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桓公与儒家文化的渊源及贡献（二）

摘要：仁者爱人。郑桓公作为西周的司徒，施仁政于西周的老百姓；他作为郑国的国君，施仁政于郑国的人民，这自然无愧于仁者的称谓。我们先看几段历史评价：据《国语·郑语》：郑桓公担任周王室的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掌管徒役征发和礼教等等。他在司徒任上，政绩斐然，很得人心，对

作者刘亦农

郑桓公画像（网络图片）

（四）缁衣遗爱，是为“仁”

仁者爱人。郑桓公作为西周的司徒，施仁政于西周的老百姓；他作为郑国的国君，施仁政于郑国的人民，这自然无愧于仁者的称谓。我们先看几段历史评价：据《国语·郑语》：郑桓公担任周王室的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掌管徒役征发和礼教等等。他在司徒任上，政绩斐然，很得人心，对周民和协安抚，赢得周民的拥护，黄河洛河一带的人民都很爱戴他，思念他。郑桓公“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洛之间，人便思之”；《礼记》中有“孔子论诗”一文，其中有 “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的记载。这就是说：孔子曾经赞扬过郑桓公，他说，颂读《缁衣》这首诗，就可以知道桓公老人家是多么地爱好贤能之人啊；《诗序》记曰：“郑桓公、武公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这段话告诉我们：桓公武公先后为西周东周司徒，他俩尽职尽责，工作干得很好很出色，受到国人的爱戴和欢迎，为了颂扬他们高尚的德行和精神，郑人贤者创作《缁衣》这首诗，以表明他俩对国家莫大之功勋！

《诗经·缁衣》（网络图片）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记载：担任司徒者还有以贤制爵和以庸制禄的职责。以贤制爵，则民慎德（根据贤行颁授爵位，人民就会谨慎修养德行）；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根据功绩制定俸禄，人民就会致力于建立功业）。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最初的选士制度，据《礼记·王制》记载：“命乡论秀士，升至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这段话说明，第一，由乡将德行德艺优秀者举荐给司徒，此为“选士”。第二，司徒将其中俊秀者荐举入学，使之学有所成，此为“造士”。 “选士”和“造士”这两点涵盖了选拔与培养的全过程。无论“士”的培养还是选拔，都关乎到向周王举荐贤能人才的质量问题。在此，司徒之职都起着极为重要的关键作用。

这一职责权力很大，但非常繁杂，又要特别细致和准确。所以郑桓公和武公在担任司徒期间，工作特别繁忙。两公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不厌其烦地认真地接待贤能，并且公正的对待他们。《郑风·缁衣》诗歌旨意就是赞美二公殷勤接待关爱身穿缁衣的贤士。由此推论出，该诗萌芽于郑桓公居住的古郑（今华州区）棫林（咸林）附近的周郑之人，而定型于武公时代的新郑之民。《史记索隐》的《郑世家》“述赞”中说：“厉王之子。得封于郑。代职司徒，《缁衣》在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周厉王的儿子郑桓公，曾经分封于京畿之地郑国，并兼任周朝司徒，人们吟诵《缁衣》这首诗，就是在歌颂桓公的丰功伟绩的啊！

《缁衣》一诗颂扬二公之德还有另一说法：西周末期到东周时期，郑桓公释放王城和成周城大批奴隶，受到商朝遗民的广泛拥护。郑国东迁以后，版图扩大而人口不足，难以进行大规模建设，正因为桓公武公得到了奴隶们的拥护，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投靠郑国，使郑国人口和国力快速增长。《缁衣》这首古诗正是二公接待其中优秀贤能商人和手工业者代表的真实写照。

