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李媳妇王芳，不，应该叫王大姐了，今年已经四十出头。她家那老房子离我家不远，隔着两排矮矮的玉米地，顶多三分钟路程。每天早晨五点多，我出门晨练，总能看见她家的灯亮着。冬天，炊烟从破旧的瓦房里飘出来，盘旋着，散在清晨的雾气里。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几个闲着的老头正摇着蒲扇议论着什么。我骑着三轮车经过，故意放慢了速度。

“听说了吗，小李家那媳妇把镇上的房子卖了，给婆婆治病。”

“嗯，卖了。那房子是她爹妈给的陪嫁呢。”

“你们说，这么好的媳妇，怎么就摊上个在外打工不管家的儿子呢？”

我没有停下来。毕竟，这是我听了八年的故事。

小李媳妇王芳，不，应该叫王大姐了，今年已经四十出头。她家那老房子离我家不远，隔着两排矮矮的玉米地，顶多三分钟路程。每天早晨五点多，我出门晨练，总能看见她家的灯亮着。冬天，炊烟从破旧的瓦房里飘出来，盘旋着，散在清晨的雾气里。

昨天，村委会广播喇叭里传来村长的声音，说要表彰王芳照顾瘫痪婆婆的事迹。我放下手里的活计，顺着人流走去。

村委会院子里早就坐满了人。老人们抢占了前排的位置，手里攥着发的两包香烟，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后排站着年轻人，大多是听说有免费饮料，来凑热闹的。

王芳站在台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头发随意地挽着，脸上有些局促。她旁边是一个轮椅，上面坐着她婆婆。那老人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虽然身体瘫痪，但眼睛炯炯有神，一直望着台下。

村长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念着什么，大概是准备好的表彰词。我没太听清，耳边全是风扇呼呼的声音和塑料椅子摩擦地面的嘎吱声。

突然，王芳婆婆举起了一只手，示意要说话。村长愣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了她。

“我要谢谢我儿媳妇。”老人的声音颤抖着，却很坚定，“这八年，没有她，我早就不在了。”

场下安静了下来。

我记得八年前那个下着大雨的晚上。村里的广播响起来，说李家老太太突发脑溢血，需要送医院。那时候村里还没有水泥路，更别说出租车了。李大壮，也就是王芳的丈夫，那时候刚去广东打工没多久。王芳一个人，顶着暴雨，用独轮车推着昏迷的婆婆，在泥泞的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镇上的医院。

“你是不知道，”后来村里的赵大姨跟我说，“那天晚上，王芳浑身湿透了，脸上全是泥水和眼泪，分不清哪是哪。可她一直在对大夫说，‘救救我婆婆，无论花多少钱都行’。”

医生说需要手术，费用大概七八万。王芳当场就哭了，因为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李大壮在电话那头也急得团团转，说再给他两个月时间凑钱。

可医生说，等不了那么久。

就在那晚，王芳做了一个决定：卖掉她爹妈给的陪嫁房子。那是一套镇上的两居室，虽然不大不新，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嫁妆了。

“我爹妈知道了肯定会骂死我，”她对在场的乡亲们说，“但我不能看着婆婆就这么走了。”

手术很成功，但老人醒来后，发现自己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医生建议送养老院，可是农村哪有什么像样的养老院，就算有，那费用也不是普通农民能承受的。

于是，王芳扛起了照顾婆婆的重担。

李大壮本来说手术后就回来，可后来他在广东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这边工资高，能多挣点钱补贴家用，”电话里，他这么解释，“再说现在家里也安定下来了，不是吗？”

王芳没吭声。我能想象她当时的表情——眼里有失望，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

从那以后，李大壮很少回家，一年到头也就过年的时候匆匆回来待几天，然后又风风火火地走了。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说他不负责任，有人甚至传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但王芳从来不参与这些闲言碎语。她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清晨四点半起床，先给婆婆熬药，然后做早饭。吃完饭后，帮婆婆洗漱、按摩。上午，她会去自家的责任田里干农活，中午匆匆回来做饭，再出去做点零工挣钱。晚上，她要给婆婆翻身、擦洗，避免褥疮。

