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48年以来，中东历经多次武装冲突，总体上表现出三个共同特征：持续时间有限、国际干预有效、冲突结束有章可循。然而，2023年巴以冲突呈现出与历史冲突截然不同的图景，打破了传统中东冲突的解决模式，表现为：一是

【编者按】据媒体报道，近期以色列同时袭击加沙地带、黎巴嫩、叙利亚等多地，造成数百人死亡

。美国则声明坚定支持以色列，并向红海增派第二艘航母，以打击胡塞武装势力。分析人士认为，加沙停火协议彻底失效，中东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自1948年以来，中东历经多次武装冲突，总体上表现出三个共同特征：持续时间有限、国际干预有效、冲突结束有章可循。然而，2023年巴以冲突呈现出与历史冲突截然不同的图景，打破了传统中东冲突的解决模式，表现为：一是

此次战争呈现空前的持久性，诸如调解、谈判、联合国决议等传统外交工具均告失效。二是

国际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干预无力感。三是西方国家偏见明显，美国更是全方位庇护以色列。

“新型消耗战”。报告指出，“新型消耗战”

当前危机。

终结新型消耗战：

中东地区集体安全的机遇

来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图源：盖蒂图片社

1 中东的自我救赎之道

2023至2025年加沙和黎巴嫩爆发的战争不仅彻底粉碎了中东地区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各大国在有效干预和遏制破坏方面的束手无策。关于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冲突、破碎梦想和难以捉摸的稳定局面，传统解读已重复了千万遍。尽管如此，中东仍然挣扎在混乱泥潭中，无法自拔。

本报告作者指出，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已经无力应对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并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的深刻隐喻、敏锐见解和富有远见的诠释可以为我们开辟新的思考路径。作为二十世纪埃及和中东变革历史的忠实记录者，马哈福兹反复强调，在纷争不断的环境中，通往救赎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公正而全面的和平。

报告指出，正义的缺失，恰恰是贯穿中东地区旷日持久斗争的主线。自1948年以来，结构性不公一直是中东地区战火纷飞、民众颠沛流离和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本祸源。时至今日，该地区仍然是全球暴力冲突、大规模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核心震源地。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的突袭行动和随后以色列的猛烈报复，使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雪上加霜。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为何国际社会容忍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平民的无差别暴力，而联合国安理会却毫无作为？为何美国及众多西方国家在近5万巴勒斯坦人和数千黎巴嫩人丧生的情况下，仍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报告质疑，这场冲突如何迅速侵蚀中东安全，引发新一轮消耗战，而国际社会为何在这种混乱中成为共谋？

这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构成了本文论述的核心要义。分析认为，尽管可以从中东国家的政策、政府性质及其与大国的复杂关系中寻找答案，但更深层的现实是，这些大国往往将战略利益置于人道主义和发展考量之上，从而持续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而中东地区的自我救赎之道，必须立足于区域内部的通力协作与共同努力，而非一味寄希望于美国等外部大国的干预，因为这些干预行动几十年来屡屡碰壁、徒劳无功。该地区实现长治久安的唯一可行途径，在于积极推动各具影响力国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协同行动和联合外交战略。

中东地区安全框架必须以和平原则、尊重主权、互不干涉、有效管控武装民兵和暴力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坚决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根基和支柱。这些基本原则可作为构建中东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基石（借鉴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成功先例）从而为巴以和平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并在饱经战火蹂躏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苏丹等国家培育非暴力共存的土壤。这些原则还将成为推动中东地区最为对立国家之间实现经济、贸易、文化和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强大催化剂。

报告明确指出，这绝非主张将中东与国际大国完全割裂，也绝非否认大国政策和战略联盟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责任的呼唤——呼吁该地区的民众、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共同担当，携手应对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危机。这是为中东的安全、稳定与和平提出的区域整体解决方案，旨在实现“中东问题中东解决”的战略目标。

这一构想殷切期望各方关键利益攸关者——从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到伊朗与海湾国家——能够旗帜鲜明地承诺终止一切冲突，缓和军备竞赛态势，使和平与正义的天平压倒侵略与暴力的砝码，让权力最终向理性低头。

2 中东冲突的结构性根源与历史演变

自1948年以来，中东地区历经多次武装冲突，均呈现出相对可预测的发展轨迹和解决模式。这些历史冲突具有三个共同特征：持续时间有限、国际干预有效、冲突结束有章可循。

1948年阿以战争（Arab-Israeli War）虽为区域最长战争，但也于十个月后结束；1956年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发动“三方侵略”（the Tripartite Aggression，即第二次中东战争）也仅持续数天，联合国第1001号决议通过后即告终止；1967年“六日战争”（the Six-Day War，即第三次中东战争）如其名，仅六天便告结束；1973年十月战争（the October War，又称“赎罪日战争”）的军事行动仅持续19天，随后进入谈判阶段；1982年黎巴嫩战争和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同样在国际社会介入下于数周或数月内结束。

这些冲突的解决主要依赖两种机制：一是通过联合国决议促成停火，如联合国第234、235、236号决议对“六日战争”的干预；二是通过大国（尤其是美国）斡旋达成协议，如1975年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推动下达成的第二次脱离接触协议。尽管这些机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区矛盾，但至少能有效控制暴力升级，为和平进程创造条件。

