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前进的道路上，平等的愿景已然成为海市蜃楼。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在为平等而进步，还是为进步而不平等？甚至，我们难道是在为了固化不平等而拥护进步吗？

万象课程「从未实现的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已更新13-14集。这一部分将要讨论，平等与进步的要求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在前进的道路上，平等的愿景已然成为海市蜃楼。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在为平等而进步，还是为进步而不平等？甚至，我们难道是在为了固化不平等而拥护进步吗？

▍进步的想象：无限的增长，无尽的远方

我们都熟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被奉为自由主义之父的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对于财产权的论证，正是这一观念的奠基之作。洛克说，一片有人种的土地，能长出比没有人种的土地多出十倍百倍的东西，所以圈起地来耕种的人是在为整个人类生产更多的储备。

我们需要想象，有一个人声称自己世世代代生活在一片土地上，这片土地提供了他生存所需的果实和猎物，而另一个人跑来声称自己有权通过耕作占有这片土地。洛克的意思是，这片土地应该归后者所有，因为后者能带来更大的财富。

打着自然权利的旗帜，洛克还有一个真正想要证成的东西：资本主义发家的两大秘诀——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

美洲大陆显然不能被视作是处在自然状态的无人之地，殖民的后果也不只是开荒，占有和劳动在根本上是两个互相冲突的理由。于是，这两种活动中的哪一种能产生更大的利益就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

这个标准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它叫“进步”。它是“殖民主义”最重要的理据：谁能成为地主取决于谁有生产力，谁有科学技术，谁能为所有的人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这个意义上的“进步”实际上是一个概念群，它包括“进步”“发展”“增长”，乃至于“现代化”，诸如此类。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它们基本上是可互换的，都意味着通过有效的、有技术含量的生产和积累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从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这种进步观是一种对于无限性的信仰。它令人相信财富可以无止尽地增长，我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无止尽地提高：我们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技术可以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人类的寿命可以延长，基因可以被增强，等等。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种对于极限的挑战就是最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努力、最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进步观”是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占绝对主导的意识形态。

就像所有长期占主导的意识形态一样，“进步”在成为硬道理之后，就渐渐地成为想当然的事情，渐渐地不被追问，大家不再问：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它最终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变成了自己的目的：为什么要进步？因为要进步。为了进步而进步。

我们逐渐满足于一种包治百病式的说辞：进步总是好的，总是值得追求的。如果一亩地里可以种出10倍的粮食，我们就不应该满足于5倍，如果我一年能写出10篇论文，就不能满足于5篇……

这种对于无限增长无限改良的盲目信仰，越来越像一种东西，它叫“贪婪”，也就是说，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再多一点，再快一点，再强一点……

电影《华尔街》中的反派主角高登·盖克（Gordon Gekko）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关于“贪婪”的赞歌，道出了现代进步观的实质：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效的。贪婪令万事变得明晰，贪婪令我们勇往直前，贪婪把握住了进化精神的实质。

电影《华尔街》（2010）

▍发展是如何变成硬道理的？

不仅高登·盖克们是这么认为的，处于两极另一端的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饥饿》这本书里，作者马丁·卡帕罗斯道出了处于极端不幸中的人对于进步抱有的同一种信念：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人在忍饥挨饿，他们吃不饱饭，这是事实……我想说的是民主和发展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他们确实留下了一大部分财富，不过那归根到底是他们应得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多少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啊！他们给那些人付了多少工资啊！要是没有这些豁出去开工厂、雇佣他们、付他们钱的人，得有多少人睡大街啊！又有多少人会悲惨地死去啊！

卡帕罗斯《饥饿》

贪婪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美德：炫富的人在制造财富，在给别人带来福利，总有一天，拜这些野心勃勃和永不满足的人所赐，总会轮到我也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积蓄和庇护所……

大家大概已经发现，进步观能使人对于再极端的不平等都抱有几乎无限的容忍度。更确切地说，这种无限度的容忍有两个理由，它们表面看来正好是相反的。

第一个理由在于：只有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平等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进步是平等的前提条件。反过来说，如果平等离我们还很远，那是因为我们还不够进步。

