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在那卷帙浩繁的《清高宗实录》中，清晰地记载着：“各省仓储充盈，米价每石不过银一两。”这一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在当时，得益于乾隆皇帝的治国方略以及各地官员的勤勉治理，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农田开垦面积逐步扩大，加之风调雨顺的年景，粮食

■ 紫禁城的盛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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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在那卷帙浩繁的《清高宗实录》中，清晰地记载着：“各省仓储充盈，米价每石不过银一两。”这一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在当时，得益于乾隆皇帝的治国方略以及各地官员的勤勉治理，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农田开垦面积逐步扩大，加之风调雨顺的年景，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各地粮仓堆满了粮食。例如江南地区，肥沃的土地和发达的水利设施保障了水稻的丰收，大量的稻米充盈了当地的粮仓。

同时，还有“四夷宾服，英吉利国遣使叩祝万寿”的记载。在乾隆朝，清朝的国力强盛，周边众多国家纷纷向清朝表示臣服和敬意。乾隆皇帝的威名远播，其统治下的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英吉利国派遣使节前来，不仅是对乾隆皇帝个人权威的尊崇，更是对清朝强大国力的认可。

户部的奏折中亦称，全国人口突破 3 亿，“旷古未有之隆”。这一人口数量的突破，是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有力证明。农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商业的活跃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医疗水平的提高也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从广袤的中原大地到边疆地区，处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盛世之景。

■ 马戛尔尼使团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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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在其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人民令人痛心的生活惨状。他写道，在直隶地区，农民们竟“以野菜混合糠麸为食，孩童腹大如鼓”。这一描述绝非夸大其词，在那个时代，直隶地区的农民深受沉重赋税和土地兼并之苦。许多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辛勤劳作，收获的大部分粮食却要交给地主和官府，留给自己的所剩无几。为了果腹，他们不得不采集野菜，与少量的糠麸混合煮食。孩子们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肚子肿胀得如同鼓一般，身体极度虚弱，却依然无法摆脱饥饿的折磨。

而运河上的纤夫们，其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斯当东描述他们“肋骨凸出如琴键，每日仅获铜钱五文”。运河的运输对于当时的经济至关重要，然而纤夫们却承受着巨大的体力消耗和微薄的收入。他们日复一日地在运河边拉纤，顶着烈日或寒风，身体被极度地透支。由于工作强度极大，却又食不果腹，他们的肋骨清晰可见，仿佛琴键一般突出。而那少得可怜的每日五文铜钱，根本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在山东地区，饥荒肆虐，惨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斯当东记载“山东饥民争食道旁倒毙者之肉”。当时的山东，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颗粒无收。饥饿的民众四处寻找食物，当生存的希望变得渺茫时，人性的底线被残酷的现实所突破。他们为了生存，竟争抢着食用道路旁那些已经倒毙之人的尸体，这是何等的悲哀与绝望。这种景象反映出当时社会在应对灾荒时的无力，以及底层民众在绝境中的无奈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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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雍乾时期，人口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变化曲线。1680 年，人口数量约为 1 亿，而到了 1794 年，这一数字惊人地增长至 3.13 亿。这一增长并非偶然，期间历经了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康熙年间，社会相对稳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和农业发展的政策，为人口的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时期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维持生计，从而推动了人口的持续上升。到了乾隆时期，虽然国家整体繁荣，但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加速度。

就耕地面积而言，其增幅相对有限，仅为 82%。在这一时期，尽管政府努力开垦荒地，但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开发的难度，限制了耕地面积的大幅扩张。例如在一些山区，开垦耕地需要克服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成本极高且成效不佳。

人均粮食占有量也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从康熙朝的 780 斤暴跌至乾隆末年的 580 斤，而临界生存线为 600 斤。这意味着在乾隆末年，许多人的粮食供应已经接近生存的底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对粮食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耕地面积的增幅相对较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此外，农业生产技术在这一时期的进步相对缓慢，未能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如旱灾、水灾、蝗灾等，使得粮食产量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

