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在离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父亲已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华东区委员要在青岛召开座谈会，父亲觉得自己应当参加会议，同时他还有一个心愿：在路过济南时向解放济南的烈士敬献花圈，以表心中怀念之情。
与二十七军的情缘
1985年，在离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父亲已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华东区委员要在青岛召开座谈会，父亲觉得自己应当参加会议，同时他还有一个心愿：在路过济南时向解放济南的烈士敬献花圈，以表心中怀念之情。
临行前他给时任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打了个电话，说：“我最近路过济南，想为解放济南的烈士，特别是九纵烈士墓地敬献花圈，请做好必要的准备。”
二十七军的前身就是华野九纵。迟政委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人前往查找，可惜事不遂人愿，几乎各个纵队均有烈士安葬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唯独没有找到九纵的烈士墓地。
父亲到了济南后，通知迟政委到列车上汇报情况。迟政委将情况向父亲汇报后，邀请父亲下车吃饭，父亲说：“既然九纵的烈士墓尚未找到，我就不在济南下车停留了，请代我向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前献个花圈。”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毛主席点名让我打济南，原定要打几个月，结果我们8天8夜就打下来了，胜利来之不易，这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是解放济南的英雄，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解放济南九纵牺牲了1000多人，怎么就找不到墓地呢？埋到哪里去了？继续查找。找到后转告我一声，不然我们对不起牺牲的烈士，对他们的亲人也无法交代，就是对现在的干部战士，我们也无法面对，拿什么对他们进行传统教育呢？我们九纵不是有一个好传统：战斗中不准丢一名伤员和烈士吗？所以，战士奋勇杀敌，知道负了伤有人救、牺牲了有人管。”
父亲一生经历过数不清的战役，但在他任九纵司令时参加的几场战役，令他印象最深，终生难忘。
济南战役在父亲的心目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战役前夕，父亲正在蓬莱艾山汤治疗腿伤，毛主席在批阅华东野战军关于济南战役作战方案时，发现没有许世友的签名，了解情况后他致电华东局：“此次攻济是一次重大战役，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的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总指挥。”
战斗打响后，攻城部队不畏牺牲，打得异常勇猛，仅用了8天8夜时间，就一举拿下济南城。九纵七十三团更是率先突破内城，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济南城头，被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
父亲乘列车离开济南后，迟浩田政委为了落实指示，并尽快找到九纵烈士墓地，立即给时任二十七军政委的徐永清打了电话，将父亲来济南向烈士敬献花圈的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请二十七军根据所存烈士资料尽快来济南寻找九纵烈士墓地。
徐政委听说是老司令的指示，立即召集三名机关干部组成寻墓小组，即刻赶往济南寻找烈士墓地。寻墓小组得知此行是执行九纵第一任司令员许世友的指示，很激动，决心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
到济南后，迟政委来宾馆看望，表示济南军区一定大力支持寻墓工作，并向山东省委反映了情况。寻墓小组决心努力寻找、密切协作，共同落实好老司令的指示。
在接到迟政委指示后，寻墓小组前往济南市民政部门了解情况，得知九纵打济南时是从城东边进攻，而济南外城东边属于历城县，所以九纵的烈士没有安葬在济南市英雄山，可能埋葬在历城县。
寻墓小组立刻赶往济南城东的集中和散葬的三个陵园，逐一查看了2300多个墓地。由于墓地位置偏僻，周围杂草丛生，小组成员身穿的呢料衣服都被枣树刺刮破了，但他们全然不顾。
在历城县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里有1100多个坟，大多是九纵的，当初修建墓地的时候没有立碑，只是在坟头边上插了个木牌。后来九纵一路南下作战，离开了济南，随时间推移，木牌都已朽烂，无法分辨木牌上的字迹，人名和墓地已经对不上号了。市民政局有记载的烈士埋在东社房街三号房后，因修建工厂，烈士墓地已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但迁墓时烈士名字和遗骸无法一 一对应，所以都作为无名烈士安葬。
寻墓小组正一筹莫展之际，历城县民政局长组织周边群众召开座谈会，了解到在距孙村镇10多公里的荒山里，还有70多个坟墓，其中九纵有46名烈士安葬于此。
这个陵园有200多平方米，但长期无人管理，长满了荒草，周围有5座石灰窑，废灰渣已经倒到了离坟头不远的地方。这些坟墓虽然没有立碑，但当地老百姓在每个坟头前的一块小石碑上雕刻了烈士的姓名和职别，并得以保留下来。
