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的广播喇叭坏了有两个月了，连村委会门口那棵老槐树上挂的喇叭也不响了。刘婶说，这倒也好，早上少了那段《东方红》，她家的鸡下蛋都勤快了。

村里的广播喇叭坏了有两个月了，连村委会门口那棵老槐树上挂的喇叭也不响了。刘婶说，这倒也好，早上少了那段《东方红》，她家的鸡下蛋都勤快了。

刘婶今年六十有八，丈夫五年前走了，是喝了一辈子的烧酒，最后倒在了去供销社的路上。她守着三间半砖瓦房，前后两个院子，儿子在县城干点小生意，隔三差五回来看看。

我是去年从城里回来的，在村小教书。老房子里住着我爷爷，我便在隔壁搭了两间砖房。刘婶是我家的老邻居，说起来隔了两辈的亲戚，不过谁也没去翻族谱考证过。

刘婶养了三十多只鸡，说是养给孙子吃的，可我知道，孙子两年没回来了，在南方读大学。那鸡成了她的解闷物件，一个个都取了名字，有的叫”小黄毛”，有的叫”大花脖”，还有一只瘸腿的公鸡，刘婶管它叫”瘸子老刘”，说是像她死去的丈夫。

每天早上，刘婶总要把鸡从后院放到前院，让它们在院子里晒太阳。然后她会坐在门槛上，夹着半截白菜杆子望着那些鸡，有时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下午收鸡时，她总要数上三遍，才放心地把鸡赶回后院的鸡舍。

“刘婶，您那么爱这些鸡，怎么不卖几只换点钱？”有一次我帮她抬水时问她。

她把铁桶重重地放下，脸上的褶子里掉出几颗汗珠：“卖啥卖，我家老刘生前说了，咱家穷，给不了儿子啥，但一定要供他念书。如今儿子成了，我这把老骨头还缺那几个钱？”

她从衣兜里摸出一块已经泛黄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这些鸡啊，老刘活着时就养了。现在它们下的蛋，攒起来，孙子放假回来可以吃个够。”

刘婶家里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是她儿子十年前买的，她珍贵地擦拭着，但从不轻易打开，说是怕没电了儿子回来听不成。村里通了有线电视，她家也没装，说是浪费钱。但她每天都要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说是知道了时事，孙子回来好聊天。

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刘婶像往常一样把鸡放了出来，然后去村口菜地浇水。我正好要去县城办点事，路过她家时，看见院子里安静得出奇，连只鸡毛都没有。我以为她把鸡赶到后院去了，也没多想。

第二天一早，村里炸开了锅。刘婶的三十多只鸡，一夜之间全部不见了，连那只瘸腿的公鸡也不放过。最夸张的是，贼人居然还在鸡舍门上挂了一把生了锈的铁锁，像是怕鸡跑了似的。

“刘婶哭得昏过去了。”我隔壁的张大娘端着一盆洗好的萝卜对我说，“你是读过书的人，去看看她吧。”

我赶到刘婶家时，她正躺在堂屋的老木床上，脸色蜡黄。床边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菊花茶，茶面上飘着几粒灰尘。墙上挂着她丈夫的黑白照片，照片前是个掉了漆的铁烟灰缸，里面插着几根已经燃尽的香。

“哎哟，老师来了。”刘婶勉强撑起身子，却又无力地躺下，“我这把老骨头，真是气不过啊。”

“刘婶，您先别伤心，我去找村长报警。”

她摆摆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手绢，擦了擦眼角：“没用的，这鸡丢了就丢了。我就是想不通，那瘸子老刘也偷，这不是折我家老头子的寿吗？”

刘婶的病越来越重，有人说是气的，也有人说她本来就有高血压，这一气更是加重了病情。村医来看过，说是心脏不太好，开了一些药，但刘婶根本不吃，只是躺在床上念叨她的鸡。

村长来看过她，承诺一定会找到偷鸡贼。但农村这种事，大家心里都清楚，小偷肯定是早把鸡卖了或者吃了，哪还能找回来。

刘婶的儿子老周从县城赶回来，见母亲病得厉害，急忙要送医院。刘婶却坚决不去：“咱家鸡没了，哪有钱看病？再说了，我这把老骨头，倒也值几只鸡？”

就这样又过了三天，刘婶的身体稍微好了些，能下地走动了。这天晚上，村里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我正在备课，听见有人在喊：“抓住了，抓住了！”

我赶紧出门一看，只见村口围了一群人，村长和几个壮年男子押着两个灰头土脸的年轻人往村委会走。

“是谁家的娃？”我拉住一个看热闹的老人问道。

“听说是隔壁庙湾村的，都是些没出息的后生，偷鸡摸狗的。这回可是栽了，偷了刘婶的鸡不算，昨晚又去李家偷兔子，被李家的狗发现了。”

我赶紧去找刘婶，却发现她的门锁着。邻居说她早就听到风声，拄着拐杖去村委会了。

村委会里乱哄哄的，十几个村民围着，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两个小偷被绑在椅子上，低着头不敢说话。一个二十出头，脸上还有些青春痘；另一个看着有三十多了，留着短寸头，眼神闪烁。

村长见到刘婶来了，赶紧让出位置：“刘婶，您来了，这两个小畜生就是偷您家鸡的。已经承认了，说是把鸡全卖给了县城的烧鸡店，一共卖了八百多块钱。”

“钱呢？”刘婶盯着那两个小偷，声音出奇地平静。

“花、花了。”年轻的那个结结巴巴地说。

刘婶走到他们面前，仔细打量着。忽然，她转向年长些的那个小偷：“你是卫家的大儿子吧？”

