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蒸腾着馒头香气的厨房里，炊事员贾彦娥麻利地揉着面团，案板上的面粉扑簌簌落在围裙补丁上。这位50岁的妇人说起三爷贾进才时，总要扯出陈永贵的故事：“那年月家家土灶冒烟，就数陈书记家的灶火熄得最晚——他带着大伙垒梯田，月亮都爬上山梁了，还能听见他敲石头的叮当响。”
在蒸腾着馒头香气的厨房里，炊事员贾彦娥麻利地揉着面团，案板上的面粉扑簌簌落在围裙补丁上。这位50岁的妇人说起三爷贾进才时，总要扯出陈永贵的故事：“那年月家家土灶冒烟，就数陈书记家的灶火熄得最晚——他带着大伙垒梯田，月亮都爬上山梁了，还能听见他敲石头的叮当响。”顺着她沾着面粉的手指望去，层层叠叠的绿油油梯田盘踞山间，仿佛能听见四十年前开山凿石的号子声。
这个后来震动全国的汉子，年轻时在旱塬上刨食的模样却像头倔驴。1947年土改分到窑洞那夜，陈永贵蹲在自家新分的田埂上，攥着黑土块直搓到天边泛白。鸡叫三遍时，他激动地说：“共产党给的命，得用汗珠子养着！”从此无论寒霜冻裂手掌，还是暴雨冲垮田垄，这个庄稼汉总像钉子般铆在黄土地里，锄头把磨得油光发亮。
最让村里婆姨们念叨的，还是他带着“老弱病残”逆袭的故事。那年春耕，村里的壮劳力们组成“好汉组”，陈永贵却把拄拐杖的王老汉、裹小脚的张寡妇拢到一块。播种那天，他弓着腰在前头拉犁，十五岁的瘦小子在后头扶把，七十岁的老汉颤巍巍撒种。日头毒辣时，他摘下草帽扣在小娃头上；分粮时节，自己那份总悄悄倒进孤寡老人的布袋。秋收时秤杆一打，“老少组”的谷穗竟比壮汉们多压秤三十斤！村口的老槐树下，陈永贵蹲在石碾上吧嗒旱烟：“力气再大，大不过齐心。”
五十年代的大寨村像块被揉皱的粗麻布，七道深沟把山梁割得支离破碎。陈永贵蹲在狼窝掌沟边，捏着把碎石沙土直摇头：“这地皮子薄的，连耗子打洞都得碰着骨头。”北风卷着沙砾抽在脸上，他忽然站起身，把磨秃的镐头往冻土里狠狠一砸：“石头缝里也能榨出油花！”
那年腊月，白驼沟里飘起了开山旗。大家裹着露棉花的破袄，钢钎凿进青石的火星子能照亮半面坡。十五岁的贾二愣虎口震裂了，血珠子渗进镐把的木纹里，陈永贵抓把黄土给他糊上：“咱庄稼汉的血金贵，得拌着汗埋进地里！”女人们抬着条石下山，冻硬的裹脚布在雪地上踩出朵朵红梅。最冷的那天，老石匠的锤头砸在冰坨上，崩飞的石片划破额头，他抹把血嘿嘿笑：“给石头添点人味儿！”
整整四十八天，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惊走了山狐狸。当最后一块条石垒成坝堰，人们忽然发现沟底竟铺开了五亩平地——那土黑得发亮，捧在手里能挤出油来。陈永贵抓起把新土撒向天空，土星子落在社员们结霜的眉梢：“这叫合作土！往后咱给每道沟都换个名字！”
第二年开春，奇迹在石头缝里发了芽。新修的梯田像给山梁系了条绿腰带，谷穗沉得压弯了秸秆。秋收时打算盘的老会计手直哆嗦：“抵得上往年两沟的收成！”晒谷场上，婆姨们把新麦摊成金毯子，娃娃们追着脱粒机蹦跳：“咱家的粮囤要顶破天喽！”
最让人唏嘘的是狼窝掌沟的变迁。曾经乱石狰狞的沟底，如今层层石坝锁住水土，远看像本摊开的线装书。那年县里干部来参观，摸着三丈高的石堰惊叹：“这得用多少水泥？”陈永贵叼着旱烟袋笑：“大寨的水泥长在社员胳膊上！”
1958年的玉米地像涨潮的青纱帐，绿浪直扑太行山腰。陈永贵蹲在地头，手指插进松软的土里，忽然攥起把爬满蚯蚓的湿泥：“瞧瞧！这地都馋得吞锄头了！”他起身拍掉裤腿上的草籽，冲着蹲在田埂上抽旱烟的社员们喊：“今年咱不锄草，改刨地！”
这话像往热油锅里泼了瓢凉水。老把式贾满仓“噌”地站起来，烟锅子敲得鞋底邦邦响：“老祖宗的锄头传了八百年，你当是庙会上耍把式呢？”妇女队长郭春桃抱着锄柄直撇嘴：“玉米根比大姑娘的辫子还娇气，深刨不断根才怪！”