《缁衣》一诗影响很大，致使“缁衣遗爱”千古流传。白居易在他的《和阳城驿》一诗中写到：“怜君一寸心，宠辱誓不移。疾恶若巷伯，好贤如缁衣。......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离”。这里的好贤如缁衣，可以解释为：“喜欢贤良之人，就如同《缁衣》里描述的郑桓公爱贤之深切的程度一样”。这是多么美好的爱才重才的形象啊。《缁衣》里的桓、武两代国君的仁义之风，被后世常常当作典故，用来教育人，比如明代名臣刘龙在从南京被召入北京的时候，林文俊就撰文说道：“大家虽然都为您老人家的升迁高兴，但整个南京上上下下几十万人无不戚然流泪、依依不舍，想当年郑桓公、郑武公两代人先后入朝为官，周人爱之，遂作《缁衣》之诗，今天为您入朝而高兴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

（五）解放农商，盟约有信，历代传承，万民称颂。

郑桓公死后200多年，郑国有一个被后人誉为千古名相的人，叫子产。他因严守郑桓公在世时制定的政商盟约而成为千古佳话。《左传·昭公十六年》曾记载了子产坚守郑桓公政商盟誓的故事：晋国韩宣子有一只玉环，与其配对的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韩宣子向郑定公请求得到那只玉环，相国子产不同意给，说：“这不是国家府库中的藏物，我们国君不知道玉环是谁的，在什么地方。”子大叔、子羽对子产说“韩宣子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我们不给人家玉环，这会因此招来大国的憎恨啊，何不找来给他呢？”子产仍然不同意。韩宣子只好向商人购买玉环，已经成交了，商人却坚持一定要告诉君大夫。韩宣子向子产请求其能够应允。子产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都是从周地迁移过来的，共同协作来清除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开垦土地，一道居住在这里，世世代代都要遵从以前的盟誓，以此互相信赖。盟誓说：‘你不背叛我，我不强行买你的东西，你们有了市场利润赚了钱，你们有珍贵的财物，我不需要知道，你们自己拥有就行了。依靠这个有信用的盟誓，所以政商能互相支持直到今天。现在您带着友好来敝邑访问，却要求敝邑强夺商人的东西，这是教敝邑背弃盟誓，恐怕不可以吧！您得到玉环却失去诸侯，是一定不这样做的。我如果献上玉环，不知道根据是什么，那如何可行呢？”韩宣子退回玉环，说：“我韩起虽然不聪明，岂敢为求取玉环而招致罪过？谨请退回它。”（郑桓公和商人的誓约原文：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这份盟誓相当于是郑国开国君主郑桓公对郑国商人的承诺，以后变成了郑国朝廷坚守的一个传统、宪制。它要求商人不要背叛朝廷，朝廷又要保护商人的自由买卖和财产权，以换取商人对朝廷的拥护和支持。郑国朝廷世代坚守这个政商之间的盟誓，政商平等，几百年毫不动摇。所以，政商关系非常稳定。郑国的国土虽然狭小，但它正好处于中原的正中心。所以它工商业发达，各种娱乐业也很发达。和平时期做生意时，占尽天时、地利。它可以跟四方诸侯国进行贸易，加之政商关系和谐，商人自由贸易的积极性高，所以郑国成为当时中国的贸易中转中心。《左传》全书记述商人事件的文章共有三篇，全都是叙说郑国商人事件的。可见当时郑国商人在全国诸侯国中地位之重要。

郑国国君深知郑国的国家实力来源于商人的强大，所以对商人采取了非常平等地合作态度，保持了郑国商业的繁荣。同时，郑国也得到了商人的回报。郑国商人都非常热爱国家，愿意为国家奉献牺牲。中国历史上爱国商人的形象就是从郑国商人开始的。

据《左传》记载:三十三年春（公元前627年），秦国军队越过周国准备去偷袭郑国。秦军在行进中，被郑国的商人弦高发现。弦高得知秦军是去偷袭郑国的，他一方面派人立即通知郑国预做准备，另一方面则立即以郑国国君的名义，自己向秦军献上十二头牛和四张熟牛皮，并说是郑国国君派他来问候秦军的。秦国军队一看，以为郑国对秦国的突袭早已知情并做好了备战准备，就放弃了这次偷袭计划。结果在返程途中还被晋国打了一个埋伏。爱国商人弦高舍财舍命救郑国的故事，从此流传于世，为人称道。

