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山堕民，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承载者，宛如隐匿于岁月深处的神秘拼图，其独特文化蕴含着厚重且复杂的历史记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群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遭受诸多限制与歧视，却顽强存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深入剖析萧山堕民文化，犹如开启一扇通往特定历史时期社

萧山堕民，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承载者，宛如隐匿于岁月深处的神秘拼图，其独特文化蕴含着厚重且复杂的历史记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群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遭受诸多限制与歧视，却顽强存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深入剖析萧山堕民文化，犹如开启一扇通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大门，不仅能够为我们精准还原彼时的社会万象，还为洞察人类社会多元性及文化发展脉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样本。本文将全方位、深层次地围绕萧山堕民的起源、生活实态、别具一格的文化表征，以及在时代浪潮中经历的传承与变迁展开探究，尤其着重挖掘其在浙江绍剧、越剧、喜丧文化、渔业等领域文化传承进程里所发挥的积极效能，并特别呈现萧山堕民文化的独特地域特色。

一．堕民的起源与历史背景

萧山旧志记载堕民原系“宗朝罪俘”，虽出处详情难考，但结合历史背景可大致推断。北宋初期，面对五代乱世后的山河破碎，朝廷实行“仁政”，一方面注重休养生息恢复中原生机，另一方面整治社会风气。公元976年吴越入朝归顺，彼时越地相对贫弱、人口稀少。南宋起越地经济才逐步超越中原，不再作为流放地域。因而北宋王朝将一些重囚遗徙至越地，使之远离中原，以达防范与严惩目的。这群被发配者人数众多、姓氏繁杂、男女皆有，可能因“仁政”罪不至死而举家流放，并被钦定“堕民”身份，子孙世代相袭，不得与正常百姓为伍，成为当时受重罚的特殊群体。他们先集中居住于越地首府绍兴的三埭街（城区边缘），萧山隶属绍兴期间，部分堕民来到萧山，被圈定在城区偏僻的东门外严家底生存，同时也有部分堕民在萧山西门外万寿桥、西兴、进化、义桥等一带聚居。

二． 堕民的生活状况

（一）居住环境与社会地位

堕民被视为贱民，居住在城边缘及乡间的特定区域。如在萧山，严家底原系城郊杂地，堕民在此自成一村，被蔑称“贫仔埭” 。在义桥，堕民也多聚居在相对边缘之地。他们毫无社会地位，封建社会中，官方严酷对待，民间也多有误会与蔑视。官方严禁他们涉足仕农工商，甚至民间上九流（和尚、道士、画工、郎中、风水先生、算命先生、厨师、私塾先生、药铺）与下九流（优伶、婢女、娼妓、乞丐、恶棍、剃头师傅、当铺、澡堂、木匠）等行当都不准从事。他们不准拥有生产资料，不准读书、学手艺，不准与外界通婚，堕民身份世代承袭，宋元明清四代境况毫无改变。

（二）职业与经济来源

民国以前，堕民男性主要靠捡换破烂、做“小唱”为生。“小唱”即在有钱人家婚丧祭祀时，于门外或道地上棚子内吹奏迎宾乐曲，有时兼唱高腔、绍兴大班等戏曲，但因贱民身份限制，不得登堂入室，此类工作机会少且不稳定。捡、换破烂成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们挑着换糖担，用饴糖软糖换取鸡毛、破衣服等废品，走街串巷叫卖“鸡毛鸭毛换糖！破布头破鞋换糖！”。

女性则从事绞面、做喜婆（伴娘）、“送糖”、整理废物等工作。姑娘出嫁前的“绞面”由中老年“贫婆”专业操作，报酬一般为一斤米。做喜娘时，她们在女家陪伴新娘子至新郎家洞房关门，期间照料新娘子、迎送宾客并作性暗示、讲祝福语。旧俗农历十二月廿三日前几日，她们挨家挨户送芝麻糖、饴糖条，换取年糕粽子大米等。这些生存方式艰难且收入微薄，遇天灾人祸时，境况更是悲惨。萧山堕民也遵循类似的生存模式，在当地的生活中，还可能参与一些与水乡环境相关的劳作，如协助渔业生产的一些辅助性工作等，以补贴家用。

三． 堕民的文化特色

（一）独特的语言——堕民切口

堕民拥有内部交流的特殊语言——切口。在词汇方面，动物称呼别具一格，如“快口的刀”指代象，“横爬”指河蟹，“四脚佬”代表猪、羊，“尖嘴巴”说的是老鼠；物品称呼也很独特，“畅扛”指老竹筷，“一千头”指蛇。语音上，堕民口音与当地其他人有差异，存在类似口吃的发音特点，如“初一（日）”说成“qu一（日）”，“素色”读成“xu色”，“少奶奶”喊作“小奶奶”等。语法方面虽研究较少，但推测存在独特规则以满足群体交流与文化表达需求。在萧山堕民群体中，切口的使用同样是其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并且可能因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活动，产生一些具有萧山特色的词汇，比如对萧山常见鱼类、水上工具等有独特的切口表述。