相比之下，2023年加沙战争呈现出与历史冲突截然不同的图景，打破了传统中东冲突的解决模式。作者将其定义为“新型消耗战”（New Wars of Attrition），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战争呈现空前的持久性，传统外交工具，即调解、谈判和联合国决议，在一年多时间里均告失效。停火呼吁、脱离接触提案和和平协议几乎毫无进展，这与历史上冲突各方普遍遵从的停火机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国际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干预无力感。过去，国际社会通常能够在冲突爆发后相对较短时间内促成停火或建立缓冲机制。然而，在当前加沙战争中，无论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行动，还是美国等大国的单边干预，均未能有效遏制暴力升级。

第三，西方国家的固有偏见，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全方位庇护。美国在军事装备、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等多个领域的全面扶持，使以色列得以规避国际责任和法律后果，延续其强硬立场，这与历史上大国能够对冲突方施加有效压力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种冲突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不仅代表着战术层面的变化，更反映了地区战略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要真正理解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必须将其置于历史演变的长线中考察。通过系统比较分析可见，“新型消耗战”是中东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的集中爆发，这也解释了为何传统的冲突解决机制在当前危机中显得力不从心。

（二）中东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

众所周知，当今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如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在域外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凭借其横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的综合国力，本应具备独特优势来熄灭地区冲突的烈焰。然而，这些国家当前的战略政策却常常使其陷入直接冲突或代理战争的泥潭之中。

这种现象体现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剑拔弩张，土耳其在叙利亚及部分伊拉克地区的军事干预，以及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武装介入。即便是埃及在利比亚、苏丹和非洲之角所采取的相对克制与谨慎的外交政策，也折射出区域利益竞争加剧不稳定的普遍模式。

报告认为，这种相互交织的对抗格局构成了中东不稳定的首要结构性因素，使区域矛盾长期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尤为突出的是，伊朗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地区冲突的延续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国家奉行的对抗政策不仅导致其与区域内其他有影响力国家渐行渐远，还将彼此间的交往局限于务实层面的协议框架内。例如，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并缓和也门冲突的协议，以及以色列与埃及在边境紧张局势管控和加沙危机应对方面的协作等，均体现了这种功利主义外交的特征。

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前，中东地区早已饱受长期动荡与破坏性冲突的煎熬，陷入一个绵延数十年、难以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化解的战争与武装冲突循环。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试图彻底消弭巴勒斯坦民族事业。

以色列通过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大肆扩建定居点，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封锁，同时系统性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有效治理能力，蓄意破坏“两国方案”（the two-state solution）和“土地换和平”（the principle of land for peace）的基本原则。接连上台的极右翼以色列政府逐步构建起一套类似种族隔离的统治体系，使巴勒斯坦民众长期遭受结构性、财产掠夺和人格尊严剥夺等非人道待遇。

与此同时，以色列公民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和冲突，这进一步催生了社会对“两国方案”的普遍抵制，加剧了国内各派系间的深刻分歧。报告分析认为，巴以冲突的持续恶化构成了中东不稳定的第二大结构性因素。这一冲突不仅影响区域和平进程，还成为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周期性地引发更广泛的区域战争。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面对民族自决愿望日渐式微的残酷现实。1993/1995年奥斯陆协议（译者注：the 1993/1995 Oslo Accords，是巴以双方首脑的首次直接会谈，就实现初步和平取得了实质性重大突破，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自治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面临崩溃，加之国际社会与地区力量对巴勒斯坦自决权关注度的持续下降，使巴勒斯坦民众在军事占领、定居点无序扩张和严密封锁面前显得愈发脆弱不堪。

纵观历史，每当以巴冲突爆发事件，地区和国际强国往往会迅速介入斡旋。这些干预通常能够促成临时停火协议、暂时休战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至少能够遏制社会结构的全面崩溃。然而，当2023年10月加沙战争如火山喷发之际，全球主要国家的战略关注点已明显转向其他区域热点问题。

除了埃及和约旦坚持不懈地呼吁重视巴勒斯坦事业、重启和平谈判进程以及坚守“土地换和平”原则外，国际社会的焦点已大幅转向推进《亚伯拉罕协议》（the Abraham Accords）框架下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即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在此大背景下，巴勒斯坦事业实质上已沦为国际社会象征性谴责、流于形式的和平呼吁，以及由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艰难维持的有限人道主义援助的代名词。

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转移与责任缺位构成了中东不稳定的第三大结构性因素。这种战略性忽视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无法解决，还削弱了国际规范在该地区的有效性。

除却巴以冲突这一中东地区的核心矛盾外，该地区同时被其他众多危机所困扰，形势错综复杂。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战火未见丝毫减弱迹象；黎巴嫩因政治体系全面解体和真主党（Hezbollah）而陷入国家治理瘫痪状态，沦为伊朗地区扩张战略中的一枚重要棋子；伊拉克政府则深陷两难困境，一方面要应对伊朗扶植的武装民兵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又需维护自身合法的权威。

尽管在中国斡旋下取得了部分缓和成果，但也门内战仍在持续，和平前景渺茫。与此同时，苏丹因军阀与政治派系之间的激烈权力争夺而跌入混乱深渊，利比亚则长期陷于武装冲突泥潭，无法从多年的动荡局势中走出。雪上加霜的是，诸如2023年德尔纳特大洪灾等自然灾害，更是加剧了当地民众的苦难处境。