最开始的两年，王芳的父母经常来帮忙，但后来他们也老了，身体不好，来得越来越少。

“最难熬的是冬天，”王芳曾经跟隔壁的张大娘说，“大雪封路那几天，水管冻住了，我得去井里一桶一桶地担水回来，给婆婆烧热水擦身子。那年冬天，我的手冻得裂了好几道口子，血和脓水混在一起，疼得我晚上睡不着觉。”

可她从来没在婆婆面前喊过一句苦。

我家的母鸡下蛋多的时候，会给王芳送几个过去。有一次，我去她家，看见她婆婆躺在一张干净的木板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边放着一个小收音机，正播着评剧。屋子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嫂子，这是刚下的蛋，热乎着呢，”我把鸡蛋递给她，“给婆婆煮个蛋羹补补身子。”

王芳接过来，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谢谢啊。婆婆最近牙口不好，正好喝点蛋羹。”

她婆婆冲我笑了笑，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老人家因为中风，说话有些困难。

“他爸，你看谁来了，”王芳转向婆婆，轻声说道，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样自然，“我去给你们泡点茶。”

她婆婆眼里闪着泪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孝道。

王芳把婆婆照顾得很好，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卖房子的钱早就用在了手术费和后续治疗上。李大壮每个月会寄一些钱回来，但远远不够。

第三年的时候，李大壮突然说要出国，去日本做建筑工人，工资是国内的三倍。

“就两年，”他在电话里对王芳说，“两年后我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

王芳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只是问：“那两年里怎么办？”

“我会每个月按时寄钱回来的，”李大壮保证道，“你放心。”

就这样，李大壮出国了。村里人又开始议论纷纷。

“这下好了，指望不上了。”

“王芳真是命苦啊，嫁了这么个男人。”

“要我说，她早该和那个没良心的离婚了。”

可是，王芳依然默默地照顾着婆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开始的几个月，李大壮确实每月按时寄钱回来。但后来，钱寄得越来越少，有时候甚至会漏掉一两个月。电话里，他总是说公司经营不善，工资发得不稳定。

第五年的时候，婆婆的病情突然恶化，需要做一次较大的手术。王芳打电话给李大壮，可是电话那头只有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王芳慌了。她四处借钱，但谁愿意借给一个丈夫不在身边，只有一个瘫痪婆婆的女人呢？最后，她咬咬牙，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拖拉机。那是李家的”命根子”，是李大壮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财产。

手术很成功，但王芳的生活更艰难了。没了拖拉机，她只能纯靠体力劳动。夏天，她在别人家的地里打零工；冬天，她去镇上的服装厂做临时工。有时候，实在没活干的日子，她就去山上采野菜，腌起来当咸菜吃。

第六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大雪，王芳正在灶台前煮粥。突然，她听到婆婆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她赶紧跑过去，发现婆婆面色发青，呼吸困难。

“婆婆！婆婆！”她慌忙拍打着老人的脸，然后不顾外面的风雪，跑去隔壁喊人帮忙。

那天晚上，几个村民帮着把婆婆送到了镇医院。医生说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我们家真的没钱了，”王芳哭着对医生说，“能不能先救人，医药费我想办法…”

医生看着这个瘦弱的农村妇女，脸上布满了风霜和疲惫，眼睛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叹了口气：“先治疗吧，费用的事情后面再说。”

婆婆住院两周后出院了。出院那天，王芳问医生：“多少钱？”

医生递给她一张纸：“这是账单，但已经有人付清了。”

王芳愣住了：“谁？”

“一个自称是你丈夫朋友的人。他说你丈夫让他来的。”

回家的路上，王芳沉默不语。我猜她心里五味杂陈：感激有人帮忙，却又因为不是丈夫亲自回来而失落。

第七年春天，村里通了水泥路，也有了公交车。生活方便了许多，但王芳的日子依然艰难。这一年，她开始学着在自家院子里种些蔬菜，卖到镇上的市场。虽然挣得不多，但好歹有了稳定的收入。

