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梅孙的反腐小说很多，比如《我主沉浮》《我本英雄》等等。在前年播放的《人民的名义》群像中，孙连城是个令人玩味的标本。这个曾经的“能吏”在汉东省政治生态中逐渐异化为“懒政”代名词，其蜕变轨迹恰似显微镜下的切片，清晰映照出中国基层治理中实干派官员的生存困境。这个端

周梅孙的反腐小说很多，比如《我主沉浮》《我本英雄》等等。在前年播放的《人民的名义》群像中，孙连城是个令人玩味的标本。这个曾经的“能吏”在汉东省政治生态中逐渐异化为“懒政”代名词，其蜕变轨迹恰似显微镜下的切片，清晰映照出中国基层治理中实干派官员的生存困境。这个端着望远镜看星星的区长，最终沦为政治生态失衡的牺牲品，其命运沉浮折射出当代治理体系中值得深思的结构性矛盾。

一、权力迷局中的理性选择

孙连城初登场时展现的干练与魄力，在光明区大风厂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能在深夜接到陈岩石电话后立即组织消防车救火，能在拆迁现场果断决策化解危机，这些细节勾勒出基层实干家的典型画像。但伴随着李达康“法外施恩”式的政治压力，孙连城逐渐意识到：在现有权力架构中，程序正义往往要让位于政治正确。

信访窗口改造事件成为转折点。当李达康要求“三天内解决问题”时，孙连城面对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改造的技术问题，更是权力场域的潜规则。他选择自掏腰包用“小竹凳+冰糖”的象征性方案应对，这种看似荒诞的举动，实则是官僚体系中“应付检查文化”的具象化表达。但不得不否认改造经费迟迟未能获批到账也是造成孙连城“懒政”的原因。在政绩考核与资源匮乏的双重挤压下，务实创新让位于形式主义。

二、体制齿轮的自我磨损

孙连城的“懒政”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而是体制环境催生的生存策略。当“追责终身制"遇上"权责不对等”，当“层层加码”遭遇“资源空心化”，基层官员不得不在制度夹缝中寻找平衡点。剧中信访办每月仅150元的办公经费，暴露出基层治理中资源错配的深层矛盾。

这种困境在现实中不乏印证。某地乡镇干部曾算过一笔账：全年迎接检查86次，制作台账132本，真正用于民生工作的时间不足四分之一。当文山会海挤占实干空间，当痕迹管理取代实质作为，孙连城式的“心怀宇宙”不过是对荒诞现实的黑色幽默。

三、突围路径的可能性探索

破解孙连城困境需要制度重构。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流程再造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深圳“容错机制”为改革者撑起保护伞，这些实践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关键要在激励机制上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在权责配置上做到“权随事转、费随事走”，在考核体系上建立"过程与结果并重"的评价标准。

监督问责机制同样需要辩证施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年推行的“精准问责”机制，着力纠正“泛化问责”倾向，正是对“孙连城现象”的制度回应。当容错纠错与问责追责形成动态平衡，干部队伍中“洗碗效应”才能转化为“鲶鱼效应”。

孙连城的故事终会落幕，但其折射的治理难题仍在求解。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如何让孙连城们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既保持改革锐气又不逾规矩底线，既承受压力测试又葆有为民初心，这需要更深刻的制度变革与文化重塑。当每个基层官员都能在清晰的权责边界内施展抱负，“孙连城困境”或将转化为国家治理升级的契机。

来源：大炮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