报告强调，这种多重危机的叠加效应形成了中东不稳定的第四大结构性因素，使任何单一冲突的解决都变得异常困难。

中东地区的困境因其作为大国直接较量与代理人战争的复合战场而日益恶化。西方国家的固有偏见，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全方位支持，长期为以方行动提供“保护伞”，使其得以规避应有的国际责任。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不仅强化了以色列延续占领的决心，更助长其系统性瓦解巴勒斯坦民族自决事业的战略图谋。

与此同时，俄罗斯等其他全球大国在解决这一冲突中的影响力有限，或因战略考量不愿深度介入，或因实力局限无法有效制衡。以色列与伊朗的地区对抗态势，叠加区域军备竞赛的加剧，持续为不稳定局势火上浇油。地区权力结构失衡与国际有效领导缺位的双重困境，使中东深陷暴力循环的泥潭难以自拔，不仅对地区民众造成灾难性人道后果，更对全球安全秩序构成深远挑战。

该报告指出，当前中东危机折射出后冷战时代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困境——当单极霸权偏袒冲突一方时，多边机制与国际法则往往沦为空谈。这种结构性难题提醒我们，没有大国关系的根本调整与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中东和平之路恐将依旧任重道远。

与区域对抗格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正在逐步转向一种以外交和非军事手段为优先的战略路线，而非继续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这一战略转型以各地区大国的核心安全利益为出发点，具体表现为：沙特和阿联酋积极推动也门危机的和平解决；沙特在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事务中的建设性参与；以及埃及为稳定利比亚、苏丹和非洲之角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周密部署，旨在未雨绸缪，有效制衡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兰日益扩张的地区影响力。

报告认为，这些政策调整，反映了区域内一种与日俱增的战略共识——持久和平与稳定最终需通过地区主导的斡旋调解、多边谈判和互利合作来实现，而非诉诸武力。总而言之，非军事解决方案才是中东和平的长久之道。解决中东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更需要以地区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才能真正突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困境。

3 2011年至2023年间区域大国的战略政策演变

报告指出，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译者注：the Arab Spring，阿拉伯世界中的第一次颜色革命浪潮）引发了六大区域强国——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外交政策的根本性调整，深刻重塑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迫使区域大国全面重新评估其战略优先事项和政策工具。

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席卷中东之前，中东地区已陷入多重危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连锁反应、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以及停滞不前的以巴和平进程。伊朗与海湾国家、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紧张，围绕伊朗核计划的争端不断升级。

“阿拉伯之春”如火山喷发般引发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突尼斯和埃及当局迅速倒台，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面对这些动荡，区域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外交政策，应对新的安全威胁和地区格局。

2011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将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视为一股具有强大破坏性的政治浪潮，两国深切忧虑这场动荡将为政治伊斯兰运动提供崛起契机，同时为伊朗在地区特别是巴林和也门扩大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面对此等战略威胁，利雅得（Riyadh）和阿布扎比（Abu Dhabi）决策层迅速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通过与地区各国反对伊斯兰主义的军事将领和世俗精英建立战略同盟，有效遏制了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的扩张势头。与此同时，两国还全力阻止伊朗在巴林、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前沿阵地的地缘政治渗透。

报告指出，凭借动荡时期油价攀升带来的丰厚财政收入，沙特和阿联酋强化自身军事实力，寻求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同时推行联盟多元化战略，从中国和俄罗斯引进技术系统与武器装备，减轻对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

尽管如此，两国仍未能遏制也门危机的持续恶化。2011年民众起义后，也门陷入内战，2015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作为“阿拉伯也门联盟”（Arab Coalition）核心成员国发起军事干预，却使冲突升级，导致胡塞武装从2015年至2023年间对沙特和阿联酋境内目标发动报复性袭击。

转机出现在2023年春季，中国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重新建立自2016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利雅得和德黑兰政府承诺相互尊重主权完整，杜绝干涉内政。这为也门带来了显著转机：军事对抗减少，联军部分撤出战区，胡塞武装也克制了对沙特和阿联酋的跨境攻势。

2023年10月7日危机爆发前，沙特阿拉伯把握也门战场平静与伊朗关系缓和的有利态势，聚焦推进“2030愿景”（Vision 2030）框架下的内部改革，同时寻求与美国构建新型安全协议，并探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阿联酋在逐步从也门战场抽身后，调整了外交政策方向，关注包括苏丹在内的其他区域热点。作为地区和平进程的推动者，阿联酋2020年主导了《亚伯拉罕协议》，引领巴林、摩洛哥及苏丹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同时，阿联酋加强与埃及的盟友关系，推动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常化，并培育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多元化其国际支持体系。

2011年至2013年间，埃及外交政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确定性。报告指出，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埃及大幅减少了对区域热点问题的介入力度，将战略焦点主要集中在巴勒斯坦冲突及西奈半岛安全局势上。到2014年初，埃及外交政策虽重新获得发展动力，却面对一个已经面目全非的中东地区，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风险。