郑国商人的这种爱国热情，也表现在后来他们在乡校中议论时政，批评朝廷或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行为。这才引出了后来的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此亦为千古佳话。

（六）抵御外族侵犯，率军征讨猃狁，勤王护主殉难

西周末年周幽王执政，幽王沉溺酒色，荒废朝政，并于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废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姬宜臼，而立宠妃褒姒为王后，褒姒所生之子姬伯服为太子。致使申后的父亲申侯大为恼怒，遂联合缯国、西夷犬戎攻打周幽王。郑桓公和秦襄公、晋文侯、卫武公等，四路诸侯发兵救周。可惜，周幽王大势已去，不久犬戎攻陷丰镐二京，在骊山之下杀死周幽王，司徒郑桓公在关键时刻忠心护主，沿途保驾，奋勇迎敌。戎主见桓公英勇善战，只得命乱箭射杀，桓公遮挡不及，壮烈牺牲。犬戎兵又追杀太子伯服，虏去褒姒，西周灭亡。

周幽王祸国殃民，烽火戏诸侯成为千古笑柄，为其尽忠值不值得，算不算忠？笔者以为：犬戎攻打周幽王，这有外族侵犯的因素。大家知道：犬戎，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又叫猃狁或"戎狄"，古代千百年间历朝历代一直屡犯中原，是华夏民族最狠毒最可怕的敌人，对中原一带破坏极大。郑桓公率领勤王之师保卫周幽王，可谓防御外敌入侵，英勇舍身悍卫国家之举。

1980年11月，在陕西省长安县出土一件铜鼎，上有铭文。铭文记载着郑桓公早在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至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之间。他就曾率兵迎击进犯周朝边境的北方部族猃狁，并取得胜利。可见，郑桓公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是功勋卓著的，有深刻的历史渊源。郑桓公在《东周列国志》里被描写成为一个精忠报国的悲剧角色，应该是有道理的。

自古至今，忠于君王和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理应是一致的。郑桓公是知道这些道理的。他在西周司徒任上尽责尽职，惠民爱民，因而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周幽王和郑桓公同时被犬戎杀害于临潼山下，周幽王就地掩埋，郑桓公的手下却冒着战火厮杀的风险，烈马驭尸，从骊山奔回郑地（现渭南市华州区）。把郑桓公的尸体运回古郑国埋葬，当地人说：桓公的墓地头枕秦岭五龙山，足登滔滔渭河水，它还在护卫着郑国人。后人有诗赞曰：桓公良，犬戎乱周完琰碎（完整的美玉破碎），千秋古冢万世香！

（七）郑桓公是华夏2000多万郑氏人的原始始祖，对发展郑姓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有开山立派和精神崇拜的作用。

郑姓渊源有二，第一：源于姬姓，出自周宣王之弟姬友的封地郑国，属于以国名为姓。该支郑氏始祖为郑桓公；第二：源于少数民族，或汉化改姓为氏，或以帝王赐姓为氏等等，不一而居，但总体人数不多。

以国为姓的郑姓人在郑姓族群中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故居于主体。郑姓人先在我国黄河流域发展和迁徙流播，后来逐渐迁延到长江以南以及全国。与此同时，还有许多郑姓人外移出国，播迁世界各地。比如多个国家都修建有郑成功的庙宇，由郑姓后人祭祀和众人参观景仰。郑姓始祖郑桓公在陕西渭南市华州区的墓园，年年都有成千上百的郑氏后人来此祭拜，成为精神依托。

