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我总会在早上六点半的钟声响起时，路过秀芬家的小摊。她租的是饭店后巷的一间杂物房，旁边就是垃圾堆放点。夏天的时候，那个拐角总有一股混着醋香和厨余的气味。冬天好点，但那扇门上贴着的”凉皮米线”几个字，已经被油烟熏得看不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镇上的人都叫她”凉皮秀芬”。

那时候，我总会在早上六点半的钟声响起时，路过秀芬家的小摊。她租的是饭店后巷的一间杂物房，旁边就是垃圾堆放点。夏天的时候，那个拐角总有一股混着醋香和厨余的气味。冬天好点，但那扇门上贴着的”凉皮米线”几个字，已经被油烟熏得看不清了。

那扇门上还贴着一张高考成绩单，用透明胶带封了三层。雨天胶带会起雾，阳光好的时候，那张纸会发黄。成绩单下面是一个女孩子的照片，大概是高中时候拍的。那是她女儿，叫玲玲。

“今天买几份？”秀芬边问，边熟练地把切好的凉皮滑进塑料盒，动作像弹琴一样轻快。她手上有一层薄茧，指甲很短，但总是干净的。我注意到她的手腕处有一道疤痕，有次问起，她只说是年轻时不小心的。

“还是两份吧，加辣。”

她笑着点头，转身去淋料汁。我看到她身后那个老旧的电风扇，扇叶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转起来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却偏偏风力很大，把墙上的成绩单吹得啪啪作响。

“你闺女在哪上班了？”我问，其实我问过很多次，但她每次都会用新的语气回答。

“北京呢，在一家公司做管理的。”她说着，食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围裙上的一个小补丁，“她说上个月做了组长，工资涨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看你？”

秀芬往袋子里放了两双一次性筷子，多加了几张纸巾：“这段时间忙，可能过年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而是专注地系塑料袋。我知道玲玲去年过年也没回来。

——

秀芬的丈夫，据说是十年前走的。没人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只知道他留下一屁股债，有十几万。对我们镇上来说，那年头十几万可不是小数目。

有段时间，总有陌生人来找她，一个个凶神恶煞的。那时候她刚开始卖凉皮，手艺还不熟练，经常切得太厚或太薄。那天下着雨，她撑着伞站在小摊前，一个男的过来直接掀了她的摊子，凉皮撒了一地。

我当时在旁边的彩票店买彩票，听到动静出来看，男的一边骂一边用脚踢地上的东西。秀芬没动，就那么站着，伞遮住了她的脸，雨水打在她的塑料拖鞋上。等那男的走了，她才蹲下去，一样一样捡起散落的家伙事。我走过去帮忙，发现她的手在发抖。

“要不要报警？”我问。

她摇头：“没用的，欠人家钱就是不对。”

那天我看到她的小推车一个轮子断了，歪歪斜斜的，她推着回家，雨水顺着车轮溅起来，弄湿了她的裤腿。她走得很慢，像是背上扛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后来听说，那十几万是她丈夫赌博欠下的。更可气的是他刚跑，债主就找上门来，说什么”妻债夫还”。其实这话是反的，但在我们这地方，债主说什么就是什么。

玲玲那时候正上初中。秀芬为了不影响女儿读书，把事情都瞒着。但架不住那些人上门闹，有一次直接堵在了学校门口，把玲玲吓得不轻。那天晚上，秀芬抱着女儿哭了一夜。

——

她的凉皮手艺其实不是顶好的。镇上凉皮馆子挺多，几乎每条街都有一家。开始那会儿，她的生意惨淡，一天才卖十几份。但她有个好处，从不偷工减料，面都是自己磨的，连辣椒油都是自己熬的。渐渐地，有些固定客人开始照顾她。

我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特别冷，雪下了接连十几天。秀芬的小摊支了个塑料棚子，用红砖压着四角，怕风吹跑。那时候她戴着一副破旧的棉手套，手指露在外面，红得像萝卜。我去买凉皮，看到她在一个小火炉上煮醋汁，炉子上还放着一个搪瓷杯，里面泡着枸杞，但杯子缺了一个口。

“卖凉皮的都很少在冬天出摊。”我说。

“总得干点啥。”她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堆起来，“玲玲上高中了，学费不少呢。”