在埃及西部边境，利比亚内战的全面爆发摧毁了该国在2011年卡扎菲倒台后艰难推进的国家重建进程。作者指出，这场冲突迅速演变为多方地区和国际力量深度介入的复杂局势，各类恐怖组织在利比亚境内肆无忌惮地活动，对埃及国家安全和在利比亚工作的埃及公民构成了直接威胁。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开罗方面与冲突各方建立战略联系，同时与阿联酋和法国密切协调行动，共同遏制内战蔓延并促进利比亚民族和解。报告指出，埃及政府对盘踞在利比亚东部的组织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通过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相结合的策略，全力阻止土耳其对利比亚西部地区的军事渗透，并积极配合联合国制定利比亚政治进程路线图。

在埃及南部边境，2023年苏丹陷入政府军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RSF）之间的全面武装冲突。报告指出，埃及政府采取了“与冲突各方保持对话”的战略性中立立场，确保本国安全不受波及，同时加强与南苏丹及尼罗河流域关键国家的外交关系，保障自身的水资源权益。随着难民潮涌入和人道主义灾难恶化，开罗方面调整政策，转而支持苏丹政府军对抗RSF，并提供全方位援助。

报告强调，埃及积极发挥区域大国作用，致力于维护苏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倡导通过制度化渠道整合或解散各类民兵组织，推动非法武装力量解除武器，为前民兵成员提供回归社会的途径。

在埃及南部边境，开罗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作者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政策对埃及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性意义。2015年三国签署《复兴大坝原则宣言》（Renaissance Dam Document，该协议旨在确保尼罗河水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共享），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大坝建设和蓄水过程中采取了单边主义做法，罔顾下游国家（尤其是埃及和苏丹）的正当关切和历史性权益。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报告指出，埃及的战略重心始终放在其东部与加沙地带接壤的边境地区。2014至2021年间，西奈地区遭受一系列袭击，直至埃及军队通过反恐行动平息威胁。同时，埃及一直扮演着积极斡旋者的角色，致力于缓和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试图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关注——这一核心议题正日益被中东动荡局势和“亚伯拉罕协议”带来的地缘政治新格局所边缘化。

2011年前，在埃尔多安总理及其领导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AKP）治下，土耳其与周边地区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外交关系网络。土耳其与叙利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对以色列立场上与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保持一致。同时，土耳其维持与伊拉克、伊朗的友好往来，并积极拓展与海湾国家、埃及及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多领域合作。

2011年阿拉伯浪潮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埃尔多安政府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土耳其跃升为区域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历史机遇。报告认为，土耳其试图充当伊斯兰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尽管埃及和突尼斯社会对穆斯林兄弟会持强烈疑虑，安卡拉仍全力支持这些新兴的伊斯兰主义政权，并积极支持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即使这些国家已陷入内战。

这一政策转向直接导致土耳其与多数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和伊朗关系迅速恶化。在这些曾经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看来，土耳其支持区域内不受欢迎的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其作为进步、世俗、现代国家的国际形象——这是土耳其几十年来精心构建的战略资产。

2011至2020年间，土耳其采取了一系列激进行动，向叙利亚和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支持，并直接在这两国进行军事干预。土耳其还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紧密联系，并在2013年穆兄会被推翻后表现出强烈反应，不仅公开谴责埃及新政府，还为大批穆兄会成员提供政治庇护。

这些举措导致土耳其与地区和国际力量关系日益疏远。埃及特别强烈地批评土耳其的行动，认为其直接威胁到埃及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尤其是在利比亚问题上。随着土耳其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冲突中的参与加深，土埃关系剑拔弩张。同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也与土耳其划清界限，认为土方干涉阿拉伯内政。伊朗因土耳其威胁其在叙利亚支持的阿萨德政权而对安卡拉不满。土耳其军队频繁进入伊拉克北部，进一步加剧了与伊拉克的紧张关系。

报告认为，这种扩张主义政策严重消耗了土耳其的军事、财政、政治和外交资源，削弱了国内经济增长，使其战略目标陷入困境。面对经济负担、政治挑战和外交孤立，加上伊斯兰主义运动在阿拉伯世界的失败，土耳其领导层被迫重新评估其中东政策。

2020至2023年间，土耳其开始减少对叙利亚伊斯兰武装的支持，在阿斯塔纳和谈中与俄罗斯、伊朗合作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随着叙利亚重返阿盟，土耳其尝试与阿萨德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仍然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武装并维持军事存在，这一倡议被阿萨德拒绝。

土耳其软化了对埃及的立场，推动两国在利比亚问题上建立安全协调机制，为该地区带来相对稳定。报告观察到，土耳其与埃及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性对话，限制了穆兄会在土耳其领土上的活动。土耳其还减少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削减了对中东北非伊斯兰武装的支持。

这些务实调整有效改善了土耳其与海湾国家、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化解了政治矛盾，促进了经贸合作。报告指出，埃尔多安还着手修复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在2023年10月7日危机前向内塔尼亚胡政府发出和解信号，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标志着土耳其外交策略的重大调整。

2011年之前，伊朗成为美国对伊拉克军事入侵后区域格局重塑的最大受益者。德黑兰构建了从黎巴嫩真主党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及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的庞大武装民兵网络。报告指出，这些组织既是保卫伊朗安全的屏障，也是其地区博弈的战略筹码。

2011至2023年间，伊朗的区域战略依托军事手段，通过直接干预或代理力量扩大影响。德黑兰利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动荡与权力真空，稳固了其作为中东地区关键调停者的地位。