第二个理由在于，进步必然以不平等为代价。就像洛克所主张的，能者多劳的前提，是让能者多占。那个为所有的人带来更多福祉的人，应该是第一个受益者。

大家对于这个理由是不是有种既视感，因为它背后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优绩主义”：那些为进步付出更大努力、带来更多利益的人，如果他们不能最先并更多地享有进步的好处，那么这种分配方式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因为它不符合优绩主义的分配正义。

不仅如此，从功利主义或者说结果主义的角度来说，这可能会产生劝退效应，会使得本可能“卷”出优绩的人选择“躺”下来“坐吃等死”。简单地说，绝对平等的结果是不进步。

一个是为了平等而进步，一个是为了进步而牺牲平等，这两个说法看上去正好相反，但它们实际上具有同一个预设：如果不发展，那么大家都很惨。

我们可以称此为“霍布斯式的预设”，霍布斯在描述自然状态时强调的是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平等地处于不幸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是走出自然状态为妙；并且如果所有的人同时富起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就是这样变成硬道理的。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在探讨“平等”的我们来说，“进步”是一个关键问题。“进步”和“平等”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进步主义者，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平等呢？如果我们同时是进步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件用左手的矛去打右手的盾的事情呢？

我觉得，“进步观”中有一点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平等理念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它提醒我们，平等不应该是我们行动的终极目的。如果平等的结果是所有人的不幸，那么我们确实要对平等打上一个问号。

“追求平等地不幸”不应该是一个选项。所以说，我们不能为平等而平等，如果我们追求平等，我们总是应该进一步追问：“平等地干吗？”

换句话说，平等不应该像通常那样被写作名词（equality）并被当成一个好的东西来追求，而应该写作副词（equally），它是一种行动的模式，这种行动模式的特殊性在于，它涉及到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

因此，“追求平等”这句话并不完整，它需要被补足：追求平等地满足生存需要／平等地快乐／平等地获得知识，等等等等。

▍进步到什么程度，才能顾及平等的进程？

但是这并不反过来证明进步观是不容置疑的。首先，这并不意味着霍布斯式的预设是真的。如果自然和野蛮并不意味着不幸呢？之后的一讲中，我们会讨论这很可能是对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偏见。

此外，我们还可以质疑进步是否真的能带来最终的平等。在导论中我们就提出过，在进步和发展成为硬道理的三百年之后，不平等并没有因为进步和发展而得到缓解，发展的程度与不平等得到缓解的程度并不成正比。

一方面，消费主义社会在疯狂地暗示大家，满足了温饱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无限度地追求舒适和享受；但是另一方面，面对在温饱边缘挣扎的群体，我们还是搬出同一套措辞，声称这说明进步和发展还不够。这两种说法难道不是相互矛盾的吗？

我们到底要进步到什么程度，到底要使得多少人可以有富余，才愿意去拉一把在挣扎的人？

我们还可以追问，那些被认为促进了发展而获得很多回报的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促进了发展？从圈地从事农业的殖民者，到创业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实业家，到令股票期货增值的金融家，到各种体育和娱乐产业在制造的明星，全都因为带动着进步而理应拥有更多吗？

所有的这一切都令人怀疑：“进步”会不会是一种“话术”？为了进步而被容忍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是倒过来的：并非为了进步而暂时牺牲平等，而是为了制造并巩固不平等而高举进步的旗号？

▍当进步成为硬道理，我们失去了什么

当我们对进步的实质这样发问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当“进步”成为占绝对主导的意识形态时，它的含义变得非常狭窄。

广义上的“进步”泛指一种对于人来说变得更好的过程，并且一般是通过人为的努力实现的。因此，进步是一个褒义词，一个正面的价值判断。

但在现代人的语境中，当进步和文明、发展等变成同义词，并变成硬道理的时候，它的含义也在变窄。

它是以一些特定的标准衡量出来的“更好”：生产力，科技水平，人均寿命和医疗手段，等等。总体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进步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更多可以享用的东西，并且拥有更好的身体去享用它们，而这成为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绝对标准。

从广义上来说，一个人有没有变得更开心，更幽默风趣，他和家人邻居的关系有没有改善，他是不是越来越坦然地接受生老病死的过程，一个地方的民风有没有变得更淳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更亲切更互信，这些本来都应该被视作是进步。但是在“进步观”的语境下说这些属于“进步”，会被视作是无稽之谈。

