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院子里的香樟树又长高了些，树荫下的方桌边,李大妈正用一把老式剪刀剪着药袋。桌面上摆着几个白色塑料药盒,上面用红笔歪歪扭扭写着”早上”“中午”“晚上”。

院子里的香樟树又长高了些，树荫下的方桌边,李大妈正用一把老式剪刀剪着药袋。桌面上摆着几个白色塑料药盒,上面用红笔歪歪扭扭写着”早上”“中午”“晚上”。

“又是吃药的点了。”我端着刚摘的几个西红柿从院子里经过。

李大妈仰头看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芳啊,今天批发市场有啥好菜不？”

我并不卖菜，李大妈却总这么问。这是我们之间的老把戏，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问候方式。

“今天有便宜大白菜，十块钱两棵。”我随口编着，把西红柿递给她,“给李叔尝尝,我家地里种的。”

她摆摆手：“他现在吃不了酸的,医生说……”

话没说完，李叔在屋里咳嗽起来。李大妈立刻站起身,膝盖关节发出轻微的”咯咯”声,像是钥匙插进生锈的锁孔。我认识的李大妈永远是这样,听到老伴的一点动静就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

我跟着进屋看了看。李叔躺在那张老式木床上,床头挂着一个输液架——那是李大妈从医院”借”来的，说是家里打针方便。其实谁都知道，根本不是借，是她硬磨医院同意她买了一个旧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红色的小闹钟，刚刚走到十点整。

李叔的脸色比上个月看到时又灰了些，双手搭在被子上,指甲盖有些发紫。床边墙上贴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李叔站得笔直,比现在床上那个瘦弱的身影强壮多了。照片旁边是一个日历,停在2016年春节那天。

李大妈自从老伴中风后就没再换过日历。

“吃药了,老头子。”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先是擦了擦手,又轻轻擦拭李叔嘴角溢出的一点口水。

李叔只能眨眨眼,目光依然清明。那是他仅存的能表达情感的方式。

我悄悄退了出来。院子里,我看见李大妈的凉衣绳上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那是李叔以前上班时穿的。虽然他已经卧床八年，李大妈仍然会定期把那些衬衫拿出来洗，晾干，叠好，放回衣柜。就像他随时可能穿上它们去上班。

隔壁院子的王婶探出头来：“芳啊,李大妈在家不？”

我点点头：“在给李叔喂药呢。”

“哎呀，辛苦死她了。”王婶叹了口气，手上仍不停地剥着一把刚摘的毛豆,“八年了，换了谁都受不了。”

李大妈的故事在我们小镇上几乎人人都知道。八年前,李叔在县医院做了一个脑部手术,结果术后出了问题,导致偏瘫,生活不能自理。手术前，他还是县建筑公司的一名工头，能扛两袋水泥爬五楼不喘气。

我记得那时李大妈几乎疯了,在医院和医生大吵大闹，说他们医术不精，害了她老伴。医院最后给了一笔赔偿金，但钱能换回什么呢？那笔钱大部分都花在后续治疗上了。

李大妈很快从屋里出来,手里多了个药罐子。她在水龙头下冲洗着,嘴里嘟囔着：“这药罐子怎么总是有股怪味,明明天天洗。”

“大妈,我帮你擦擦李叔的背吧?”我问。

她摇摇头：“不用,我自己来。他这人,从年轻时就害羞,不喜欢让别人碰。”

我知道她在撒谎。李叔完全不介意别人帮忙,但李大妈介意。在她眼里,照顾老伴是只有她才有资格做的事。

这时,我注意到李大妈手腕上那块男式手表。表带已经换过好几次,但表盘依然是那块——李叔当年送她的结婚礼物。虽然她手腕纤细,那表看起来总是大了一圈,但她从不摘下。

正要离开时,李大妈的手机突然响了。那是个最老式的诺基亚,铃声特别大,因为李大妈耳朵不太好使。

“喂？谁啊？”她声音很大,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些什么,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奇怪起来。

“你说清楚,什么报告弄错了？……是李守德没错……八年前那台手术……你们是不是搞错人了？”

我站在旁边,没敢走开。李大妈的脸色从困惑到震惊,最后变成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