（二）服饰、发型与装束特征

堕民在服饰、发型与装束上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男性堕民外出时常头戴狗头帽，这种帽子顶部开口，形状酷似狗头，对成年人而言带有明显的侮辱性意味，是堕民身份的一种特殊标记 。身着横布裙，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他们也极少穿袜子，因此又被称为“赤脚堕民”。女性堕民在发型上选择单一，只能挽起一种高高大大的发髻，被戏称为“老嫚头” 。衣着方面，她们只能身着黑色服饰，款式多为无袖的黑色背心搭配黑色褶裥裙，整体风格沉闷单调。配饰也极为有限，出门时胳膊上挽着竹编篮，发髻上簪着如意簪，用以点缀这身黑衣。

到了民国时期，堕民日常衣着逐渐与平民无异，但在从事传统堕民工作时，仍会穿回具有标志性的旧时服饰。萧山堕民在服饰等方面基本遵循这一传统风格，但在一些细节上，可能因水乡劳作的需求有所调整，比如女性的裙子可能会稍短一些，方便在水边行走和劳作。

女性堕民发饰及服装

（三）建筑特色

堕民聚居的村落建筑受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限制，呈现出独特面貌。以严家底为例，房屋多为简易构造，使用的建筑材料常见为木材、泥土与茅草等。这些房屋矮小且空间狭窄，布局紧凑，以满足家族聚居需求。因经济拮据，建筑外观少有装饰，显得质朴简陋。村落内道路狭窄且规划无序，反映出堕民在艰难生存环境下，无暇顾及居住环境的优化与美化 。但在有限条件下，堕民注重房屋的实用性与邻里间的互助性，彼此房屋紧密相连，形成相对团结的居住氛围 。萧山堕民的建筑同样以简易为主，由于水乡的地理特点，部分房屋可能会依水而建，采用一些适应水乡环境的建筑方式，如在房屋周边设置简易的码头或栈桥，方便出行和水上运输。

（四）轿夫与轿厅经营特色

在萧山，堕民从事轿夫行业较为普遍，形成了独特的经营模式。花轿作为传统中式婚礼的重要器具，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选用上好木材，经锯、刨、磨等工序加工成基本骨架，再进行雕刻、彩绘等装饰，最后组装调试。堕民轿夫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平稳抬轿技巧，以保障新人在迎亲途中的舒适与安全 。他们在抬轿过程中有特定行走步伐与节奏，多人协作配合默契 。

堕民还参与轿厅经营。轿厅通常是租赁花轿及相关迎亲器具的场所，除花轿外，还提供轿夫、锣鼓响器、执事等服务。一些规模较大的轿厅，还会提供婚礼策划、表演等一条龙服务。堕民经营的轿厅，凭借对当地风俗的深入了解和丰富经验，在迎亲市场中占据一定份额 。他们的服务不仅满足了民间婚嫁需求，也成为传承和展示地方婚嫁文化的重要载体。萧山堕民在参与轿夫及轿厅相关业务时，会结合当地的水乡婚礼特色。比如在水乡迎亲时，可能会采用一些特制的水上花轿，或者将花轿与船只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迎亲，这也使得萧山堕民在这一行业中具有独特的经营特色。

（五）阉鸡人职业特点

1.工具特色：堕民中的阉鸡人拥有一套专业且独特的工具。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把小巧锋利的手术刀，刃口极为尖锐，用于精准地划开鸡的腹腔，切口小且整齐，能减少鸡在手术过程中的痛苦与感染风险。搭配使用的还有一把特制的镊子，镊尖细长且有韧性，方便在狭小的鸡腹腔内夹取输精管或卵巢。此外，他们会携带一个竹制的扩张器，在划开鸡腹腔后，轻轻撑开切口，以便于操作。为了确保手术工具的清洁与卫生，避免交叉感染，阉鸡人还备有一个小盒子，专门用来存放工具，并且在每次使用前后，都会仔细擦拭消毒。

他们常常随身携带一把弯钩雨伞，这把雨伞不仅能在雨天遮风挡雨，在工作时还能起到辅助作用。比如在户外遇到较大的鸡群时，撑开的雨伞可以作为一种驱赶和引导鸡群的工具，避免鸡群四处逃窜影响工作。阉鸡人的工具可能会因当地多水的环境，在材质选择上更注重防水和耐用性，例如竹制工具可能会经过特殊的防水处理。