这种用狭义取代广义的做法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传统道德中被视作罪恶的“贪婪”可以与进步画上等号，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德。

欲壑难填之所以会被视作是罪恶，常常是因为欲壑难填的人失去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这不仅出现在前现代的民间寓言中，处在世俗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欧洲也有对于欲壑难填的警示。这些故事的寓意都在于贪得无厌的人为了自己所欲求的东西而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生命和灵魂。

这些故事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可以说是一杆天平：如果我们要计算自己拥有的好东西的总量有没有增加，那么在做加法的同时，还要做减法，我们在获得一些东西的同时，总是应该小心我们会不会必然地失去什么东西。

但是，当狭义的进步已然成为广义上的进步，我们就会认为没有减法要做了，更强、更多、更快，几乎就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更好，意味着绝对的善。我们也不再追问，当我们追求这些芝麻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同时丢了西瓜。

但是，真的没有减法可做吗？在特定标准下取得的进展，是不是就意味着总的来说一个群体乃至于整个人类的生活变的更好？有没有可能，以其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没有进步，甚至于是退步了呢？这个问题一旦被提出，那些只可能让我们做出减法的标准就会浮出水面。

卢梭不能说是第一个做减法的人，但是“减法”绝对是他在思想史上的注册商标，是大家称他反启蒙的主要原因。

理性与科学、技术与艺术，这些被启蒙思想奉为文明和进步的东西，卢梭却说，要用一杆天平去衡量它们，才能知道它们究竟给人带来了什么。卢梭手中的天平所衡量出来的，是人类的堕落史：文明令人“退化”“堕落”“腐败”，文明的进程（人类进行协作生产，发明科学技术，建立社会制度的过程）是人类“从他最初的状态渐渐过渡到最彻底的腐败的过程”。

这是整个《论不平等》的结论。“进步”带来“堕落”，这看上去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但是将近300年后，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从拉丁美洲的草根女性主义运动者那里听到的是类似的控诉：“很多人口中的进步，我们女性称之为暴力”。

▍进步的规训，不幸的身体

这些“一身反骨”的思想家和革命者，是在做什么样的减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卢梭是怎么把一部好端端的进步史写成了堕落史。

卢梭做了两种减法，第一种是相对于个人的幸福而言的。要理解这种减法，我们需要首先理解卢梭的幸福观。

这是一种古典的幸福观，它尤其在古希腊思想家伊壁鸠鲁那里得到了集中的表述：幸福是身体没有病痛（aponia）和心灵不受困扰（ataraxia）。以此为准绳，卢梭说，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只会越来越不幸，因为它必然带来越来越多身体上的病痛和灵魂上的困扰。

首先，整个的文明史在卢梭看来就是人类的疾病史。他说：

我们给自己造成的疾病是否比医学能向我们提的疗法更多？而这种情况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生活方式的极度不平等：有些人过分闲暇，另一些人过于劳累；我们的食欲和感官的享受非常容易被刺激和满足，富人的食物过于考究和富有营养……穷人的食物十分粗劣，并且就是这样的食物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都不够……

熬夜，各种放纵，各种激情的不加节制，疲劳，心力交瘁，悲伤，以及那些不断侵蚀着我们的灵魂的数不过来的忧虑。这些都不幸地证明，我们的大多数疾病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卢梭提醒我们，医疗的进步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在更大程度上处于无病痛的状态。如果医疗的进步总是跟不上疾病的增长呢？

卢梭列举出了很多“文明社会”在发展医疗的同时又令人深陷病痛的原因：饮食和生活作息，过劳或活动不够，还有各种放纵，各种负面的心理情绪——这难道不就是尽管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增长，医疗水平已经非常先进的现代人的现状？

但是卢梭的这段文字还没有穷尽病痛增加的原因。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为我们提供了继续理解这个问题的抓手：当我们的身体在生命政治之下变成被管理和利用的机器，医疗变成一种修理我们的手段，它的目的并不是身体没有痛苦，而是它可以更有效更听话地运作。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现代文明在制造越来越抗打的身体，我们借助各种身体管理，药物，乃至于软毒品（咖啡，糖）而使自己成为“天选打工人”，能熬夜更久，伏案更久，抗压更久……

