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天的黄昏总是姗姗来迟。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那辆有些陈旧的面包车缓缓驶进村子，扬起一路尘土。车停在了黄家老宅门前，那里早就不是曾经的四合院了，只剩下一片荒地和一块写着”拆”字的红漆木牌。

夏天的黄昏总是姗姗来迟。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那辆有些陈旧的面包车缓缓驶进村子，扬起一路尘土。车停在了黄家老宅门前，那里早就不是曾经的四合院了，只剩下一片荒地和一块写着”拆”字的红漆木牌。

黄家四兄弟的事，几乎是我们这个村子近两年来最大的谈资。

车门打开，下来的是黄家老四——黄明远。他的头发比三年前离开时短了不少，晒黑的脸上还是那道从左眼角延伸到嘴角的伤疤，那是十几年前他跟人打架留下的。他从车上取下一个旧帆布包和一个纸箱，关上车门，站在那片空地上望了许久。

“老四回来了。”不知道谁小声地说了一句。

傍晚的饭桌上，我爸边喝酒边讲起黄家的事。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这次回来休假，倒也赶上了这出大戏的最新发展。

“那黄四啊，我看他是不会来了。人家在珠海开厂子，日子过得……”我爸把杯子磕在桌子上，隔壁刘婶家的狗叫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我妈往桌上放了一碗花生米，碗底有个不起眼的裂缝，用胶水粘过的痕迹还在。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我问。

“回来有啥用？都闹成那样了。”我爸摇摇头，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香烟只剩下三根，他抽出一根，夹在耳朵上，又把烟盒放回口袋。

黄家老宅的拆迁款是去年年底发的，整整800万。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按理说，四兄弟平分，每人200万，该高兴才对。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黄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把家里田地卖了，凑了十几万给老大黄明山供读大学。老二黄明河高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老三黄明川倒是读了个职高，后来在县城找了份工作。最受宠的是老四黄明远，老爷子给他补习、买电脑，老四后来真的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老大拿着分到的200万，还要额外分5万。说是当年上大学花了家里的钱，现在应该补偿给其他三个兄弟。”我爸解释道。

我妈翻了个白眼：“那都是老黄的心意，哪有这么算的。再说了，老大现在不是在省城医院当医生吗？这么多年挣的钱少了？”

“人家老二不服气啊。”我爸喝了口酒，继续说，“老二说他打工这么多年，每年春节都寄钱回来。老三在家照顾父母，出了不少力。老四虽然读了大学，但这几年也没少往家里寄钱。凭啥老大上学的钱要大家还？”

电视里正播着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阵雨。我妈起身把院子里晾的衣服收了进来。红色的塑料盆里，一条老旧的毛巾盖在我爸的衬衫上。

“最后怎么分的？”我好奇地问。

“老大坚持要补偿，老二老三不干。老四电话里说什么都行，可老大非说老四是站在他这边的。”我爸说。

就为了这5万块钱，四兄弟吵了一架又一架。最后老大拿着存折，逼着老二老三按手印，说不领这钱就别认他这个大哥。老三脾气上来了，摔了茶杯就走。老二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按了手印。当时老四在珠海，电话里只说了句”你们看着办”。

那天是去年腊月二十八。村里的喇叭里放着过年的歌，黄家大门贴着崭新的春联，可屋里人却红着眼眶各自回家过年去了。

饭后，我妈擦着手上的水珠，递给我一个苹果：“这老四突然回来，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

我咬了一口苹果，酸得直咧嘴：“应该没事，不就5万块吗？”

“你懂啥，”我爸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点上，“不是钱的事，是心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出去转悠，路过村委会时，看见黄明远正和村主任说话。他们站在一棵老杨树下，村主任手里拿着一叠纸，不时点头。我放慢车速，偷听了几句。

“这事得你们自己解决啊，我们村委会做不了主。”村主任说。

“就是走个程序，您签个字就行。”黄明远的声音很平静。

村主任看了看手里的纸，叹了口气：“这钱，你真要这么分？”

黄明远笑了笑：“分都分了，还能怎么样？”

他们没再说下去，因为注意到了我。黄明远冲我点点头，我红着脸骑车离开了。

午饭时分，村里的广场上热闹起来。黄家四兄弟难得聚在一起，坐在那张常年放在广场边的石桌旁。老大黄明山西装革履，头发染得乌黑发亮；老二黄明河穿着一件半新的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老三黄明川一身休闲装，右手上的旧伤还缠着绷带，那是前段时间干活留下的；老四黄明远则穿着一件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爸非要去凑热闹，拉着我和他一起。等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围了不少人。黄家四兄弟的脸色各不相同，气氛有些紧张。

“老四，你这次回来是有事吧？”老大黄明山开口问道，声音很低，似乎不想让周围的人听见。

黄明远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拆迁的事，我来处理一下。”

“啥处理不处理的，都分完了。”老二黄明河有些不耐烦。

“是啊，你电话里不是说随便吗？”老三黄明川补充道。

黄明远打开牛皮纸袋，取出几份文件，推到桌子中间：“我去找了律师，重新做了个分配方案。”

老大脸色一变：“什么意思？钱都已经分了，你还想怎么样？”

“是啊，你在珠海过得好，就别来瞎掺和了！”老二也说。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小声议论着。夏天的蝉鸣声和人声混在一起，刺得人耳膜发痛。

黄明远慢慢展开文件：“爸临走前托村主任给我写了封信，说了老宅的事。其实当年他就想好了分配方案。”

老大一把抓住文件：“胡说！爸要是有想法，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三个？”