那时候我才知道，她女儿已经考进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你闺女挺争气啊。”

她点点头，眼睛亮了一下，又赶紧低头忙活去了。旁边的广播里正播放着新年的欢快歌曲，声音被风吹得忽大忽小。秀芬的塑料棚子一角被雪压塌了，她用一根竹竿支起来，竹竿上挂着一串红色的小灯笼，看起来特别不搭。

“红火点，有年味。”她解释道。

我笑了笑，没告诉她那灯笼不知为何只亮了一半。

——

玲玲高三那年，是我们镇上最热的一个夏天。

那天中午，温度到了四十度，镇上的水泥路面烫得能煎鸡蛋。秀芬还是照常摆摊，她的凉皮生意倒是比平时好，毕竟天热人们都想吃点凉的。我去买凉皮，发现她的小摊今天格外整洁，还放了一束野花在桌角，花已经有点蔫了。

“今天什么日子？”我问。

“玲玲今天最后一门考试。”她说，一边手脚麻利地切凉皮。我注意到她今天擦了口红，虽然很淡，但在她平时素净的脸上格外明显。

下午三点多，太阳还烤得人睁不开眼，玲玲背着书包出现在小摊旁。她比照片上长高了，也瘦了，皮肤晒得黑黑的，但看得出底子白。

“妈，我考完了！”

秀芬手一抖，切歪了一刀凉皮。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想拥抱女儿，又好像不好意思，只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感觉咋样？”

“还行吧，物理有道大题没做完。”玲玲说着，帮妈妈收拾案板。

我看到秀芬的眼睛红了，赶紧找了个借口离开。走到拐角时回头，看见她们俩站在小摊前，秀芬摘下头上的发网，玲玲帮她把额前被汗水打湿的头发拢到耳后。阳光下，她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

玲玲的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整个街道都知道了。她考了全镇第一，比县重点线高出一百多分。

秀芬那天没开摊，据说是去学校领录取通知书了。晚上我经过她家时，看到屋里亮着灯，窗户大开着，里面传来说笑声。好奇心驱使我走近了一点，看到秀芬和玲玲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瓶啤酒和几个小菜。秀芬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花裙子，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

“妈，您别哭了。”玲玲的声音传出来。

“我没哭，我高兴。”秀芬说，声音却哽咽着，“玲玲，你爸走的时候，我真的想过…算了，不说这个。”

“您放心，北京那个学校有全额奖学金，住宿费也减免了。我还可以做家教赚点钱。”

“不用，妈这里有存款。”秀芬说，“这些年攒了一点，够你用的。”

我听到玲玲笑了：“妈，有个事我一直没告诉您。我高一那年，您不是让我寒假去补习班吗？其实我没去，那钱我存起来了。我知道那会儿您还在还债……”

秀芬的哭声更大了。我不好意思再听下去，悄悄走开了。

第二天一早，秀芬又在老地方摆摊了。她看起来和平时一样，只是眼睛有点肿。我买凉皮时，她多给了我一份凉拌三丝，说是庆祝女儿考上大学。我问她女儿什么时候走，她说下个月初，然后突然问我认不认识在北京的人，能不能帮忙照应一下。

我说我认识北京一个远房亲戚，其实是胡诌的。她感激地点点头，继续低头切她的凉皮，刀起刀落的声音特别响亮。

——

玲玲上大学后，秀芬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她的摊子从早摆到晚，中午都不休息。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她说想多赚点，给玲玲寄生活费。其实大家都知道，玲玲在学校有奖学金，还找了家教工作，根本不缺钱。

有一次，我看到秀芬在数落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那小姑娘大概十五六岁，低着头站在摊前，手里拿着一个成绩单。

“这次物理才六十分，这哪行啊？”秀芬一边切凉皮一边说，“你妈说了，这个月如果成绩不上去，就不让你来我这儿补课了。”

后来我才知道，秀芬闲暇时在教几个初中生功课，都是街坊邻居的孩子。她只有初中毕业，但胜在认真，教孩子们方法也挺管用的。她不收钱，只让孩子们偶尔帮她擦擦桌子或跑个腿。她说这样能让她少想女儿。