伊朗通过支持其盟友抵抗民众起义，强化了区域盟友网络。自2011年起，德黑兰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与政治支持，确保其在内战中存续。同样，伊朗在2019至2021年黎巴嫩抗争中支持真主党，并在2019年伊拉克示威中为什叶派政权撑腰。报告指出，这使伊朗代理人得以控制权力，直至2023年仍主导这三国政治格局。

伊朗武装其代理力量挑战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形成对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威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简称 IRGC）在伊拉克调动什叶派武装抗衡美国，而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真主党则针对以色列。报告表明，这种战略导致区域冲突升级，导致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包括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基地的连续袭击、2020年美方对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马尼（Qassem Soleimani）实施的暗杀行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持续对峙。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呼吁摧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德黑兰支持哈马斯等武装派系，边缘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削弱其作为官方代表的地位。作者观察到，这种对抗姿态加剧区域紧张，与推动和平进程的埃及和约旦形成战略矛盾。

在也门，伊朗通过扶持胡塞武装拓展影响力。德黑兰为胡塞武装提供全方位支持，将其打造成在阿拉伯半岛的代理人。由此引发的代理战争对也门造成灾难性打击，导致2016年德黑兰与利雅得断交。随着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和阿联酋领土，伊朗与这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尽管面临挑战，伊朗成功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曼德布海峡建立战略支点，控制从波斯湾到地中海和南红海的关键航道。这一地缘政治扩张提升了德黑兰的影响力，但也加剧了地区动荡，对海湾国家、埃及和约旦构成安全威胁。

报告分析指出，截至2020年，伊朗长期奉行的强硬对抗政策及其对区域代理武装力量的过度依赖，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处境进一步加剧。其联盟网络包括威权政体和武装组织，使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及主要地区大国处于直接对抗。报告认为，随着伊朗决策层逐渐认识到以冲突对抗为核心的地区政策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成本日益难以承受，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德黑兰开始审慎调整其地区战略布局。这一战略转型与土耳其早先实施的区域政策调整路径相似，主要目标是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重建区域稳定秩序。

截至2023年10月7日，伊朗在中国斡旋下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促进了也门局势稳定。同时，伊朗拓展与阿联酋的经贸合作，并开始与埃及谨慎接触。作者指出，这些外交动向清晰表明，伊朗正在实施一种旨在缓解区域紧张局势、促进地区合作共赢的战略转向。这种政策调整不仅有助于改善伊朗的国际形象，也为中东地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安全架构创造了积极条件。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持续陷入与周边阿拉伯邻国的军事对抗。近几十年来以色列政治明显向极右翼与宗教极端势力倾斜，这些政治势力公开抵制“土地换和平”原则，拒绝接受两国方案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路径。报告认为，接连执政的右翼政府加强了对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军事占领，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并从2007年起对加沙实施严密封锁，这些措施逐步侵蚀了基于1979年《埃以和约》（Egyptian-Israeli Peace Treaty）、1993年奥斯陆协议和1994年以约和平条约（译者注：Wadi Araba Agreement，旨在解决两国在Wadi Araba（死海谷）地区的边界问题）的中东和平进程。

2002年，阿拉伯国家提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阿拉伯和平倡议”（the Arab Peace Initiative），承诺若以色列同意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家并撤出被占领土，阿拉伯世界将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外交正常化。然而，截至2011年，历届以色列政府实际已背离这些倡议的核心承诺。以色列通过强化对加沙封锁，频繁与哈马斯发生冲突，同时与埃及和约旦维持“冷和平”关系，系统性地削弱了地区稳定基础。

以色列拒绝从叙利亚戈兰高地撤军，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交火，并在美国支持下对伊朗地区盟友实施打击，这些行动不仅延续了地区动荡，还损害了特拉维夫建立广泛外交框架的可信度。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伊斯兰政治势力崛起，推翻了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将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推入内战。面对这种复杂局势，作者认为以色列并未缓和立场，而是继续依赖军事手段，维持占领政策和定居点扩张，强化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封锁，这一路线摧毁了和平进程的前景。

2015年至2023年期间，以色列采取了双轨战略：对巴勒斯坦人和伊朗盟友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选择性地向特定阿拉伯国家开放合作。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成为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转折点。报告认为，以色列充分利用美国的坚定支持推进战略目标，同时利用西方对和平进程缺乏实质性承诺的空隙。

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边缘化巴勒斯坦民族事业，消磨和平进程希望，同时将地区议程转向对抗伊朗、打击极端主义和构建安全联盟。作者认为，这一战略成功地将国际视线从巴勒斯坦问题转移到所谓“更紧迫”的地区安全问题上。