2.吆喝声特色：阉鸡人走街串巷寻找生意时，有着独特的吆喝声。他们会扯着嗓子，用富有韵律的声调呼喊：“阉鸡嘞——阉鸡嘞——”，声音悠长且具有穿透力，能远远地传进村民的耳朵里。这吆喝声在乡村的小道上回荡，成为乡村生活中一道独特的声音景观。听到这熟悉的吆喝，村民们就知道阉鸡人来了，有需求的人家便会出门将其唤进家中。阉鸡人的吆喝声会在水乡的河道间回响，由于水乡环境开阔，声音传播更远，他们的吆喝声可能会更加悠长、响亮，以适应在水上和村落间传播的需求。

3.服装特色：阉鸡人在工作时的服装也有一定特点。他们通常会身着一件深蓝色或黑色的粗布围裙，围裙长度过膝，既能防止鸡血溅到身上，又便于擦拭工具。围裙上分布着多个口袋，用来放置常用工具，方便随时取用。头戴一顶宽边草帽，在户外工作时可遮挡阳光，同时也能防止鸡挣扎时溅起的灰尘进入眼睛。脚上多穿一双黑色布鞋，轻便且灵活，便于在乡村的田埂、庭院等复杂地形中行走，确保在接近鸡群和进行手术时行动稳健，不会惊扰到鸡群。阉鸡人考虑到水乡的泥泞和潮湿环境，鞋子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具有防水功能的胶鞋或经过防水处理的布鞋，围裙材质也可能更注重防水性和耐磨性。

四． 堕民文化在多领域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

（一）对绍剧发展的推动

堕民从事的“小唱”活动，在历史上对绍剧的发展意义非凡。在有钱人家的婚丧祭祀场合，堕民组成五至九人的班子，使用锣鼓、唢呐、笛子等民间乐器，吹奏迎宾乐曲并演唱高腔、绍兴大班（绍剧前身）等戏曲。他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打磨演唱技艺，对戏曲唱腔、表演形式进行创新探索。这种频繁的演出实践，不仅丰富了绍剧的表现形式，还培养了大量潜在观众。许多原本对戏曲接触较少的普通民众，因堕民的表演而对绍剧产生兴趣，为绍剧在民间的传播与扎根创造了条件，极大地促进了绍剧这一地方戏曲剧种的传承与发展。堕民为主的“小唱”活动，也为绍剧在当地的传播助力。他们在义桥的村落、集市等场所表演，让绍剧在水乡地区也拥有了更广泛的受众，一些居民因此接触并喜爱上绍剧，促进了绍剧在水乡文化中的融合与发展。

（二）对越剧发展的影响

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州，堕民文化对越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堕民善于应酬、口才较好的特点，与戏曲表演中对演员表达能力的要求不谋而合。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与职业活动中积累的人际交往经验和语言表达技巧，为戏曲表演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土壤。部分堕民群体中对音乐、表演的热爱与参与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当地浓厚的戏曲文化氛围，这种氛围有利于越剧在浙江地区的传播与推广，吸引更多人投身于越剧事业，推动越剧不断发展壮大。 堕民文化所营造的戏曲氛围，也对越剧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地的一些戏曲爱好者，受到堕民参与戏曲活动的影响，对越剧产生兴趣，进而推动了越剧在萧山地区的传播。

（三）对喜丧文化传承的丰富

在喜丧文化方面，堕民扮演着重要角色。女性堕民作为喜婆，在婚礼中承担着陪伴新娘子、照料其情绪、在新房内迎送宾客以及向新人作性暗示、讲祝福语等关键职责。她们的存在使得婚礼仪式更加完整、富有文化内涵，将传统婚礼习俗中的人文关怀与仪式感传承下来。而在丧礼中，男性堕民参与吹奏迎宾乐曲等活动，为丧礼营造出特定的氛围。

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实践，将这些喜丧仪式的流程与细节完整保留，成为浙江地区喜丧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让古老的喜丧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且在传承过程中融入了堕民群体特有的文化理解与表达方式，丰富了喜丧文化的内涵。例如在婚礼上，喜婆会根据水乡婚礼的流程，为新人准备具有水乡特色的祝福仪式，如在船上进行一些祈福活动等；在丧礼中，吹奏的乐曲也可能会融入水乡的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丧礼氛围，进一步丰富了当地喜丧文化的多样性。

（四）与渔业文化的交融

在渔业文化领域，堕民从事的一些特殊职业丰富了其内涵。以抓黄鳝为例，堕民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摸索出一套独特且高效的抓黄鳝技巧。他们熟知黄鳝的生活习性，知晓在不同季节、不同水域环境下黄鳝的栖息位置。比如，在春夏季，黄鳝喜欢栖息在稻田田埂边、池塘浅水区的洞穴中，堕民会在夜晚携带特制工具前往这些地方。他们使用的工具通常是一种前端带有倒刺的细长竹制夹子，操作起来轻巧灵活，能够精准地伸进黄鳝洞穴，将其夹住而不伤害鳝体。