七月初八的日头毒得能烤熟鸡蛋，五十多号人扛着钁头下地。十七岁的愣头青王铁柱故意把家伙什抡得虎虎生风，钁尖却只在土皮上划拉白印。陈永贵撩起汗津津的褂子，露出腰间三指宽的牛皮板带：“都学着点！”话音未落，钁头已楔进土里半尺深。他顺势一挑，带着草根的土块在空中划出弧线：“根扎得深才经得起风雨，庄稼汉的道理都在土里埋着！”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暴雨裹着冰雹砸了半宿。别村玉米倒得东歪西斜，大寨的庄稼却像钉进地里的铁柱子。秋分开镰那天，贾满仓摸着胳膊粗的玉米秆直嘟囔：“邪了门了！”打谷场上的磅秤吱呀呀叫唤，最后一筐金灿灿的玉米倒进粮囤时，郭春桃忽然“哎呀”一声——她发现深刨过的地块，每株玉米比往年多长了三圈根须，活像给土地织了张金丝网。
1963年寒冬的北京中南海，毛主席握着山西省的汇报材料，指尖在"十年造地"四个字上反复摩挲。窗外腊梅含苞，他突然朗声笑道："穷山沟里长出了金凤凰！"此时千里之外的虎头山上，陈永贵正带着社员在冻土里凿石垒堰，棉袄后襟结着冰碴也浑然不觉。
当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念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时，大寨的场院里正架着铁锅熬玉米糊。陈永贵蹲在磨盘上，就着月光给社员读报纸："总理说咱们是新时代的愚公！"底下哄笑开来，老石匠贾金锁敲着旱烟袋接茬："愚公能移山，咱还能把山改成花卷馍！"
腊月二十三的寒风卷着算盘声，大寨场院里挤得水泄不通。会计老贾捧着账本念到陈永贵名字时，特意清了清嗓子："老陈今年挣了三百六十个工分，该分四斗八升玉米，支委会决定另补四十块车马费……"话音未落，蹲在条凳上卷烟叶的陈永贵"噌"地站起来，补丁棉袄蹭翻了搪瓷茶缸。
"给我塞啥钱？"他两指捏着没点着的烟卷，火星子似的目光扫过支委们，"我陈永贵出门办事，兜里揣着合作社的馍馍就够！"会计急得直拍账本："你到省城开会住大通铺，连碗羊汤都舍不得喝……"陈永贵却把烟卷往耳朵上一别，抓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圈："我这人就像独轮车，只认一条道——该拿的工分揣兜里，不该拿的分文不取！"
秋收时节，试验田的麦穗沉得压弯了秤杆。村里原先不信邪的老把式们，现在天天追着技术员问"啥叫杂交优势"。陈永贵把各村的麦穗捆成把，挂在大队部门口当教材："瞧见没？科学种田就像揉面团，劲使对了才能发起来！"
1980年初春的北京城乍暖还寒，陈永贵蹲在四合院门槛上编荆条筐，手指头让刺条扎出血珠也浑然不觉。只是农场的吉普车来接他当顾问时，老伴往他布兜里塞了几个煮鸡蛋，他死活不肯要："咱是去干活，又不是当客人！"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
腊月里北风卷着雪粒子，农工老张家土炕烧得滚烫。邻居们端着腌酸菜、炸年糕挤满堂屋，陈永贵盘腿坐在炕沿，捧着豁口粗瓷碗直乐呵："这才叫过年饭！"三杯地瓜酒下肚，他解开白羊肚手巾擦汗，露出晒得黝黑的额头："当年在大寨修梯田，大雪天大伙儿就着咸菜疙瘩喝烧酒，比啥山珍海味都香！"
他办公室抽屉里常年锁着个蓝布包，里头是大寨大队寄来的粮票。有次秘书看见他蹲在台阶上啃冷窝头，忍不住劝："您把户口转来北京多方便。"陈永贵却从裤腰摸出串钥匙，打开布包露出盖着红戳的票据："这是乡亲们汗珠子砸脚面种出来的粮，吃了心里踏实。"
退休那年冬天，有记者在农展馆遇见他。老人正给年轻人演示捆麦秸，头顶的白毛巾在寒风里飘成面小旗。当被问起当副总理最得意的事，他搓着结满老茧的手笑："管全国农业那几年，夜里摸着枕头底下的大寨粮票，睡得比谁都香。"夕阳把他佝偻的背影拉得老长，投在斑驳的砖墙上，仿佛还是三十年前虎头山上那个抡镢头的庄稼汉。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