至2023年10月7日前，中东各国采取不同策略应对复杂局势：沙特寻求缓和与伊朗关系，阿联酋深化与以色列合作，埃及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土耳其减少地区参与。报告指出，尽管各国运用多种手段推行各自战略，但未能实现真正的集体安全或全面稳定，这种碎片化的安全格局为后来的地区动荡埋下了伏笔。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以及以色列随后的铁腕军事报复，彻底引爆了长期积累的中东地缘政治火药桶。这场冲突不仅粉碎了此前各方精心构筑的缓和态势和开放姿态，更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调解机制和谈判进程背后的脆弱本质。冲突迅速扩大，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方网络，包括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行为体，以及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叙利亚各派系等非国家武装组织。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超越对巴勒斯坦的镇压，折射其地区战略布局。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以“消除真主党”为借口发动军事行动，不仅危害平民生命，还大规模摧毁基础设施，侵犯黎巴嫩主权。在叙利亚战场，以色列对伊朗军事存在的不间断打击行动，加速了阿萨德政权的分崩离析，使这个曾经的地区强国陷入四分五裂的混战状态。同时，以色列与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对抗，使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急剧升温，严重危及国际航运安全。作者认为，归根结底，以色列奉行“以武力定乾坤”的强硬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推进了其眼前安全目标，却客观上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的推手。

报告指出，伊朗在地区事务中对和平与安全状况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1至2020年间，伊朗通过扶植民兵组织，有计划地破坏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内部稳定，火上浇油，使冲突不可收拾。

德黑兰在中东棋局中扮演着双面角色，既是和平倡导者，又是冲突煽动者。文章强调，伊朗对其境外各类武装组织的慷慨扶持，以及对其势力范围内阿拉伯国家主权完整的公然藐视，在本质上与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奉行的极端主义政策如出一辙。

这两个地区强权之间的战略博弈与军事对抗，已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双方你来我往的军事升级行动，使地区不稳定局势与暴力循环变得根深蒂固，难以打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同时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引发了巨大争议，其军事和人道主义后果令人触目惊心。加沙地带平民伤亡惨重，基础设施几近全毁，黎巴嫩南部什叶派聚居区同样遭受毁灭性打击，凸显了军事行动背后的沉重代价。

随着加沙和黎巴嫩冲突向整个地区蔓延，以色列加大了对伊朗及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代理力量的军事打击力度。这种地区冲突态势在2024年底迎来关键转折点——阿萨德政权的崩溃，这一重大变局对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构成致命打击。叙利亚作为伊朗向真主党输送军事与财政支持的战略通道功能丧失，使以色列实现了重要战略突破，成功孤立了伊朗在中东地区最为强大的盟友。

内塔尼亚胡将这些地区动荡描绘为以色列主导下的“新中东”蓝图，刻意抹杀巴勒斯坦国家的存在，公然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自决权利。然而，尽管以色列地区影响力呈现上升态势（源于伊朗轴心力量的削弱，也得益于土耳其战略重心的转移及阿拉伯国家阵营的战略混乱），报告指出，内塔尼亚胡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以色列深陷一场持续超过一年且完全失控的战争泥潭，直至2025年1月19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然而，这份停火协议能否真正终结这场血腥、持久且不断扩大化的战争，国际社会仍持谨慎态度，疑虑重重。

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执政联盟如今深陷自己一手制造的战争泥潭和极端主义理念的桎梏之中。尽管以军在军事安全领域斩获颇丰，却依然缺乏有效手段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画上句号。他们使以色列在鲜有真正盟友的“新中东”格局中日益孤立无援，这一局面充分暴露了依靠军事强权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

报告认为，尽管伊朗确实面临哈马斯溃败、真主党势力削弱和阿萨德政权垮台等一系列严重打击，但德黑兰政权仍在锲而不舍地重构其影响力网络。伊朗依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其在以色列周边的盟友，同时加强其在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武装力量，有效维持了其地区战略杠杆，成功挫败了以色列的地区野心。

夹在以色列战略性突破与伊朗阵营遭受重创之间，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土耳其在2023年10月危机爆发后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这四国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表现出罕见的一致立场，共同呼吁立即终止加沙和黎巴嫩敌对行动，坚决抵制以色列的强制人口迁移计划和定居点扩张政策，并为受灾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对埃及而言，当前持续的消耗性冲突构成三重深刻挑战：首先是加沙巴勒斯坦人可能大规模流离失所的风险，这促使埃及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反对这种局面；其次，以色列政策取向的根本性转变削弱了埃及维护地区稳定的策略，尤其是以色列拒绝将费城走廊维持为非军事区等行为使埃以和平关系岌岌可危；第三是周边地区（如苏丹、利比亚）的动荡局势进一步削弱埃及的区域影响力。

土耳其在2020至2023年间进行了战略调整，摒弃了扩张主义外交理念，重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危机后，土耳其采取双轨战略：一方面积极参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停火的国际会议，支持两国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加强军事干预，支持武装组织推翻阿萨德政权残余势力，同时压制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巧妙利用当前地区形势变化，试图重新定位其区域角色，在军事与外交之间寻求平衡。

沙特阿拉伯原本在稳步推进地区脱身战略，将资源聚焦于“2030愿景”国家现代化蓝图。沙特既精心经营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也通过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国际网络。然而，地区冲突的爆发迫使利雅得重新关注安全议题，阿萨德政权崩溃等变局增添了复杂变数，使沙特面临艰难的战略选择。

阿联酋在危机前已从也门撤军，全面深化与以色列的战略关系。但加沙和黎巴嫩战火使其区域战略受挫。阿联酋试图利用与特拉维夫的关系斡旋停火，但难以撬动以色列做出让步。作为推动叙利亚重返阿盟的关键力量，阿萨德政权的倾覆对阿联酋外交政策构成严峻挑战，暴露了其应对复杂中东局势的困境。

