一页一页地翻着，每一页都是一段回忆，每一页下面都有一句感谢。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