寻墓小组得知后立即前往陵园，逐一对烈士墓地石碑拍照，将资料带回。巧合的是，九纵所属的三个师及直属部队均有烈士安葬于此，可以说这46座墓极具代表性。
令人诧异的是，在对照二十七军烈士登记表的时候，却并未找到这46名烈士的名字。
后来才从老百姓口中了解到，解放济南时九纵医疗队住在孙村镇，这里收治的都是重伤员，有一户老百姓家里住的4个伤员只有三条腿，很多重伤员牺牲了就安葬在这里。这些烈士没有被登记在册，而是作为失踪人员进行统计的。
墓地找到后，寻墓小组与济南市民政部门商议，将烈士坟墓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但当时国家民政部有规定，土葬坟墓一律不准搬迁，特殊情况要经民政部批准。
民政部门就此事请示济南市委，并得到答复：九纵为解放济南做出了突出贡献，是第一个攻入济南城的英雄部队，同时又是几个纵队中伤亡人数最多的，而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却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九纵烈士陵墓，这46座墓具有特殊的代表意义，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同意迁到英雄山烈士陵园。
济南市民政局杨处长、英雄山烈士陵园张主任会同二十七军协商，寻找迁移地的位置，最后在烈士纪念碑主路的一侧选定了位置。这里环境安静肃穆，松柏翠绿，不多不少正好有建设46座坟墓的位置，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墓地位置选定后接下来就是迁坟。由于当时二十七军已赴老山前线作战，于是迟浩田政委决定迁坟工作由济南军区协助烈士陵园承办，墓地样式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保持一致，采用青石建造墓前立碑。济南军区部队在孙村镇将一具具遗骸仔细挖掘收集完整，装进棺材，运到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安葬。
就这样，由济南市民政局出资主办，济南军区出人出车协助，二十七军提供资料，将46座烈士迁墓立碑任务顺利完成，对父亲寻找九纵解放济南烈士墓地的指示有了一个交代。
清明节时，很多群众来到陵园扫墓，鲜花摆满了墓地。有一位老人带着孙子来到了一座墓前，对小孙子说：“这是你叔叔的墓，他是个英雄，为了解放济南光荣牺牲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他为国牺牲的精神，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老人对二十七军的同志说：“儿子失踪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可是始终没能找到，感谢你们替我找到了他。”
二十七军的同志说：“你不要谢我们，你应该谢谢咱们的许世友司令员，是许司令始终惦记着烈士们，我们只是落实许司令指示的执行者。”
原七十三团七连指导员彭超来到烈士陵园，在烈士孙景龙的墓前流下热泪：“我可找到你了！”
七十三团打济南的时候，当七连登上城头后，指导员彭超指示战士孙景龙将红旗插到城头气象台制高点，孙景龙在插旗的时候不幸中弹负伤，被战士们用担架抬下去。战后，彭超就再也没有见过孙景龙，而牺牲烈士的名单中也没有找到孙景龙的名字。几十年来，彭超一直在寻找孙景龙，这位第一个将红旗插到济南城头的战士，今天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他是一名英雄，应当永远被铭记。
寻墓小组与民政部门进一步核实了烈士的情况，得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数字：九纵参加济南战役牺牲干部149人，战士1317人，共计1466人，连同负伤的共计万余人。
任务完成后，小组返回二十七军向杨学林副军长汇报，杨副军长说：“我们有1466个烈士，陵园里只安葬了46个，我们要建个烈士纪念碑，把烈士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永留英名。”
寻墓小组与济南市民政部门进行了沟通，同意建造烈士纪念碑，并找来专家设计了样式，以济南市民政部门为主修建，预算15万元，地址选在了解放阁。
迟浩田政委与山东省委副书记姜春云同志联系商定，由省市出资修建纪念碑。但是在纪念碑即将开工时，迟浩田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寻墓小组只好前往北京找到迟浩田总参谋长，反映了修建纪念碑存在的困难，迟总参谋长与姜春云同志商议后，姜春云同志说：因为是以省市名义修建的烈士纪念碑，建议不仅只建九纵烈士纪念碑，应当建成济南战役烈士纪念碑，以牺牲烈士的多少为序，九纵烈士最多，就排在第一位。并请济南市委派人到二十七军协商，徐永清政委表示，完全赞同省委意见，并衷心感谢省市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不久，烈士纪念碑修建落成，成为解放阁的重要组成部分，供人民群众瞻仰。
九纵解放济南烈士迁墓工作已经完成，烈士纪念碑也已落成，寻墓一事终于得以圆满结束。可是此时父亲已经去世，未能亲自到现场为烈士献上花圈，多少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山东济南的老百姓都不会忘记，有一位老将军在暮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依然念念不忘那些为解放济南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在他的指示下完成了迁墓、立碑，以供人民群众寄托哀思、缅怀先烈。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