■ 工资与物价的死亡交叉
苏州纺织工薪资变迁（白银计）：

■ 饥饿的全球化接轨

使团所携带的礼物清单令人瞩目：其中有代表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天体运行仪，它能够精确展示天体的运行规律，揭示宇宙的奥秘；还有具有强大杀伤力和高效射击能力的连发步枪，这种武器在当时的军事领域可谓是创新之举；更有象征着工业革命开端的蒸汽机模型，它预示着未来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然而，清廷回赠的清单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廷回赠了 300 匹精美的丝绸，那细腻的质地、华丽的图案，展现出中国传统丝织工艺的精湛；500 件精美的瓷器，无论是青花瓷的典雅、粉彩瓷的绚丽，还是珐琅彩的奢华，都彰显着中国瓷器制作的高超技艺；还有 100 担优质的茶叶，那清新的香气、醇厚的口感，代表着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

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清廷此次的回赠，却意味着完美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入场券。当时的清朝，沉浸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中，对于使团带来的这些具有开创性和变革性的礼物，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天体运行仪被视为奇技淫巧，连发步枪未被用于军事装备的改进，蒸汽机模型更是被束之高阁。而西方各国却凭借着这些科技成果，迅速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清朝由于对新科技的忽视，在工业发展的道路上逐渐落后，为日后的种种困境埋下了伏笔。

■ 圆明园的财政密码

建造费用竟高达白银 600 万两，这一数字令人瞠目结舌，要知道，这相当于乾隆朝年均财政收入的 12%。在当时，乾隆朝的财政收入本应用于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水利工程的修建以保障农业灌溉、教育的普及以培养人才、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促进商业发展等。然而，如此巨额的资金被投入到这一单一的建筑项目中，无疑对国家的财政分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其维护成本也极为高昂，年均达到 25 万两。这 25 万两白银，相当于 5 万名农民全年的口粮。想象一下，5 万名农民辛勤劳作一年所生产的粮食价值，仅仅只是这座建筑的年均维护费用。这意味着无数农民的辛勤付出被消耗在这座奢华的建筑上，而非用于改善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或者推动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使团中的工程师对此发出了尖锐而讽刺的评价：“这座夏宫是用民脂民膏浇筑的冰雕，太阳升起就会融化。”这一评价深刻地揭示了这座建筑背后的残酷现实。所谓的“民脂民膏”，是农民们在土地上辛苦劳作所缴纳的赋税，是工匠们日夜赶工所付出的血汗，是无数普通百姓节衣缩食所贡献的财富。而将其形容为“冰雕”，意味着它虽然在当下显得华丽而耀眼，但却脆弱且短暂。“太阳升起就会融化”，暗示着这种依靠剥削和压迫民众所建立起来的奢华，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终有一天会在正义和公平的阳光下消逝无踪。

■ 南巡的灾难经济学

乾隆南巡图

乾隆六次南巡的耗资堪称巨大，其统计结果令人震惊。直接花费就高达白银 2000 万两之巨。这一笔庞大的开支，本可以用于加强国防建设、改善民生福祉、推动教育发展等诸多对国家和民众具有长远利益的重要事项。

然而，南巡所带来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量。其一，漕运的停滞致使京城粮价暴涨 300%。漕运作为京城粮食供应的重要通道，其停滞直接影响了粮食的正常运输和供应。由于南巡期间对漕运资源的占用和干扰，导致粮食运输不畅，市场供需失衡。京城的百姓面临着粮食短缺和价格飞涨的困境，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许多家庭陷入了贫困和饥饿的边缘。

其二，沿途强征民夫的行为导致了 5.8 万人逃亡。为了满足南巡的各种需求，大量民夫被强行征调。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农田和家庭，承担繁重的劳役。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微薄的报酬，使得民夫们不堪重负。许多人选择了逃亡，以逃避这种残酷的压迫。这不仅给无数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分离，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