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身体是更健康的身体，那么也应该认为，工业化农场中那些在各种抗生素和激素的加持之下长到一定个头的家禽和牲畜，相对于它们那些野生和散养的祖先，也在变得更健康。

出于生命政治的需要，现代文明在制造疗法的同时也在制造疾病，因为原本可以健康存活的个体现在可能被视作是不合格的，原本并不影响我们存活的一些缺陷现在被视作是需要治疗的。

还有一个令我们被过度治疗的原因，在于医疗变成了一门生意。

电视剧《成瘾剂量》（2021）

最后，文明进程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结果，是自然平衡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频繁的大型流行病。新冠病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都还只是aponia（身体没有病痛）意义上的幸福与不幸。那么以ataraxia（心灵不受困扰）为标准呢？很显然我们也没有变得更幸福。

进步所必然带来的结果之一，在卢梭看来，是我们因为永不满足而永远地失去了ataraxia的状态。为了说明这一点，卢梭提出了“可完善性”这个概念：

这种特有的，并且是几乎无限的能力，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人类从最初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人类原本过着平静而无邪的生活，是它在时间的长河中令人的智慧与谬误，罪恶与美德都显山露水，最终使他成为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

“成为自己与自然的暴君”这个隐喻很不幸地再次说中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我们的过度消费和浪费已经对环境产生了不可逆的后果，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对于自然的暴力史。

而另一方面，在一个奴隶制和暴政被认为离我们已经很久远的时代，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深深地“困在系统里”，被没有面孔也没有声音的、因此都无法抗议的、而且还不断在生成的各种要求和规范压得喘不过气。

但是，说可完善性“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会不会有点耸人听闻呢？卢梭提出“可完善性”概念，是紧接他上文中的“自由意志”概念，两者相辅相成。自由意志是不按本能行事而偏离自然轨迹的愿望，而可完善性是偏离自然轨迹的可能性。

动物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它们的欲望总是与自然环境相平衡。而人一旦因为自由意识和可完善性打破了这种平衡，偏离一旦发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进步一旦发生，它就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过程。

更有甚者，由于这条偏离了自然的轨迹被视作是无止尽的，每一个新的零点都被视作是新的起点：我们会期待更多，这使得哪怕我们根据这个新的标准已经满足了自身，仍然又会很快感到不满。

丰裕马上就会显得是贫乏，博学很快显得是无知，高登·盖克口中的“贪婪”一方面令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令我们总是充满挫败感。就这样，进步极度讽刺地令人总是处于匮乏而不是丰裕之中，这种匮乏不是物质上的，而恰恰就是心灵上的永不宁息。

▍进步成瘾，卷无止境

大家有没有觉得，贪婪带来的折磨，很像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上瘾”。它们的机制，可能真的是一样的。

提到“上瘾”，我们容易想到海洛因和可卡因这样的违禁品。它们是能令人高度上瘾的东西，一旦上瘾，基本上很难凭借自己的意志去脱瘾。

但是还有很多合法的“毒品”，最常见的例如糖。本来人体不需要游离糖（也就是添加糖）的刺激就可以分泌多巴胺，把自己维持在一个嗨皮的状态。游离糖也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我们摄入游离糖，我们会快乐加倍。

但是很快地，当我们习惯了糖分带来的快乐，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分泌多巴胺，于是我们开始依赖奶茶和快乐肥宅水，不然就不嗨皮。这就是上瘾。

咖啡、烟草、酒精、电子游戏、短视频，它们的生效机制是一样的。这是不是很像卢梭所描述的那种进步所带来的不幸呢？总是想要做成更大的生意，完成更高的KPI，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探索更远的地方……不然呢？不然不嗨皮！

电视剧《成瘾剂量》（202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进步观就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惯习：它不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但却像本质属性那样深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生理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不幸。