1955年时，父亲到二十七军八十师视察工作，这是1955年授衔后父亲第一次去二十七军。
回到老部队，父亲非常高兴，在军长孙瑞夫、政委曾如清的陪同下走向列队欢迎的八十师官兵们。这时一阵鼓号声突然响起，原来是军乐队在演奏迎宾曲。
父亲听到后扭头就往回走，军长孙瑞夫、政委曾如清急忙快步赶上父亲，父亲头也不回地说道：“搞什么东西，形式主义！”
军长、政委赶忙解释说：“按照条令规定，上将军衔以上的领导到部队检查指导工作，要奏乐迎接。”
父亲说：“我是九纵的老司令，大家又不是不认识，还搞这个形式主义的东西干什么？”
孙军长根据父亲的要求，立即将军乐队撤离现场，父亲这才走进了八十师的营院。
孙瑞夫军长是父亲的老部下，是父亲带出来的一员战将。父亲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时，他是北海军分区司令员；父亲任九纵司令员，他是二十七军的师长。因为多年和父亲一起工作战斗，互相都很了解，父亲对他有一说一、毫不客气。
就这么一个小插曲，却给二十七军的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用务实的作风给官兵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而这种作风也在二十七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官兵。直至60年后的今天，二十七军依然保持着这种务实的作风，不练空把式，不搞花架子。
父亲打了一辈子仗，深知部队训练的重要性。
当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这一难关，除战备值班部队外，大部分部队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开荒种地大生产中。
1962年3月，父亲就指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军区部队广泛宣传、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由于部队忙于搞生产以确保部队身强体壮有个良好的战斗力，无暇顾及训练，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未得到很好的贯彻。
正当部队热火朝天地进行夏收秋种的关键时刻，我国边境上发生了冲突，南京军区受命转入紧急战备。父亲接到命令后又急令二十七军八十师转入紧急战备。
当时二十七军部队分散在苏南、苏北、安徽等地，有的担任施工任务，有的搞生产，有的正在训练。当时还正在进行按照新编制整编，马上按战备需要补入兵员，这样一个急转弯、大转变，加上情况急、时间紧，无论是对机关还是部队，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但二十七军官兵同仇敌忾，从部队收拢、动员，到调整组织、发放物资、齐装满员地按时出发，直属部队和七十九师用了一周时间，而八十师只用了56个小时。
在父亲总结时讲，这次紧急战备中也暴露出部队由和平环境突然转入紧急战备，由高度分散的训练、生产、施工迅速转入临战状态，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不解决，必将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同年11月，边境形势缓和，部队陆续回撤。紧急战备刚刚解除，父亲就决定南京军区在杭州西村召开战术训练现场会，检查3月份召开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扎扎实实开展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
父亲多次和二十七军领导强调：“训练一定要实。练为战，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脑子里净是花花点子，搞形式主义、搞烦琐哲学是不行的，搞形式主义在战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时二十七军要求军事干部会做政治工作，政工干部会指挥打仗，这也是光荣传统。千万不要做“一边站，到处转，既能讲，又能看，就是不能一起练”的干部，要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的每一个课目中去。由于抓得紧、抓得具体，二十七军很快就培养出一大批典型和尖子。
为了更好地推动普及郭兴福教学法，1963年10月至1964年3月，父亲和军区首长分批参加了南京军区在八十一师驻地镇江高骊山组织召开的5次现场会。1963年12月，总参又召开了由各大军区、军事院校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叶剑英元帅专程到会观看。
七十九师侦察连指导员侯书信受到各大军区首长的一致好评：37岁了，仍和战士一样，全副武装，一起攀登高52米、坡度85度的峭壁，以身作则，带头实干，是很有说服力的政治工作。
侯书信的突出表现，还受到了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的特别赞扬，罗总长说：侯书信同志跟班作业，既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业务中去，又起了政治工作最实际的模范作用，很值得赞扬。你是一个好指导员，全军要向你学习。
在浓厚的练功热潮中，二十七军涌现出了一大批训练典型和尖子。代表南京军区参加全军大比武的15个分队，取得了8个一等奖；参加的12名个人，5人获教学一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二十七军落实父亲作风务实、狠抓训练的具体体现。
