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伯姓周，全名周德贵，今年六十八，比我爹大六岁。在我们魏家沟，提起周德贵，没人不竖大拇指。年轻时是生产队里的突击队长，后来开了村里第一家砖厂，日子过得红火，还盖了两层小洋楼，青砖白墙，铁栅栏门，村里独一份。

村里人说，人这辈子最难躲的不是病，不是灾，是劫。大伯这辈子没躲过儿子们的”赌”字劫。

大伯姓周，全名周德贵，今年六十八，比我爹大六岁。在我们魏家沟，提起周德贵，没人不竖大拇指。年轻时是生产队里的突击队长，后来开了村里第一家砖厂，日子过得红火，还盖了两层小洋楼，青砖白墙，铁栅栏门，村里独一份。

我小时候最喜欢去大伯家玩。大伯家门前有棵老槐树，树下一张石桌，夏天乘凉，秒把钟就堆满一桌子瓜子皮。那时候大伯经常坐在树下抽烟，烟灰缸是个旧铁罐头，罐头表面印着”上海”牌八宝粥的广告，褪了色，被烟头烫出好几个黑窟窿。

大伯的媳妇，我们叫大娘，是隔壁谢家村的，温声细语的性子，做一手好菜。大伯家的拌凉皮，加老陈醋，撒上炒熟的花生米，香得很。

大伯三个儿子，老大叫周建国，小时候被隔壁李二的拖拉机撞了腿，落下残疾，走路一瘸一拐。老二叫周建军，皮肤黑，眼睛小，从小不爱念书，初中没毕业就跟着大伯去砖窑干活。老三叫周建民，生得清秀，是三兄弟里最有出息的，考上了县城高中，村里人都说他能考大学，光宗耀祖。

事情就坏在那年。

建民上高三那年，建国娶了媳妇，村里办酒席，来了四五桌。席间，不知谁从兜里掏出几张扑克，大伙闲着没事，就开了几圈”炸金花”。建国平日没什么乐子，这一玩就上瘾，后来还拉上了建军。大伯不知道，回来时两兄弟已经输了三千多。

“三千多啊，那时候砖窑干半年才挣这些。”

我爹跟我讲这事时，啧啧叹气，手里的烟头都烧到了手指也没觉着。

债主是县城来的人，戴金戒指，手上青龙纹身，听说做煤炭生意。建国、建军哥俩没钱还，就按了高利息。大伯知道后，狠狠打了两个儿子一顿，抽出砖窑的流动资金还了债，还逼两兄弟发毒誓再不碰牌。

砖窑资金链断了，转不开，半年后就关门了。

大伯也不是没想过重振旗鼓。那年开了家养鸡场，养了两千多只鸡，正琢磨着扩大规模，结果碰上禽流感，赔了个底朝天。大伯也是个犟脾气，又折腾了个塑料厂，没俩月，楼上失火，成了空架子。

村里人都说，周德贵命里犯太岁，折了仙人指路，得认命了。

建国夫妻俩撑不住，去了深圳打工。建军去了煤矿，干了一阵搬砖，后来当了包工头。倒是建民，高考差了两分没考上，复读一年后进了省城一所二本。

那时候，我有一阵在县城干建筑，半夜收工回宿舍，经常路过一家麻将馆，有次瞧见了建国。他坐在里面，眼睛通红，面前摞着烟盒。我喊了他一声，他像没听见一样。

后来听说建国跟老板偷工地材料，被发现辞了，在麻将馆当了”托儿”，专门陪客人打牌。有钱赢一成，输了全赔。建军回村过年，听说后把建国接到煤矿干活，可没几个月，俩人又迷上了赌博，工地发了工资就往赌场跑。

大伯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建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一家银行上班，每月寄钱回家，大伯总算松了口气。可好景不长，建国欠了高利贷，黑白两道都欠，被人堵在出租屋里打断了腿。建军更惨，跟人合伙开赌场被警察抓了，判了三年。

那年冬天，我见过大伯一面。他在老槐树下抽烟，背影瘦得吓人。手里拿着不知谁扔的高档烟，还是用那个破铁罐头当烟灰缸，只是罐头又多了几个窟窿。大伯媳妇在院子洗衣服，搓着搓着就哭。

