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大观二年（公元 1108 年），于滹沱河畔的赵州城（今赵县）文庙之中，一方青石巨碑赫然矗立。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六字，仿若剑锋脱鞘而出，乃权相蔡京亲笔所题；碑文洋洋千余字，舒朗峻逸，全然彰显出宋徽宗赵佶独创的瘦金体之神韵风骨。此碑的问世，实乃艺术与政治的交

北宋大观二年（公元 1108 年），于滹沱河畔的赵州城（今赵县）文庙之中，一方青石巨碑赫然矗立。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六字，仿若剑锋脱鞘而出，乃权相蔡京亲笔所题；碑文洋洋千余字，舒朗峻逸，全然彰显出宋徽宗赵佶独创的瘦金体之神韵风骨。此碑的问世，实乃艺术与政治的交融结合，亦是北宋王朝意欲重振纲常之生动缩影。

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六字，仿若剑锋脱鞘而出

彼时之北宋，外有辽金眈眈而视，内存变法之余波。年方二十六岁的宋徽宗初登皇位之际，意欲以“绍述先圣”作为旗号推行新的政策。其效仿周礼，颁布《八行取士诏》，将“孝、悌、睦、姻、任、恤、忠、和”此八种德行当作科举选拔之核心准则，同时对“八刑”之罪予以严惩，试图凭借儒家伦理来重构社会之秩序。为广泛传播政令，徽宗采纳资政殿学士郑居中之建议，敕令将诏书刻石立碑，“颁之天下郡邑学宫”。赵州碑便是在如此背景之下，以唐代“何公德政碑”为基础改刻而成，碑阴依旧留存前朝文字的斑驳残痕，恰如历史层叠之年轮。

宋徽宗赵佶

这座通高 5.6 米之青石巨碑，仿若一册直立之石质典籍。龟趺底座沉稳健硕如磐，象征着江山永恒稳固；碑首双龙相互交缠，鳞爪张扬，龙目圆睁仿若欲破石而出，尽展北宋皇家之威严仪态。碑身四周线刻卷龙缠枝牡丹纹，于云气翻涌之间，牡丹绽放绚烂如霞，暗暗隐喻“富贵长春”之帝国愿景。

巨碑外观

碑文书法堪称瘦金体之石刻典范。虽非徽宗亲笔，然书学博士李时雍凭借“毫发无遗”之摹写技艺，将瘦金体之“铁画银钩”凝固定格于石——横画收笔仿若匕首回锋，竖画顿挫犹如竹节劲挺，撇捺舒展恰似鹤翼凌空。尤是“八行八刑”四字，笔锋凌厉仿若刀芒，仿佛欲将道德律令镌刻入观者之魂魄。碑文布局更具匠心：20 行文字纵向恰似军阵严整有序，71 字横排犹如星河列张，风化剥蚀之 63 字宛如时光啃噬之缺页，反倒增添沧桑诗意。

碑文书法拓片

改刻唐代旧碑，实乃一场跨越三百载的石匠之间的对话。唐代“何公德政碑”原本是为歌颂地方官吏之功德所立，其石质坚实紧密，历经风雨洗礼仍能够承载新的刻制。宋代工匠以錾作笔，先是以细线勾画出徽宗诏书之轮廓，再以“斜刀入石”之法剔去余料，致使笔画边缘犹如冰棱那般锐利。尤为精妙之处，在于对唐代碑阴残文的处置：工匠并未粗暴地磨平旧刻，而是巧妙地避开原有文字，令新旧碑文于青石之上形成时空之叠影，恰如新政对于前朝治道的继承与革新。

碑额雕刻更彰显皇家工程之浩大。双龙碑首需自整块青石之中镂雕而出，龙须纤细若游丝却未曾断裂，龙鳞密集如繁星且层次分明。传说为雕刻此碑首，赵州官府征召太行山南麓石匠百余人，耗费三年之功，废弃石料堆积如山丘，终成就“龙睛点睛之时，百里可观祥云”之奇观。

大观圣作碑初立之际，赵州文庙内学子汇聚如云，摩挲碑文之人络绎不绝。徽宗诏书中“士有全备八行，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之承诺，曾令寒门士子热血澎湃。然未及十余年，金兵铁骑踏破汴梁，徽宗父子沦为阶下之囚，遍布全国的百余通圣作碑大多毁于战火，唯赵州碑因地处北疆之要冲，反而获得戍边将士刻意保护留存，成为新政遗存之孤证。

碑文拓片

金元时期，碑文中之道德律令虽已无人践行，但其书法价值却愈发显著。文人雅士常于碑侧举行“拓帖雅集”，以蝉翼拓法获取瘦金体之神韵。明代赵州学者王世宁在《滹南金石记》中记载：“每至月夜，青石映辉，字迹皎然如银丝镶嵌，观者疑为仙书。”至清代，碑身虽增添数道裂痕，却因乾隆年间地方官筑亭护碑，反而形成“碑亭映雪”之景，列入赵州八景。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圣碑文化园

大观圣作之碑，这座镌刻着北宋最终理想主义的青石伟碑，既是瘦金体书法的石刻巅峰之作，亦是王朝改革幻灭的缄默见证。其碑文中的“八行八刑”，伴随靖康之变化作历史之尘埃，然而那凌厉的笔锋、翻涌的龙纹，依旧在叙说着一位艺术皇帝的政治抱负与时代困境。当夕阳为碑身镀上金色边缘，仿若能够望见徽宗挥毫之时的意气风发，与汴京城破之时的血色残阳，于这方青石之上交织成一首悲怆的帝国挽歌。

来源：爱读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