1965年1月，军区为普及郭兴福教学法，在湖州召开了有15个分队参加的观摩经验交流会。但是，也就在这时，林彪以“突出政治”为名，把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压了下去。然而，两年的大练兵、大比武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训练骨干，总结出一整套的训练方法，并为之后的训练和军队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大比武中涌现出来的尖子人物王良均、潘洪亮、张岳荣等，后来都成长为正军职干部，在部队建设中做出了贡献。
1952年底，二十七军抗美援朝回国后驻扎在上海松江，1955年4月，移驻无锡荣巷原苏南军区营房。军部大院东北角荣家老宅那座二层楼，后来成了军部的小招待所，在混乱局面时，父亲在此住了40天之久。
父亲在二十七军住久了，总有消息走漏，当时“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到二十七军抓父亲进行批斗。父亲经过多方面考虑，就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请假到大别山后方医院治疗休养，并得到了批准。
父亲离开了，二十七军就倒霉了。身处“文革”旋涡之中，二十七军也未能幸免。张春桥以支持左派的名义，支一派，压一派，并要二十七军“转屁股”。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结果造成了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升级。
这种行为受到二十七军广大官兵的抵制和反对，张春桥就指使省军区、野战军、空军、院校给二十七军施压，要二十七军迷途知返，与许世友划清界限。他们又鼓动造反派在上海策划召开声讨二十七军的大会，后来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没有开成。
在无锡两派群众严重对立武斗升级的情况下，尤太忠军长深入两派群众组织中去，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有的造反派甚至将大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但他毫不畏惧。
更使人感动的是：在军部王巷招待所，尤太忠军长在回答北京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这一问题时，由于夜以继日的工作，劳累过度，加之原来的肺病发作，突然气喘吁吁，肺气“炸”了，头上豆粒大的汗珠向下淌，他一字一句地说：“同学们，对不起了，我的身体不行了，请允许我以后再给同学们回答……”话未说完就晕了过去。
同学们见状，深受教育，十分感动，从此转变了立场，认为二十七军的做法是对的，转为支持二十七军的“战斗队”。
保健医生知道尤军长肺有伤疤，随身带有一个氧气袋，立即进行了急救，并迅速送到无锡101医院抢救。之后，周总理指示南京空军派飞机把尤军长送到上海治疗，为了保密化名王某某住进医院。
不料，张春桥得知尤军长在上海住院，又指示造反派到医院查找，准备揪斗。二十七军得知消息后，立即将尤军长接回无锡101医院治疗。
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揪军内一小撮”文章，张春桥又要借机发难了。
9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组，先到江苏硕放空军十五师住下，而后再到无锡二十七军军部等处调查。调查组一下车就开始对二十七军领导施压，要求“转屁股”，支一派，压一派。
机关干部对调查组十分不满，气愤地说：你们来二十七军调查，一不在二十七军吃，二不在二十七军住，三不做深入调查就妄下结论，施压二十七军“转屁股”，难道我们不是毛主席领导的部队吗？
警卫连指导员林波指着刘锦平说：毛主席到无锡，是我带部队警卫的，难道毛主席信得过的二十七军你信不过吗？
刘锦平在二十七军碰了壁，又下令将马杰政委调至南京，伙同省军区有关领导对马杰政委施压。马杰仍坚持军党委决定，一碗水端平，两派群众都支持。
见施压无果，刘锦平又根据张春桥旨意出阴招：无锡造反派被无锡保守派赶了出来，天快冷了，二十七军应当把他们接回去。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无锡造反派是张春桥下令调到南京去帮助南京造反派进行武斗的。
施压不成，玩弄阴谋也未得逞，刘锦平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逼迫马杰政委签字。签字后刘锦平怕得不到落实，又赶往无锡监督落实，这时他突然接到周总理电话，令其立即返回北京。
刘锦平离开后，二十七军的干部战士松了口气，纷纷猜测刘锦平返京的原因，说调查组有一位周总理的联络员，他是否向周总理做了如实汇报，不得而知。
后来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二十七军是一支战功卓越的部队。”这场闹剧才算有所缓和。
当时尤军长仍在养病，马杰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任务繁重，斗争极为复杂，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他病倒了，还病得不轻，住进了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父亲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往医院。医生向父亲报告说：病情严重，变化很快，需要马上开腹检查，但家属不在，无人签字怎么办？