“因为他知道你们会吵。”黄明远语气平淡。

文件上清清楚楚写着一个分配方案：老大150万，老二老三各180万，老四290万。

“凭什么你拿这么多？”老二腾地站了起来，金链子在阳光下晃得刺眼。

黄明远没有回答，只是从包里又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递给村主任：“这是爸的账本，您给大家念念。”

村主任接过账本，推了推老花镜，开始念：

“2005年，明山大学毕业，借款3万元买房首付。”

“2008年，明河从深圳寄回2万元，给家里修房顶和围墙。”

“2010年，明川结婚，家里出10万元。”

“2012年，明远大学毕业，寄回5000元，说是还学费。”

“2015年，明山升主任医师，送了一台电视机。”

“2018年，明河生二胎，家里支援3万元。”

……

村主任念了足足十分钟，黄老爷子几十年来的收支记录清清楚楚。随着每一笔账目的念出，四兄弟的脸色都在变化。

念完最后一条，村主任合上账本，叹了口气：“老黄这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没想到连这个都记得这么清楚。”

最后一页记录的是：

“2022年2月，明远珠海厂子遇到困难，我想帮他，但没有钱了。如果老宅能拆迁，希望多给他一些。他开那个厂，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安置村里的几个残疾人。这孩子心善，就是不会说。”

广场上安静下来，连蝉鸣都似乎停滞了一瞬。

我看到老四的眼圈红了。他转过身，望着远处那片曾经是老宅的空地：“爸临走时告诉我，厂子的事不要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他说等我翻身了再回来，别让人看不起。”

“你那个厂……”老大黄明山声音有些发抖。

“倒了。”黄明远平静地说，“去年底最后一批订单交付后，我就把厂子关了。工人的工资和补偿金，花了我所有积蓄，还借了一屁股债。”

老三突然问：“那你现在住哪儿？”

“车里。”黄明远指了指那辆破旧的面包车，“这半年我开着它全国跑业务，晚上就睡在车里。”

广场上的人开始小声议论。我看到老二黄明河的眼睛瞪得老大，脖子上的青筋都出来了。

黄明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这是我的分配方案。老大150万，老二老三各180万，我290万。但我只要80万，剩下的210万我分给你们三个人，每人70万。”

“为啥？”老三黄明川惊讶地问。

“因为我欠了210万的债。”黄明远苦笑一下，“如果你们愿意帮我，那就各出70万。如果不愿意，我就自己想办法。我这次回来，是想把话说清楚，不想以后大家见面尴尬。”

老大黄明山站了起来，他的西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皱了：“当初分钱的时候，我坚持要那5万，是因为我知道你厂子的事。爸在世时告诉过我，但让我保密。”

广场上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我看到老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存折，放在桌子上：“这三年，我每个月都存一部分钱，准备给你救急用。本来想等存够50万再告诉你，现在只有37万多。”

老二黄明河的金链子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他粗声粗气地说：“你们瞒着我们干啥？我在深圳那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老四缺钱你们倒是说啊！”

老四咧嘴笑了：“我这人你们还不知道，死要面子。”

一阵风吹过，石桌上的几张纸差点被吹走。老三黄明川眼疾手快地按住了。他的手上还有干活留下的老茧。

“行了，别说了。”老三站起来，“分啥分，那是爸妈的心血，我们四个谁也别想独吞。债是你的债，也是我们黄家的债。”

老大点点头：“这样，这800万我们还是平分，每人200万。你欠的210万，我们三个一起帮你还。”

老二插嘴道：“我出80万，你们两个出65万。我在外面这么多年，挣得比你们多。”

老三笑了：“我出70万，刚好够。”

天上飘来一片云，遮住了炙热的阳光。广场上的人也渐渐散去，只剩下黄家四兄弟还在说话。远处，有人家在修理屋顶，锤子敲打的声音清脆地传来。

我和我爸回家的路上，看到村口的电线杆上钉着一张招工启事，是黄明远贴的，上面写着要在县城重新开办一个小型加工厂，主要招残疾人，保证基本工资和社保。

“你看，”我爸指着那张纸，“这才是黄老爷子最值钱的遗产。”

我不太明白：“啥意思？”

“一个会记账的老爷子，四个能算账的儿子。”我爸点燃了耳朵上的那根烟，“但最后算的不是钱，是亲情。”

过了几天，黄家四兄弟在老宅的地基上摆了一桌酒。他们请了村里的一些老人，说是感谢大家这些年对黄家的照顾。酒过三巡，老四黄明远站起来敬酒，说要在这片地上重新盖一座房子，不是给自己住的，是要办个日间照料中心，给村里的老人提供一个休息娱乐的地方。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有人笑话他傻，有人说他是做样子给兄弟们看，也有人猜测他是想在村里竞选主任。

但我爸说：“你们懂个屁，人家黄老四是看透了。拆迁款再多，也不如兄弟情深值钱。”

几个月后，我再回村里时，黄家老宅的地基上已经盖起了一座两层小楼。门口挂着”敬老院”的牌子，院子里种了几棵桂花树，老人们坐在树下打牌、聊天。黄家四兄弟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来看看，给老人们带些水果和零食。

那块写着”拆”字的红漆木牌，被钉在了敬老院的院墙上，下面用黑漆写着”黄氏兄弟敬赠”。木牌上的”拆”字已经有些褪色，但风吹雨打中，依然能辨认出它的模样。

就像那笔800万的拆迁款，表面上看是把一家人拆散了，实际上却让他们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

村口的老槐树下，时常能看到黄家四兄弟一起喝茶聊天的身影。有时他们会争论几句，但更多的时候是笑声。那笑声传得很远，远到电线杆上的招工启事都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5万块钱的事，早就没人提起了。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