“你们让我去一趟？现在？我老伴在家没人照顾……好,好,我知道了。”

挂完电话,她木然地坐在方桌旁。塑料药盒被她不小心碰倒了,药片撒了一桌子,她却像没看见一样。

“怎么了？”我忍不住问道。

李大妈抬起头,眼神空洞：“医院说……当年的手术报告弄错了。”

“什么意思？”

“他们说……”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理解这个消息,“当年手术本来是可以完全恢复的,但因为一份检查报告错了,用了不该用的麻醉方案,才导致李守德术后昏迷不醒……”

我愣住了。八年的时光,因为一个错误的报告？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李大妈去了县医院。一路上她几乎没说话,只是不断地摩挲着手腕上的表。车开到一半,她突然说：“我把老头子一个人留在家不放心。”

“我已经打电话让我妈去照顾了。”我安慰她。

医院还是八年前的样子,只是墙上的标语换成了”以患者为中心”。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里面坐着三个人,都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

接下来的谈话我没资格参与,只能在外面等。但透过没关严的门,我依然听到了大部分内容。

原来当年李叔手术前做了一系列检查,其中一份脑部扫描报告被误放到了另一个病人的档案里,而那个病人的报告却给了李叔。两个病人情况完全不同,一个是轻微脑梗需要小手术,一个是脑瘤必须大手术。李叔其实只是轻微脑梗,却接受了脑瘤病人的手术方案。

最可怕的是,这个错误直到上个月医院系统升级,重新整理病历时才被发现。

李大妈从办公室出来时,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们默默往回走,经过住院部时,她突然停住了脚步。

“就是这个病房。”她指着三楼的一扇窗户,“老头子当年就住在这。”

那扇窗户上挂着白色窗帘,随风轻轻飘动,像是某种无言的道别。

回到家,李大妈径直走向李叔的床边。老人家还保持着我们离开时的姿势,眼睛望着门口的方向,仿佛知道妻子会回来。

“我回来了。”李大妈轻声说,然后做了一件我从未见她做过的事——她趴在李叔的胸口哭了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但肩膀却抖个不停。

接下来的一个月,医院多次联系李大妈,谈赔偿事宜。一开始法务人员提出了一个数字,李大妈直接挂了电话。第二次他们加了一倍,她依然没接受。

“再多钱有什么用？能让老头子站起来吗？”她和我们院子里的邻居们说。

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有一天傍晚,我带着自家腌的咸菜去看她,发现李大妈正对着老伴滔滔不绝地说话。

“他们说要赔300万,你说这钱咱们要不要？……要是你能说话,你会怎么说？……我寻思着,这钱拿了,咱们…….”

她似乎忘了我在场,自顾自地和李叔”交谈”。李叔眨着眼睛,也不知道能听懂多少。我悄悄放下咸菜就走了。

一周后,李大妈答应了那笔赔偿。她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找更好的医院和医生,希望能改善李叔的状况。县里、市里、省城,甚至北京的专家,她都联系了。

有天我去看她,发现李叔床头多了一台平板电脑,正播放着京剧。李大妈告诉我,李叔年轻时爱看京剧,她想试试能不能刺激他的记忆。

“大夫说,虽然八年了,但还是有希望的。”她一边整理着李叔的被角,一边说,“希望……多好的一个词啊。”

床头柜上,那个日历终于翻到了今年的日期。

赔偿金到账那天,李大妈请了村里几个老姐妹吃饭。席间,王婶问她：“这钱你打算怎么花？”

李大妈夹了一筷子鱼放进碗里：“治病啊,还能干啥？”

“也是。”王婶点点头,“不过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这照顾了八年,够辛苦的了。”

李大妈没应声,只是低头扒饭。

吃完饭,我和李大妈一起往回走。路过镇上新开的中心广场时,看见一对老夫妻正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老头逗着老太太笑,老太太不好意思地拍打着他的手。

李大妈停下了脚步,望着那对老人许久。

“他以前也这样。”她突然说,“逗我笑,我就说他没个正形。现在想想,笑一笑多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只好沉默地陪在她身边。