其三，为了“粉饰太平”而豁免积欠，这一举措看似仁慈，却引发了后续征税的疯狂反弹。豁免积欠在短期内营造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和宽容景象，但却破坏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稳定性。随后的疯狂征税，使得民众的负担更加沉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矛盾。

■ 文字狱维稳费

在康雍乾三朝期间，文字狱案件的数量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变化趋势。康熙朝，此类案件共计 29 起。在这一时期，虽然文字狱案件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每一起案件都给当时的文人墨客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雍正朝，文字狱案件达到了 25 起。这一时期，政治斗争较为复杂，文字狱成为了统治者巩固权力、打压异己的手段之一。许多文人只因在文字中稍有不慎，便被卷入了这残酷的政治漩涡。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高达 135 起。乾隆皇帝在位时间较长，其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愈发严格，使得文字狱的规模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无数文人因言获罪，文化领域陷入了一片死寂。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起文字狱案件的处理成本都颇为高昂，平均达到了 8000 两白银，其中还包含抄家所带来的收益。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官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审讯和判决。为了搜集所谓的“罪证”，常常对涉案人员的家庭进行全面搜查，一旦被认定有罪，不仅当事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其家庭财产也会被抄没。而这些抄家所获得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处理案件的成本，但却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 腐败的标准化操作

在 1781 年发生的甘肃米案，犹如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令人发指的腐败公式。

虚报赈灾人数成为了贪腐的重要手段。在灾难肆虐、百姓嗷嗷待哺之际，一些贪婪的官员却利欲熏心，肆意夸大需要救助的灾民数量。他们无视民众的苦难，只为了给自己的贪污行为创造更大的空间。按照他们的算计，虚报的人数越多，能够从中克扣的款项也就越多。而克扣的标准竟然高达 30%，这意味着本应是灾民救命的钱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这些无耻之徒中饱私囊。

与此同时，倒卖仓储粮的恶行也在暗中猖獗。仓储粮本是为了应对灾荒和紧急情况而储备的战略物资，然而却成为了某些官员谋取暴利的工具。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仓储粮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私自倒卖，然后再以高价卖出，从中获取高达 50%的官定利润。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粮食储备，更让无数灾民陷入了绝境。

通过这样的腐败手段，这些官员每年贪腐的白银竟然达到了惊人的 100 万两。100 万两白银，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数字！它本可以用来修筑水利、改善农田，让百姓安居乐业；可以用来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可以用来加强军备、巩固边防，保障国家的安宁。然而，却因为这些腐败官员的私欲，全都化为了泡影。

■ 军事科技的代际差
中英军力对比（1793）：

■ 生态崩溃的前兆

在 1700 年，陕甘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还高达 34%。那时，广袤的大地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山峦起伏间，绿树成荫，生机勃勃。森林不仅为当地的生态系统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也为众多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衍的家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 1800 年，陕甘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至 11%。这一惊人的变化背后，是人类无节制的开发和砍伐。为了获取木材用于建筑、取暖和制作工具，大片的森林被肆意砍伐。同时，不断扩张的农业活动也侵占了大量的林地，导致森林面积大幅缩减。

这一变化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导致黄河决口的频率大幅增加。在康熙朝，黄河决口年均仅有 0.3 次。那个时期，黄河的水势相对较为平稳，沿岸百姓的生活相对安定。

但到了乾隆朝，情况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陕甘地区森林覆盖率的大幅下降，失去了森林对水源的涵养和对土壤的稳固作用，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雨水无法被有效地吸收和储存，大量泥沙被冲入黄河，使得河道淤积，水位上升。结果，黄河决口的年均次数飙升至 1.7 次。

黄河的频繁决口给沿岸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洪水淹没了农田，摧毁了房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计无着。农业生产遭受重创，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从生态角度来看，这一变化破坏了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平衡，许多物种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 饥饿的全球化认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清晰地记载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18 世纪，中国的大米出口量竟然下降了 87%。这一数据背后，反映出当时中国在经济和贸易领域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和挑战。原本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大米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或许是由于国内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导致产量大幅减少；也可能是因为贸易政策的调整，限制了大米的对外输出；又或者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中国大米在价格和质量上失去了优势。