大伯两口子，白了头发。

建民回来了几次，每次都劝大伯搬去省城，说在那边给他们找个养老院，环境好，有人照顾。大伯不肯，说祖宅守了几辈人，哪能说丢就丢。

哪知最后还是丢了。

五年前那个春天，建国欠了十几万高利贷，被人砍伤了手。债主找到大伯家，说不还钱就把房子抵债。大伯咬着牙，含着泪，把祖屋卖了，搬去了县城。那栋青砖白墙的小洋楼，换了主人。

我回村帮姑父盖房，路过大伯家，只见新主人正在拆院墙，推土机把那棵老槐树也给推倒了。树干裂开，能看见里面空了一大块，原来早就空心了，硬撑着。

大伯跟大娘搬去县城后，消息就少了。听说大伯在县城街头摆了个修鞋摊，见人也不多说话，只低头干活。大娘去菜市场卖过一阵豆腐脑，后来病了，干不动了。建民有时回来看他们，听别人提起建国建军，就沉默不语。

说来也怪，建军出狱后去了新疆，说是跟人学开挖掘机。建国在北京的医院当护工，听说戒了赌，还找了个四川媳妇。日子一天天过，大伯慢慢淡出了村里人的谈资，除非有谁路过县城看见大伯摊位，才会提一嘴。

大伯的修鞋摊在县医院对面，一块红色塑料布，上面是些锥子、锤子、胶水，还有一个旧收音机，整天播着戏曲。大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比记忆中又矮了一截，缝鞋的老花镜用透明胶带粘着，已经断了一边镜腿。

“能修，两块钱。”大伯接过我递去的运动鞋，声音不大。

我在旁边蹲下，帮他拿钉子。大伯手一抖，钉子掉了，咕噜咕噜滚进下水道。他叹了口气，从旧铁盒里又找出一颗，大拇指被锤子砸得发黑。

“建民还好吗？”我随口问。

“辞职了，下海了。”大伯用牙咬断线头，眼睛也不抬。

“建国和建军呢？”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医院大门，轻声说：“建军不在了。”

我一惊：“怎么回事？”

大伯摇摇头，没再说话。我不敢再问，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在新疆出了事。修完鞋，我给了钱，说下次再来，大伯只点了点头。

过了一个多月，村里谁家要盖新房，我去帮忙和泥。干完活回家路上，碰见了村支书，他说周建民回村了，我才知道建军的事。

原来建军在新疆不是开挖掘机，是去了煤矿。去年底，煤矿塌方，一个班组十几个人都没了。消息传回来时已经下葬了，骨灰都没捡全。大伯接到电话，当场昏过去，住了半个月医院。大娘也病倒了，开始糊涂，有时候喊着建军的小名，问他啥时候回来吃饭。

建民知道后，辞了银行工作，回到县城照顾父母。他开始研究互联网，跟人合伙做电商，卖农产品。没想到还真做起来了，不到两年，有了十几个员工，租了个小厂房，专卖魏家沟周边的土特产——红薯干、豆腐皮、柿子饼，还有自己研发的一款叫”槐香蜜饯”的零食。

“建民回来干啥？”我问支书。

“你猜？”支书笑了，“他要把老宅买回来。”

我一愣，问：“新主人肯卖？”

“不肯也得卖。”支书神秘地眨眨眼，“你等着看吧。”

去年冬天，我又回了次村。大伯家的小洋楼，外墙粉刷一新，院墙也重砌了，还在原来老槐树的位置种了棵新槐树。院门口立着块石碑，上面刻着”周家老宅”四个大字。

听支书说，建民把老宅买回来后，左邻右舍都来帮忙，一个月就翻新好了。他把老宅改成了”周家农产品展销中心”，还把大伯的修鞋摊搬了回来，放在院门口，没事的老人可以在这歇脚。

我去看了看，大伯没在，听说去医院接大娘了。倒是看见建国在里面忙活，一瘸一拐地搬箱子，精神头比以前好多了。

“我在东北，听说三弟要把老宅买回来，连夜坐火车赶回来的。”建国放下手里的箱子，抹了把汗，“两年没碰牌了，戒干净了。”

他把我领进屋，指着墙上一排照片：“你看，这是我们三兄弟小时候的照片。这是我跟二弟在砖窑干活时照的。这是三弟大学毕业的照片。”

最中间挂着建军穿军装的照片，照片前面点着香。

“二弟当过兵？”我问。

“退伍军人，回来的时候还得过奖章呢。”建国声音有些哽咽，“后来跟我学坏了，要不然…”

他没说下去，转身去搬箱子了。

我在院子里转了转，看见角落里放着个旧铁罐头，里面插着几支香，罐头表面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图案，但那几个黑窟窿还在。