我记得有一次去镇上，看见她蹲在市场角落里，面前摆着几捆自家种的青菜。她穿着那件发白的蓝衬衫，头上扎着一条褪了色的红头巾，腿边放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播放着她婆婆喜欢的评剧。看见我，她冲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盛开的菊花。

“生意怎么样？”我问。

“还行，今天卖了二十多块钱。”她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仿佛这二十块钱比二十万还珍贵。

就在去年，村里来了一个医疗队，说是要为贫困家庭义诊。王芳带着婆婆去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一位专家看了婆婆的情况后，说她的病情或许有治愈的可能，但需要到省城的大医院做手术和康复治疗。

“多少钱？”王芳问。

“至少十五万。”

王芳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十五万，对她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卖的了。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邻居说，看见她对着天空发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第二天，她去了趟县城。回来后，她告诉村长，她决定接受医疗队的建议，带婆婆去省城治疗。

“哪来的钱？”村长惊讶地问。

“我去找了小李的发小，当年一起出国的那个。他告诉我，小李在日本早就结婚生子了，根本没打算回来。我决定离婚，分掉在县城的那套房子。”

原来，李大壮在日本站稳脚跟后，悄悄地在县城买了套房子，还在村里人面前保密。他的计划是等攒够钱，就接王芳过去，开始新生活。至于他那瘫痪的母亲，恐怕早就被他抛在脑后了。

离婚后，王芳拿到了房子的一半份额。她毫不犹豫地卖掉了，拿着钱带婆婆去了省城。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临走前，她对村长说：“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把婆婆带回来。这里是她的家。”

半年后，也就是上个月，她真的回来了，推着轮椅上的婆婆。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老人竟然能够抬起右手，甚至能说几个简单的词了。

医生说，老人的情况确实比预期的要好，虽然不可能完全康复，但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

“都是芳的功劳，”婆婆颤抖着声音对前来探望的邻居们说，“她每天给我按摩，教我说话，陪我做康复训练。医生都说没见过这么有耐心的儿媳妇。”

王芳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现在，婆媳俩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王芳依然每天五点起床，但不再需要那么辛苦地照顾婆婆了。她开始在自家院子里种更多的蔬菜，甚至养了几只鸡。每周三和周六，她会推着婆婆去镇上的市场卖菜。

听说，县里的残联了解到她们的故事后，主动联系她，说要为她提供一些帮助。还有人提议让她成立个种植合作社，带动村里更多的妇女增收。

今天的表彰会上，王芳没有说太多话。她只是简单地说：“照顾婆婆是我应该做的。她把儿子养大，儿子娶了我，我就是这个家的人了。”

下台时，她推着婆婆的轮椅，走得很慢，但步伐很坚定。阳光照在她们身上，仿佛给她们镀上了一层金边。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突然想起王芳院子里那棵老梨树。记得前年秋天，那树结了满树的梨，压得枝条都弯了腰。王芳摘了一篮子，挨家挨户地送。轮到我家时，她说：“婆婆最喜欢这梨了，可惜她牙口不好，只能喝点梨汤。你们尝尝，甜着呢。”

那梨确实甜，甜得让人心里发酸。

就像村口老槐树下那些老头常说的：“王芳这媳妇，比亲闺女还亲。”

是啊，在这个人心浮躁的年代，她用八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和付出。

表彰会后，我在村委会门口遇到了王芳。她正准备推着婆婆回家。

“大姐，恭喜啊，”我由衷地说，“你是我们村的骄傲。”

她摆摆手，笑着说：“哪里哪里，我就是个普通人。”

阳光下，她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但眼睛里闪耀着宁静的光芒。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们的平凡。

她推着轮椅，慢慢地走在村里的土路上，背影渐渐模糊在夕阳里。远处，她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梨树，又结满了果子。

来源：番茄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