渭南市华州区的郑桓公墓（网络图片）

郑姓人对郑姓族群总结了几个特点，颇有趣味，录此以飨读者：1、华夏民族二千多个姓氏，但是开姓太始祖（郑桓公）为国忠烈牺牲的也只有郑姓。2、中华大地二千八百年以来，姓氏始祖之墓（桓公墓）保存至今的也只有郑姓。3、中国历史悠久，州郡城池千座，能以姓立州并置省会的也只有郑州。

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民间关于郑姓人家经商发财，买官护身的故事甚多，在此细说一二。

郑氏十七房——宁波最大的商帮集居地

十七房郑氏宗族据其家谱记载，他们是春秋时期郑国第一代国君郑桓公的嫡传后裔。五代时，社会动荡，战争频繁，郑氏一族三次举族南下。清光绪《郑传笈朱卷》载，郑氏一支“宋南渡迁居灵绪乡(今镇海澥浦一带)择山之阳塘路沿定居下来，称路沿郑。”传六世之后，分居十七房，始称十七房村。历经7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家族式的商帮群体。

镇海境内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商帮集居地，但要数历史最悠久、时间延续最长，集居地民宅建筑最多、规模最大，气势最雄伟的，非郑氏十七房莫属，号称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如此之大的规模建筑群，不是靠做官发财，而是靠十七房人一代一代外出经商发迹的。在宁波帮早期商人中，没有一个商帮氏族集团可与郑氏十七房相比肩。上海开埠（通商口岸）之初，十七房商人就来到了这里，据说：目前上海这座城市至少有三百多万甬人（宁波人）后裔，甬人可说是上海最大的移民群体，其中十七房商人功不可没。过去，上海市民把外来人都叫乡下人，唯有宁波人他们不叫，因为清明节成群结队的上海人要到宁波上祖坟的。

孙中山先生于1916年在视察宁波时曾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宁波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毛泽东是第一个用文字明确提出“宁波帮”名称的人。1949年5月，在解放军解放南京、杭州，向浙东进军时，毛泽东曾两次发电报给邓小平、陈毅及谭震林等人。要求他们：“在占领绍兴、宁波后，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房屋财产……”，对宁波帮一些人 “要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邓小平早在1989年就发表了“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讲话，发动宁波帮，当然包括郑氏十七房商帮的人，以他们的经济能力献策献力建设故乡。

《宁波帮研究》书载:"镇海十七房郑世昌(1664-1728)承父命外出经商，康熙年间即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四恒银号(即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历久不衰，地位举足轻重(其钱庄、银号业影响全国)，直至1900年"庚子国难"时，开设京都200余年四恒银号严重受损歇业，这一歇业，直接关系京城数十万人财产生计。“此事惊动了慈禧太后，下令拨库银100万两接济四恒。”这是宁波商帮萌芽时期的最早商人。

从康熙到光绪中期，郑氏十七房共有6支经商集团，形成郑氏一族的庞大商业队伍。其中1848年镇海十七房人郑熙在上海老城厢创办“凤祥银楼”。现已发展为中国500强企业，已是集科工贸于一体的，2012年营业额已达255亿元的企业集团；还有郑勋首在上海开了宁波帮最早的钱庄业，其业"筹算屡中，家业隆隆起"，后来“生计益饶”成为宁波钱庄业的巨头，“盖屹然为甬江之砥柱二十年”；晚清最大的全盛源记民信局创办人郑景丰，1852年在甬（宁波）创办民信局，设总号于上海，在甬、绍、杭、定等地广设分局，为国内民信局中最有威望、最有影响的一家。当时上海等地老百姓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天下之人，无不知全盛，无不信全盛”。可见全盛民信局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郑方正1916年在上海与奉化郑源兴合办承余蛋行，以后营业发展，扩为茂昌蛋品公司、茂昌冷藏公司，规模为国内蛋业之首。这是中国第一家大型冷藏企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就能建造多艘承载2000吨重量的远洋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