第二天上午，我去帮邻居家换窗户，经过周家老宅，看见大伯坐在门口的修鞋摊前，晒着太阳。旁边一辆轮椅上坐着大娘，身上盖着厚毯子，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

建民弓着腰，蹲在大伯旁边，不知说着什么。大伯点点头，伸手摸了摸建民的头，那只覆满老茧的手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粗糙。

我没上前打扰，转身要走，建民却看见了我，招手让我过去。

“叔，这是我同学，去年跟我一起回来的，现在帮我管网店。”建民指着身边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马上要结婚了，你来喝喜酒啊。”

大伯抬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又低头摆弄他的工具箱。那个铁盒早就锈迹斑斑，但被擦得很干净。

“回来多久了？”我问建民。

“一年多了。”建民笑了笑，“刚回来那会儿，爸都不认我了，以为我又要借钱去赌。”

我们聊了会儿，建民说电商做得不错，准备在县城开个加工厂，专门做魏家沟的特产。他还说打算把大伯大娘接去县城住，旁边就是医院，照顾方便。

“不走。”正擦鞋的大伯突然开口，“这是祖宅，守了几辈人了，不能丢。”

建民愣了一下，看着大伯，眼圈有些红：“爸，没人要您丢下祖宅，您放心，我都买回来了，永远也不会再卖。”

大伯还是摇头：“不走。”

“好，不走就不走。”建民蹲下来，握住大伯的手，“我跟厂长商量过了，加工厂就建在咱村里，离这不到一里地。您和妈在这里住，我天天都能回来看您。”

大伯没说话，继续低头擦鞋。那只鞋已经擦得发亮了，他还在擦。

阳光照在院子里，那棵新栽的槐树投下稀疏的影子。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往事。大伯的修鞋摊上，老旧的收音机里传来豫剧《朝阳沟》的唱段：“俺爹给俺放羊鞭，走上社会不容易…”

建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看着大伯的背影，轻声对我说：“我欠他们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我没接话，只是点点头。

前两天刚经过周家老宅，发现院子扩大了一倍，栽了不少果树，还搭了个葡萄架。听说建民的电商做得越来越大，去年还被评为县里的”返乡创业典型”。大伯每天还是坐在门口修鞋，偶尔会有村里人来找他聊天。

建国找了个四川媳妇，在老宅里住下了，每天开车接送大娘去医院做康复。大娘清醒的时候多了，有时能叫出建国的名字，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会问建军什么时候回来。

我经过时，看见大伯摊位边上多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手工匠人”四个字。旁边贴着大伯修鞋的照片，还有一段话：“三十年手艺，匠心传承，老手艺人周德贵现场制作，欢迎参观。”

路过的游客不少，有人好奇地看着大伯修鞋，拍照留念。大伯看起来比以前精神多了，虽然还是不爱说话，但腰板挺得更直了。

院墙上，多了一行大字：“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路有多远，家就有多深。”

那是建民写的。

我站在对面，看着这一切，想起大伯年轻时在槐树下抽烟的样子。那时候，他眼里有光，嘴角有笑，是魏家沟人人羡慕的周老板。

如今，他又坐在院门口，背后是重新买回的祖宅。岁月在他脸上刻下道道沟壑，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依然稳稳地握着锥子和锤子，一针一线，缝补着破损的鞋子。

人这辈子，谁能不遇坎？大伯遇上了”赌”字劫，差点输得倾家荡产。可好在最后，那个最有出息的小儿子回来了，带着希望，带着救赎，把失去的一切，慢慢拼凑回来。

腊月的风吹过魏家沟，带着泥土和麦苗的气息。我看见大伯抬起头，望向远处，那里有一片新翻的土地，听说是建民的加工厂要建的地方。

大伯的眼里，有光。

后来，我问过建民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把老宅买回来？明明可以在县城买套好房子，接父母去住。”

建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我要买回来，是二哥。”

“二哥？建军？”我惊讶地问。

他点点头：“事发前，二哥跟我通过电话，说他攒了些钱，准备换工作，回来把老宅买回来，给爸妈养老。他说这是他欠爸妈的，必须还。”

我明白了什么，不再多问。

又是一年春天，魏家沟的油菜花开了，金灿灿的一片。周家老宅门前，那棵新栽的槐树抽出了嫩芽。大伯还在那里修鞋，只是身边多了几个年轻人，正在学习这门老手艺。

大伯的故事，成了魏家沟的传说。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