两个月后,李大妈用赔偿金在县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方便带李叔去做康复治疗。为了照顾老伴,她放弃了原本熟悉的环境和邻里关系,开始了新的生活。

县医院康复科的医生告诉她,李叔的情况其实并非完全没有希望。虽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但通过持续的康复训练,可能会有些许改善。

训练很艰苦。每天早上六点,李大妈就推着轮椅带老伴去医院。有时候我去看望他们,总能看到李大妈扶着李叔的手臂,一遍遍地帮他做简单的活动。

“伸直,对,就这样。”她像哄小孩一样鼓励着,“你看,比上周好多了。”

而李叔的眼神里,似乎真的多了一些光彩。

半年后的一个下午,我接到李大妈的电话,声音异常激动：“芳啊,你能来医院一趟吗？老头子……老头子他……”

话没说完就哽咽了。我心里一沉,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开车去了医院。

推开病房门,我惊呆了。李叔坐在床边,右手正颤抖着举起一杯水,送到嘴边。虽然动作极其缓慢,水也洒了不少,但他确实是自己在喝水！

李大妈站在一旁,眼泪止不住地流。

“大夫说,是神经元在重新连接。”她擦着眼泪说,“可能恢复不到从前,但至少……至少……”

她说不下去了,只是紧紧握住老伴的手。李叔也用力握了握她,虽然力道微弱,但那是八年来第一次回应。

接下来的日子,李大妈好像变了一个人。她开始精心打扮自己,买了新衣服,甚至去染了头发。她说,要让老头子看到最好的她。

李叔的进步很缓慢,但确实在进步。他能自己吃饭了,虽然常常弄得到处都是；他能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了,虽然不成句子；他甚至能扶着助行器,挪动几步了。

医院的走廊上,常常能看到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推着一个面容安详的老头,慢慢地走着,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一年后,李叔终于能断断续续地说出完整的句子了。他对李大妈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是：“对……不……起……”

李大妈当场就哭了,抱着老伴的头,一边哭一边说：“傻老头子,有什么对不起的？都是医院的错。”

李叔摇摇头,艰难地说：“让……你……苦了……”

我恰好那天去看望他们,目睹了这一幕。李大妈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知道她在哭。但当她转过身来,却是满脸笑容：“你看,他会说话了！”

笑容中带着泪水,是我见过最美的表情。

医生说,李叔的进步超出了预期,虽然不可能恢复如初,但自理生活应该没问题。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又过了半年,李大妈和李叔搬回了老房子。李叔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走动了,虽然走得不多远,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

那个原本停在2016年的日历,如今每天都会被翻到正确的日期。药盒依然摆在桌上,但数量少了很多。李叔的西装也从衣柜里拿出来晒太阳了,李大妈说等他再好些,要带他去拍一张新的全家福。

香樟树依然在院子里生长,见证着这对老人的苦难与希望。有时候下午,他们会一起坐在树下的方桌旁,李大妈削着苹果,李叔拿着报纸,慢慢地念给她听。念错了字,李大妈就笑他,他也跟着笑。

生活好像回到了八年前,又好像没有。那个错误的报告永远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但也许,在苦难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被保留下来,甚至被强化了。

一天傍晚,我去送自家腌的咸菜,看见李大妈和李叔正坐在院子里。李大妈手腕上依然戴着那块旧手表,李叔正小心翼翼地帮她调整表带。

“松了？”李叔问,声音已经清晰了许多。

李大妈点点头：“可不是,都戴了四十多年了,能不松吗？”

“买……新的……”

“不换。”李大妈斩钉截铁地说,“这表陪我这么多年了,它见证了咱们的一切。”

李叔没再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但那影子紧紧相依,没有一丝缝隙。

这就是我认识的李大妈和李叔,命运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但他们没有被击垮。那份坚韧和爱,比任何赔偿金都珍贵。

至于那份错误的报告,医院已经向全县通报了这一错误,并改进了病历管理系统。但对李大妈和李叔来说,重要的不是追责,而是如何在剩下的岁月里,继续相互扶持,走完这一程。

那块旧手表依然走着,见证着属于他们的时光。

来源：番茄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