报告指出，这些地区国家将继续在安全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但基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根深蒂固敌对关系，以及地区国家面临的复杂挑战，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区域国家将继续在应对安全威胁与推进发展议程之间寻求平衡。

4 未来趋势与中东集体安全前景

中东地区现在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一项根本性挑战摆在眼前，即如何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性区域冲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安全框架，以缓和地区紧张态势，有效防范未来冲突的爆发，并为实现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当前中东局势呈现出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地区破坏触目惊心、民族国家体系频频崩溃，以及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报告指出，更令人忧虑的是，该地区庞大的青年人口正被剥夺基本的人类安全保障，在前景黯淡的环境中普遍感到迷茫与绝望，进而被推向极端激进主义、暴力行为或非法移民的危险道路。只有重建地区稳定、重燃希望之火，才能扭转这种令人堪忧的命运走向。

在中东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一些区域统治精英和公民社会组织将希望寄予全球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或欧盟——期望这些外部力量能够介入干预并稳定局势。然而，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地区凭借其举足轻重的地缘战略位置、丰富的能源资源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外部大国的干预成效却令人失望。美国看似主要关注维护自身利益，通常通过零敲碎打的临时性措施来应对危机，而非寻求根本性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面对区域影响力日渐式微的现实，俄罗斯和欧盟似乎更专注于挽救其剩余战略筹码。纵观全局，这些大国均缺乏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长远愿景或可持续的政策框架，无法有效应对那些导致中东地区冲突循环往复的深层次结构性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强调，终结地区冲突并开辟通往稳定之路的历史重任，如今已然落在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肩头。若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以及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地区强国确立了打破现状的决心，他们必须采取富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重新塑造中东的未来图景。这些地区大国是否愿意摒弃前嫌、携手合作，将成为决定中东能否跳出暴力循环怪圈、在日益多变且难以预测的国际格局中蜕变为一个更具稳定性与协作性实体的关键因素。当前中东面临的风险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区域自主把握命运、规划未来的能力也显得尤为关键。

纵观当前中东局势，以色列虽在战略层面取得了显著优势——哈马斯、真主党、伊朗及其盟友的实力已明显削弱——但其安全环境依然岌岌可危。为阻止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恢复对以色列的攻击能力，特拉维夫不得不持续实施军事打击，这无疑使地区动荡局势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以色列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政策——重占加沙地带、酝酿强制人口迁移方案、扩建西岸犹太定居点、在黎巴嫩南部维持军事存在以及对叙利亚的持续军事行动——不仅无法为其营造长治久安的安全环境，反而成为阻碍其与地区邻国关系正常化的绊脚石。

报告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宗教联合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分化策略和惩罚性政策，但他们可能也清醒地认识到，其他地区大国如土耳其——其战略重点在于遏制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扩张——并无意推翻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或瓦解这一地区大国的国家结构。这种地区战略博弈的复杂性，使以色列的安全困境更加难以破解。

若要彻底摆脱长期冲突的恶性循环，报告认为以色列必须摒弃那些以强制手段和单边霸权为基础的政策路线，重新审视当前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及两国解决方案可行性的固执立场。与其固守旧思维，以色列更应积极推动地区共识的形成，全力以赴地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构建集体安全机制，并划定各方互相尊重的势力范围与边界线。这种战略性转向不仅有助于铸就长治久安的地区安全环境，还能为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开辟崭新前景。

2023年10月7日事件后，伊朗成为最大的战略失败者，其地区影响力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衰退趋势。报告分析，伊朗试图恢复影响力的传统手段——如重振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代理力量，整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残余势力，或者指挥伊拉克和也门民兵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跨境攻击——均已证明难以奏效。伊朗革命卫队的直接介入以及在当前冲突中动用伊朗的军事资源，非但未能扭转颓势，反而使其战略困境雪上加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精英已清醒地认识到多方势力正在趁虚而入，利用德黑兰日渐式微的地区影响力谋取各自利益。曾几何时，伊朗精心构建的“抵抗轴心”话语体系在当前冲突的硝烟中、在以色列碾压性军事优势的阴影下已然分崩离析，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感召力急剧下降，导致德黑兰在中东地区日益孤立无援。

对伊朗而言，若要确保国家未来的安全与发展，报告认为其必须彻底革新战略思维和外交布局。在当前形势下，构建地区共识已成为保障其国家安全和维护核心利益的当务之急，这些核心利益包括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存续、核计划的持续推进以及对剩余盟友网络的维系。倘若伊朗决策层不能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德黑兰很可能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其国际孤立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土耳其在2011年至2020年间曾在新奥斯曼主义野心与伊斯兰主义政策之间摇摆不定，而后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对其地区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报告指出，如今安卡拉已整装待发，准备巩固其一系列来之不易的战略成果。这些成就包括在叙利亚战场上的显著斩获，成功填补伊朗在阿拉伯东部地区影响力退潮留下的权力真空，同时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等地区大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协调。此外，安卡拉对特拉维夫采取了精明的两面策略——在公开场合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同时在叙利亚战场上与其秘密开展军事和行动层面的合作。