在抓黄鳝过程中，堕民还形成了独特的团队协作模式。往往两人一组，一人负责用灯光照亮洞穴，惊扰黄鳝使其出洞，另一人则伺机用夹子抓捕。这种协作方式提高了抓捕效率，也体现了堕民群体在生存实践中形成的默契。他们在长期抓黄鳝过程中积累的这些技巧和经验，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群体内传承，不仅为自身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还对当地渔业文化产生了影响。周边渔民在与堕民的交流互动中，学习到了这些抓黄鳝的技巧，丰富了渔业生产方式，促进了渔业文化在技术层面的传承与发展。

此外，堕民在售卖捕获的黄鳝时，也会与市场交易环节产生联系，他们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议价方式和市场规则认知，同样为渔业文化中的商业部分增添了独特内容。堕民凭借水乡环境优势，在渔业文化方面有更深入的参与。除了抓黄鳝，他们还可能掌握一些独特的捕鱼技巧，如使用特殊的渔网或诱捕工具，并且将这些技巧在当地传播。在渔业交易中，堕民也会形成具有水乡特色的交易方式，例如在船上进行水产品交易等，进一步丰富了渔业文化内涵。

五、堕民文化的变迁

（一）民国时期的变化

民国成立，清帝逊位，“钦定”限制逐渐消失。严家底堕民活动范围与求生方式扩大，有人开理发店、做鸡毛掸帚、收购贩销废品。如张姓人家，废品生意做大，在村旁盖房设场地仓储，将废品分类整理打包运往上海销售。张大渝更是在城内拥有大片房屋做“破布头行”，生意红火，雇工数十人，成为城中大富户。这引发了严家底人从商致富思潮，人性复苏，他们对自身人格尊严有了诉求，对外姿态不再一味忍让。此时堕民从事的废品生意还为萧山众多穷人开辟了就业生路，因本钱少、劳力要求低，男女老少皆宜，收购地域扩大到周边地区。堕民在民国时期也开始逐渐突破原有职业限制，部分人开始涉足一些新兴的商业领域，如在集市上开设小店铺，售卖一些日常用品等，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二）抗战时期的困境

抗日战争沦陷时期，堕民从事的行业无法开展，生计陷入绝境。汉奸地痞王继法甚至欺负堕民，胁迫霸占姑娘作妾，还强奸其母，展现出堕民在特殊时期遭受的苦难与不公。义桥堕民同样遭受了战争的磨难，原本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许多传统的生计方式因战乱无法继续作为水陆交通要道，成为日军侵扰的重点区域，堕民们不仅要躲避战火，还时常遭受日军及汉奸的欺凌、掠夺。原本依靠渔业辅助、小手工等勉强维持生计的堕民，因社会秩序的混乱，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陷入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困境，其文化传承也因生存危机而被迫中断，诸多传统技艺和文化习俗面临失传的风险。

汉奸恶霸王继发审判现场

（三）解放后的新生

1949年萧山解放，堕民真正获得解放，享有同等国民待遇。1958 年后，他们历来从事的边缘行业逐渐退出转业。上世纪末旧城改造中，严家底村落拆建为洄澜南苑，堕民后人在改革开放后安居乐业，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如有人考上大学、担任居委会副主任、从商得意、成为法律工作者等。随着国家对农村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力扶持，堕民们彻底摆脱了过往的歧视枷锁，积极融入到当地的各项建设之中。部分堕民利用义桥等地优越的地理条件，投身特色农产品种植与销售行业，凭借勤劳的双手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逐渐走上致富之路；还有些人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项目里，将水乡风光、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不仅实现了自身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还推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完成了从社会边缘群体到地方建设积极参与者的华丽转身。

萧山堕民文化宛如一部镌刻着血泪与坚韧的宏大史诗，生动展现了特定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跌宕命运。从起源时作为罪俘被流放的悲惨开端，到于漫长岁月中饱受歧视与压迫却顽强求生的艰辛历程，再到逐步挣脱束缚、融入现代社会的蜕变之旅，其发展轨迹深刻映照出社会制度变迁对不同群体产生的深远影响。堕民文化中的独特语言、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鲜明的群体特征等，无一不是研究历史、社会、文化的珍贵瑰宝。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堕民文化在浙江绍剧、越剧、喜丧文化、渔业、零售业等领域的文化传承进程中，宛如灵动的音符，奏响了推动文化发展与演变的激昂旋律，为这些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如同一座警示灯塔，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的残酷本质，同时也彰显了建立文明和谐社会的科学性与进步性，时刻告诫后人要倍加珍视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持续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包容、多元、美好的方向大步迈进。

来源：晉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