父亲说：“开，我做主，负全责。”经查发现，马杰政委肝部已经硬化、萎缩，同时还患有肠坏死和胆囊结石，父亲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多亏父亲果断决定，为抢救赢得了最佳时机，马杰政委终于脱离了危险。当二十七军的干部来医院探望时，他指着一桌子进口药说：“我的命是许司令下令用金钱换来的。”
有一次，二十七军司政后机关三名干部到南京参加一个会议，住在军区招待所AB大楼，在与军区机关干部聊天时无意中说起，好久没见到许司令了，挺想念的。不知谁告知了父亲，他就利用开会间隙在会议厅接见了这三名干部，并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二十七军为我背了黑锅，遭到了冲击，吃了苦头，我向你们表示慰问，请同志们回去向你们军首长汇报，代我向全军指战员问好。父亲讲了近一个小时，秘书几次催他，说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正在等他，他手一摆，说：没得关系。
二十七军受到接见的三位同志从心里深深地为之感动……
1969年8月17日，父亲突然接到毛主席的指示，要南京军区抽调一个军到华北，当时与苏联关系紧张，以防突然袭击。父亲经过考虑，决定把二十七军调去。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后，父亲立即打电话给军长、政委，命令他们明晨乘军区派去的直升机到军区领受任务。
8月的江南天气闷热，凌晨时大家睡得正香，作战、机要、通信等有关人员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赶到八十师大操场乘直升机到南京接受新任务。
8月18日，他们接到军区下达的预先号令，20日接到军委电令，二十七军进驻张家口宣化地区……
留在无锡的二十七军部队进行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21日发出收拢部队命令，仅用37个小时，就将8个团和7个营以及12个连队全部收拢完毕。
23日先头部队进发，27日八十师、军委直属部队、七十九师陆续从无锡、镇江、苏州出发，当列车经过南京时，父亲到车站送行。
几十年来，二十七军官兵在父亲的带领下建功立业，培养了深厚感情，也一直是父亲的最爱。父亲喜欢一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支军队拥有悍不畏死的精神，就能在战场上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九纵在胶东战场上与日伪军作战，真的是前仆后继、悍不畏死啊！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二十七军的八十师和八十一师联手歼灭美军七师的三十一团（北极熊团），创志愿军唯一歼灭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而单独作战的七十九师，更是打得美军王牌陆军一师找不到北，是朝鲜战争美军自己也承认的败绩。车站送别之时，这种经过战火洗礼的感情倍显真挚，那场面真的是十分感人……
从火车站回到家里，父亲一个人待在屋里，关上门好长时间。这种情况在我记忆中有两次，另一次是在周总理去世时，父亲也是这么痛心。
在二十七军还没有完全脱离南京军区时，当父亲得知北方已经进入冬季，干部战士演习训练和构筑工事都露宿在野外，就指示有关部门购买了一批单人羊毛毡子，发给全军每人一床，以防冻防潮。二十七军全体将士十分感激，备感亲切温暖。
二十七军从苏南鱼米之乡来到了塞北高原，对这里的干燥气候很不适应，更重要的是在南方吃惯大米，吃不惯粗粮窝窝头，甚至有的战士将玉米糊糊倒了，说：怎么让我吃糨糊呢？尤军长打电话向父亲反映，并说：我们二十七军一个师在苏北农场为军区机关生产了那么多稻谷，做出了贡献，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也不好向北京军区张口，能否支援我们一批稻谷以解决当前燃眉之急？
父亲答应无偿给二十七军几十万斤稻谷，随后续出发部队一并运达。尤军长代表全军对父亲的关心表示衷心感谢，干部战士得知情况时，很多人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二十七军在宣化驻防期间，有一天南京军区后勤部门负责同志突然来到宣化，军里热情接待，席间问及来者有何事宜需要办理时，他说“来结算稻谷经费”。一句话，要钱。
后来尤军长悄悄与父亲通了电话，说明了原委。父亲很不高兴，立即通知那位干部马上返回，说他不请示、不报告，乱弹琴！后来，再无人提及此事，事后经过就不得而知了。
11月，八十一师也奉命北上归建二十七军。1970年5月，二十七军留守处、家属全部北上，行前父亲专门到军部驻地看望了干部战士和家属子女。父亲还亲切地抱着一个小男孩，与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时过境迁，当时的孩子们现在有的已是军级、大军区一级干部，有的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建设栋梁，他们每次看到这些照片，都无比激动和自豪。有道是“壮士非无泪，不撒离别间”，二十七军的官兵和家属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恋恋不舍地登上了列车，不断回望着这片生活多年的土地，回望着父亲挥手告别的身影，仿佛这一刻永远定格在了那里，也定格在了官兵的心中。
从此，二十七军这支父亲最信赖、最能打硬仗的部队就离开了驻防多年的江南，脱离了南京军区建制，不再受父亲的直接领导了。但是父亲与二十七军官兵几十年的战斗友谊，是永远无法割舍的，他们的心始终紧紧连在一起……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