那人眼神躲闪，不作声。

“我记得你，小时候你爹得了肺炎，是我家老刘骑着自行车把他送到镇医院的。那会儿你还不到十岁吧？”刘婶说着，声音有些哽咽。

村里的人小声议论起来，原来这偷鸡贼和刘婶还有这层关系。

“刘、刘婶，我……”那小偷支支吾吾地开口，却说不出话来。

刘婶转身对村长说：“老李，这事我不想声张，这两个孩子放了吧。”

“这怎么行！”村长急了，“他们偷了您三十多只鸡啊！”

“放了吧，我这把老骨头，还和这些娃娃计较什么。”刘婶语气坚决。

在众人的惊讶中，刘婶拄着拐杖，慢慢走出了村委会。我跟了出去，她在月光下的背影显得格外佝偻。

“刘婶，您这是……”

“老师啊，你读过那么多书，应该明白，有些事，不是靠恨能解决的。这孩子的爹当年欠了我家老刘一条命，现在他儿子偷了我家的鸡，咱也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不是？”

我沉默不语，只听见她的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清脆。

“明天，你帮我去趟镇上，买些菜和肉回来。我要做一桌酒席。”临别时，刘婶忽然对我说。

“办酒席？”我有些不解。

“是啊，请那两个小偷吃饭。”

第二天一早，我就按照刘婶的要求去镇上买了一堆东西回来。村里人都知道刘婶要请偷鸡贼吃饭的事，议论纷纷。有人说刘婶老糊涂了，有人说她是善心，还有人猜测她是想当面讨个说法。

中午时分，刘婶家的院子里摆了一张大圆桌，桌上是一荤四素的家常菜，还有一瓶老白干。村长领着那两个小偷来了，他们低着头，像是等待判决的囚犯。

村长有些为难：“刘婶，您这是…”

“坐吧，吃顿饭再说。”刘婶招呼着大家。

两个小偷不敢坐，站在一旁搓着手，脸上的表情既惭愧又困惑。

刘婶亲自倒了一杯酒，递给年长的那个：“来，喝一杯。你爹当年可是我家老刘拼了命救回来的，他现在还好吗？”

那小偷接过酒杯，眼圈红了：“我爹三年前走了，肺病复发……”

刘婶叹了口气：“可惜，可惜。当年他欠我家老刘一条命，现在你偷了我的鸡，这恩怨就算扯平了吧？”

小偷”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刘婶，我鬼迷心窍，我……”

“起来吧，都过去了。”刘婶温和地说，“我这把老骨头，气也气够了，恨也没用。你们两个年轻人，好好做人，别再走歪路了。”

村长看不下去了：“刘婶，您这是纵容他们啊！”

刘婶摆摆手：“老李，年轻人犯了错，教育就行了。真把他们送公安局，一辈子就完了。那鸡没了就没了，我还能再养。”

席间，那两个小偷几乎没动筷子，只是一个劲地道歉。饭后，年长的那个小偷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八百块钱：“刘婶，这是我借的钱，一定要还给您。”

刘婶接过信封，却从里面只取了一百块：“剩下的你拿去，给你爹上坟用。当年他和我家老刘说过，如果能好起来，一定会报答的。这笔账，就这么结了吧。”

小偷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年轻的那个小偷也跪下磕了三个头：“刘婶，我也跟您认错，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刘婶扶他起来：“好了，以后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了。年轻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送走了他们，刘婶站在院子里，看着夕阳慢慢西沉。我在一旁默默收拾着碗筷，心里有太多的感慨。

“老师啊，你别觉得我糊涂。”刘婶忽然开口，“那天我去地里，刚好看见他们偷鸡，我认出了卫家的儿子，没有声张。”

我惊讶地看着她：“您早就知道？”

“知道啊，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胆子。”刘婶苦笑道，“可没想到，自己气病了。躺在床上那几天，我想通了，当年他爹欠我家老刘一条命，现在他偷了我的鸡，这其实是老天的安排，让这段恩怨有个了结。”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沉默。

“人这一辈子啊，计较得越多，活得越累。”刘婶拍了拍我的肩膀，“记得明天去镇上，帮我买二十只小鸡回来。我得重新养起，等孙子放假回来呢。”

第二天一早，我刚要出门去镇上，就看见刘婶的院子里站着七八个人，有村里的，也有隔壁村的。

“刘婶，听说您想养鸡，我家刚好有几只下蛋的母鸡，送您几只。”

“婶子，这是我特意从集市上买的小鸡，您拿去养吧。”

“刘大娘，这是我家的种鸡，特别能下蛋……”

不到半天工夫，刘婶的鸡舍里又热闹起来，竟然有了四十多只鸡，比被偷的还多。

刘婶站在院子里，望着那些叽叽喳喳的鸡，眼眶湿润了。

“哟，这下好了，孙子回来有鸡吃了。”她轻声说道，然后弯腰捡起一根白菜杆子，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鸡在阳光下散步。

那个偷鸡的卫家儿子后来怎么样了？听说他去了县城，在一个养鸡场打工，每个月都会给刘婶寄一些鸡蛋和钱。还有人说，刘婶的孙子放假回来，那卫家儿子特意来拜访，两人竟成了朋友。

村里的广播喇叭修好了，早上又开始播放《东方红》。刘婶说，她的鸡反而下蛋更勤快了，大概是因为，心里有了一块石头落了地的缘故吧。

有时候，我路过刘婶家，总能看见她坐在门槛上，看着那些鸡，嘴里念叨着什么。偶尔，风会把她的话吹到我耳边：“老刘啊老刘，你看，这日子，越过越顺当了……”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