朝鲜使臣朴趾源在其所著的《热河日记》中，留下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描述：“燕京乞丐持人骨求售”。这短短几个字，生动地勾勒出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极度悲惨和无奈。在繁华的燕京，本应是繁荣昌盛的景象，然而却出现了乞丐手持人骨求售的凄惨场景。这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贫困和饥饿已经将一部分人逼到了绝境，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谋求生存。

法国传教士汪达洪在其信件中，更是毫不留情地评价道：“这个帝国像外表光鲜的棺椁，内里爬满蛆虫”。这一尖锐的言辞，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表面的繁荣与内在的腐朽之间的巨大反差。从外表看，帝国或许有着宏伟的建筑、繁华的街市和热闹的贸易，但在这看似光鲜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无数的社会问题。政治腐败、民生困苦、社会不公等问题如同蛆虫一般，侵蚀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基。

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分析，这一系列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僵化。长期的封建统治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经济层面来看，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新兴的商业和工业力量又受到重重束缚。在文化方面，保守的思想观念和陈旧的教育体系限制了人们的创新和进步。

综上所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朝鲜使臣的日记以及法国传教士的信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 18 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和深刻危机。

■ 知识分子的觉醒困局

章学诚所著的《文史通义》，这部本应在学术领域大放异彩的著作，其初稿却惨遭毁灭的命运。而导致这一悲剧的原因，竟是其中提及了“盛世虚耗”这一敏感且尖锐的观点。

在当时所谓的“盛世”表象之下，章学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无畏的勇气，指出了繁荣背后所隐藏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然而，这种真实而深刻的见解却未能被当时的统治阶层所容忍，他们无法接受对“盛世”的任何质疑和批判，于是将这部初稿无情地摧毁。

与此同时，龚自珍发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当时僵化的体制却束缚了人才的涌现和发展。他渴望打破陈规旧制，为国家和社会招揽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能人志士。

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的这一呐喊，比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晚了 40 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让西方世界初步见识到了清朝的真实面貌。尽管当时的清朝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强大的形象，但使团成员通过深入观察，已经察觉到了这个庞大帝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逐渐显露的疲态和落后。

而 40 年后龚自珍的呼喊，更加凸显了当时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他的呼声不仅仅是对人才选拔制度的不满，更是对整个社会体制僵化、思想禁锢的强烈批判。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和对新思想的渴望。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分析，这也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将来临。

综上所述，章学诚《文史通义》初稿的被毁以及龚自珍的呐喊，都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间的对比，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清朝在时代变迁中的困境与挑战。

■ 现代研究的致命补刀

中科院发布的《小冰期气候与清代农业危机》这一研究成果，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乾隆朝时期，气温相较于明末竟然降低了 1.2℃。这看似细微的温差变化，实则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据科学理论分析，如此幅度的气温下降，会导致农业减产的理论值达到 21%。要知道，气温的降低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光合作用效率以及病虫害的发生频率等诸多关键因素。在这种不利的气候条件下，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了严重的抑制，产量的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方所公布的粮产数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增长幅度竟然高达 35%。这一现象无疑是统计造假的铁证。这种公然违背客观事实的数据造假，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

或许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盛世”形象，统治阶层故意夸大粮产数据，以营造出一种国家繁荣昌盛、农业丰收的假象。又或者是为了满足某些官员的政绩需求，通过虚报数据来获取晋升和奖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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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讨论："从GDP崇拜到民生关注，历史评价体系该如何重构？"

当英国使团的军舰驶离天津时，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外交失败的记录，更是一个古老帝国的病理切片。那些被《四库全书》精心修剪的历史，却在马戛尔尼使团的笔记里长出狰狞的真相。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权力者用奏折织就的皇帝新衣——在3亿子民的饥饿目光中，这件华服早已千疮百孔。

下期预告
《和珅抄家清单震撼公开：清朝第一贪如何炼成？》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