那年冬天，秀芬感冒了，发高烧，但还是坚持出摊。我路过时，看到她脸色煞白，手都在抖，切凉皮切得歪七扭八的。

“你这样不行啊，回去休息吧。”我说。

她摇摇头：“没事，我吃过药了。”

我看到她摊位上放着一个手机，是那种最简单的老年机。她不时看一眼，好像在等什么。

“玲玲今天要打电话回来，”她解释道，“每周三晚上七点，她总会打来，雷打不动。”

后来听说，她那天晚上还是被街坊送去了医院，输了两瓶液后才退烧。玲玲的电话打来时，她已经睡着了，手机就放在枕边。

——

玲玲大学毕业那年，我在镇上的邮局碰到秀芬，她在寄一个特别大的包裹。

“玲玲的被子。”她说，“她找到工作了，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住那边。”

邮局的秤坏了，工作人员在找替代品，秀芬就在一旁等着，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地址。她戴着老花镜，一遍遍地看那地址，好像怕记错。

“闺女争气啊，”我说，“以后就在北京发展了？”

她点点头：“她说等安顿好了，要接我过去住呢。”

我看出她眼中有忧虑，问她怎么了。

“这孩子，前段时间告诉我她想自己创业，”秀芬叹口气，“我哪懂那些啊，只能让她自己拿主意。”

那天回家的路上，秀芬走得很慢，拖着一辆空购物车。我知道那车是她用来运凉皮材料的。走着走着，她突然停下来，蹲下身去检查车轮。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说，“就是想着，这车用了快十年了，该换新的了。”

我看到她的眼睛湿润了。阳光下，她的手上全是细碎的疤痕，指甲缝里还有面粉的痕迹。

——

又过了两年，秀芬的凉皮摊突然不见了。

街坊们都说她去北京了，被女儿接走的。我们都替她高兴，毕竟卖了那么多年凉皮，总算可以享清福了。可没想到，才过了半年，她又回来了。

这次她没有再摆凉皮摊，而是在镇上租了间门面，挂出了”家和家政服务”的牌子。我路过时，看到她正在教几个妇女叠被子，动作利索得很。

“回来啦？”我问，“北京不好住？”

她笑了笑：“北京挺好的，但我不习惯。再说了，”她压低声音，“玲玲忙着做生意，我在家也帮不上忙，还让她操心。”

我看到店里挂着几张证书，有家政培训的，还有育婴师的。秀芬注意到我的目光，有点不好意思：“这都是玲玲让我去学的，她说现在干啥都得有个证。”

后来听人说，玲玲在北京开了家家政公司，专门给高档小区提供服务，生意做得不错。秀芬这边算是分公司，负责培训本地的家政工人，然后输送到北京去。

镇上人都说，秀芬这个女儿有出息，有孝心，把妈妈的一辈子苦都变成了资本。

去年夏天，我到县城办事，路过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意外地看到了玲玲的照片。

商场二楼的LED屏幕上，播放着一则广告，是”家和家政”的宣传片。画面上的玲玲穿着职业套装，站在一排整齐的家政人员前面，笑容自信。广告词写着：“家和万事兴，专业家政十年品质保证”。

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直到广告循环到第三遍，才看到最后有一个画面：秀芬站在一群中年妇女中间，教她们使用某种清洁设备。她戴着一副眼镜，头发染成了栗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回镇上的路上，我路过秀芬的家政店，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车身上喷着”家和家政”的标志。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往车上搬清洁工具，秀芬在旁边交代着什么，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不时点几下。

她穿着整洁的工作服，胸前挂着工牌，看起来和那个在后巷卖凉皮的秀芬判若两人。只有那双手，还是那么利索，在阳光下不停地比划着，像是在切一块看不见的凉皮。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放着蔫野花的小摊，想起那个用竹竿支起的塑料棚，想起那张被风吹得啪啪作响的高考成绩单。我想，在秀芬心里，那些日子一定像一道特别的风景，既苦又甜，既远又近。

每当我路过那个后巷，总觉得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醋香味，混合着面粉和辣椒油的气息。那个卖凉皮的小摊虽然早已不在，但它的故事，却在这个小镇上传了又传，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凉皮秀芬”的故事还在继续，只是她现在有了一个新名字——“家和秀芬”。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