然而，报告认为，尽管战果丰硕，埃尔多安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将短期战术胜利转化为可持续的长期战略目标绝非易事。土耳其面临着一系列复杂任务：将其扶植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纳入大马士革的政治治理架构，有效遏制安卡拉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武装力量，促使数百万滞留土耳其国土的叙利亚难民安全回归故土，以及在饱经战火蹂躏的地区率先开展重建工作。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土耳其必须与地区关键力量——伊朗、以色列、埃及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精诚合作，通力协调，方能实现其地区战略布局。

埃及的战略处境尤为艰难，报告指出，开罗四面环敌，边境各处均与动荡地区接壤，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其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地区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庞大难民潮带来的社会经济重压，以及苏伊士运河收入大幅下滑，都使埃及疲于应对。自2023年10月危机爆发以来，埃及政府殚精竭虑，通过一系列外交举措试图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与安卡拉、利雅得和阿布扎比等关键区域力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对德黑兰采取审慎外交姿态。虽然埃及在斡旋结束加沙战火、规划冲突后重建以及重新将国际社会注意力引向巴勒斯坦问题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调解作用，但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已日趋紧张，主要源于以色列政府的顽固立场与强硬作风。

对沙特阿拉伯而言，报告指出，国家战略重心依然置于推进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现代化转型计划，同时竭力使其丰富资源免受地区冲突的侵扰。利雅得方面正致力于与德黑兰保持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平息阿拉伯东部地区的动荡局势，并与华盛顿就和平核能开发与地区关系正常化进程展开深入的战略对话。然而，美国政府固执己见，坚持将沙特获取战略利益的条件与其对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挂钩，却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与两国解决方案避而不谈，这无疑大大削弱了沙特实现其战略抱负的可能性。在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之间日益激烈的直接军事冲突和代理人战争的阴影下，沙特王国难以将其宝贵的资源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动荡局势完全隔离，这使得沙特面临的挑战更加错综复杂。

报告分析，阿联酋在全面终止其在也门战场的军事干预后，已将战略重心转向了对苏丹和利比亚内部动荡局势的影响力塑造，同时精心维护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然而，阿布扎比方面日益忧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可能瓦解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土地上的卷土重来，以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在阿拉伯东部地区日趋白热化的地缘政治角逐。为有效应对这些潜在风险，阿联酋正积极探索与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战略协作，以稳定叙利亚局势并平息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动荡。与此同时，阿联酋还试图在加沙战后重建规划中施加影响，将自己巧妙定位为能够架设地区分歧鸿沟、推动区域合作框架建设的务实外交力量。

尽管中东各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构建中东集体安全机制的道路依然荆棘丛生。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地区主要国家仍然过度依赖军事手段、持续支持各类武装民兵组织以及肆意干涉他国内政。这些行径不仅严重侵蚀了国家间的互信基础，还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分化与对立，使建立共同和平愿景的努力举步维艰。“土地换和平”等中东和平进程基本原则的不断弱化，加上地区各方长期将武力对抗置于理性对话之上的错误取向，使这些挑战更加错综复杂。

在这一充满争议的地区格局中，报告注意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表现得与众不同，它们审慎行事，避免在当前中东冲突中直接卷入军事行动或暗中支持代理武装力量。然而，包括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在内的其他区域关键参与者，仍在继续以各种方式运用其军事能力，这不仅使地区暴力循环往复，更严重推迟了有意义的集体安全行动的达成。面对如此复杂局面，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在于摒弃根深蒂固的军事主导思维，代之以建立在对话机制、和平进程和平等协商基础上的集体安全框架。

为切实推动这一宏伟构想，报告建议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必须挺身而出，发挥引领作用，创建一个借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功经验的中东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这一开创性倡议将广泛邀请所有中东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区域组织积极参与，共同恪守以下五大核心原则：

第一，不干涉原则，各方必须严格尊重国家主权，坚决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第二，和平解决冲突机制，各方应摒弃武力对抗思维，全面采用对话协商、和平谈判和凝聚共识的方式解决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争端。第三，终结军事干预行径，各方应作出庄严承诺，杜绝一切形式的直接军事干预和通过代理人实施的间接军事干预，停止对各类武装民兵组织的支持。第四，支持民族自决权利，各方应共同努力结束占领状态，拆除非法定居点，解除不人道封锁，确保寻求自决的民族能够在切实可行的框架内实现其合法自决权利。第五 ，民族国家建设与重构，各方应携手推动重建和稳定中东地区那些支离破碎或已陷入崩溃的国家，坚决铲除武装非国家行为体和恐怖主义民兵组织的生存土壤，恢复国家对领土的有效控制。

这一全面安全框架将直击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源，同时有力促进各国间的互利合作，缓解地区紧张态势。通过将集体安全理念置于战略优先地位，该倡议将为打破地区顽固冲突的死结、推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对这一开创性地区安全机制而言，其首要挑战在于重新确立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核心地位，明确将其定位为一个关乎民族自决权与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权利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该安全框架还应全力协助塑造一个摆脱武装组织控制和外部军事干预阴影的叙利亚未来。

若这些战略性努力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将为中东地区秩序的深刻变革奠定坚实基础，引领整个地区摒弃冲突、走向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光明未来。中东各国是否能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决定这一饱经战火的地区能否最终走向稳定与繁荣。

*文章转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文章为摘译编写，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Amr Hamzawy

作者：艾姆尔·哈姆扎维

卡内基中东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兼主任，曾任开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和美国开罗大学公共政策实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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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