但是，孤立地看每一个个体的舒适程度与财富，还远远不能解释我们心灵受到困扰的全部原因。这件事情真正变得没有止境，是当人与人之间开始比较，是当欲望不是相对于自己，而是相对于其他人的欲望而产生：因为别人渴望那个包包和那款车，所以我也渴望，乃至于渴望更贵的包包和更豪的车。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卷，我们知道，卷是没有底的。卢梭称，这是不平等的最糟糕的结果：“别人越是缺少他们所有的东西，权贵们就越是享受这些东西，并且，无需改变他们的状况，如果普罗大众不再不幸，那么他们就不再幸福。”

电视剧《成瘾剂量》（2021）

▍我们为何甘愿受到奴役

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结果是卢梭所做的第二种减法，这一次他放在天平负面那边的，不仅仅是心灵的困扰，而是它的全面变质。

我们在阅读《论不平等》第二部分时，会发现在卢梭笔下的人类社会史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它是冶金和农业的发明，也就是社会分工的出现：农民需要工匠制造工具，而工匠需要农民提供食物，他们无法离开彼此而存活，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也就是每个人都从事一种专门化的劳动。

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每个人对于其他社会成员的依赖就变得越来越强，这被视作进步的一大标志。但是卢梭说，这就是“使人纷纷走向文明但使整个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

要理解这一说法，我们需要看到，卢梭划分人类社会史的标准是人际关系的类型。他非常敏锐地看到，在社会分工出现之前，已经存在着一种社会关系，它建立在共同性之上，人们拥有共同的语言、习俗、生活方式，以及因为所有这些共同性而具有的亲近之情。让我们把它称作最初的共同体。

但是与此同时，因为没有明确的分工，每个人都大致掌握了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每个人也都是独立且不依赖别人的。最初的共同体与分工社会之间的区别，就是后来社会学家涂尔干所称的著名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为什么被公认为能带来进步和发展因而属于更好的社会关系的有机团结，在卢梭看来反而是使人堕落的社会关系呢？

我们在探讨财产正当性时曾分析过为什么分工会导致财富积累与不平等，而卢梭现在进一步说，正是不平等，将导致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和心灵的普遍堕落。

分工与财富积累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自尊”。分工使得人所具有的不同品质被估值，分工越细，财富积累的要求越强烈。这在人心中种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欲望：比别人具有更多的品质。

这就是卢梭所说的自尊心（l’amour propre），它是“得到别人夸赞的强烈欲望”，是“对于出人头地的痴迷追求”，它“使我们总是活在自身之外”，因为它是一种“相对的情感”，只有通过将别人比下去才能得到满足。

既然现在我们活在别人的眼中，那么我们实际所有的知识和品质并不重要，表象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些会被夸赞的品质，就想办法装出来。真相因而也变得不重要，谬误只要长成知识的样子就可以被用来证明自己的高超，就可以被用来建立权威。

总而言之，在自尊心的驱动之下，人是在变得虚伪、变得表里不一的意义上在堕落。人际关系则是在表面上阿谀奉承、实际上相互嫉妒的意义上恶化。

分工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在卢梭看来，是普遍的奴役状态，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永远失去了最初的自由。他说：

一旦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一旦人们发现一个人拥有两个人所需的食物的好处，平等就消失了，财产就出现了，劳动变得必要，广大的森林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田野，它需要用人的汗水去浇灌，并且奴役和不幸在其中随着收成一起到来并增长。

财富的积累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用劳动来谋生，这使得后者失去了自主行动的最基本的前提，后者只能听从前者的差遣，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的切身体会。

这样失去的自由不能说不是彻底的，如果有人胆敢诡辩说，处于如此奴役之中的人还是可以在匮乏以至于饿死和做奴隶之间做选择，那么我们只能祝愿他有一天可以在这种选择之中去历练他的自由意志。

但是卢梭所指出的更扎心的一点，是现在哪怕并没有沦落到只能任人摆布、被人统治才能存活的境地的人，在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之下，因为自己的野心，而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公民们是只有在受到某种盲目野心的驱使时才会任由自己被压迫……统治别人对于他们而言变得比独立更可贵，他们同意带上枷锁，是为了有一天能轮到自己把枷锁带到别人身上。

当统治和被统治、命令和服从的关系成为占绝对主导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自由的人自发构成的共同体关系几乎绝迹，那么一方面自由显得像猴子捞月一样不现实，另一方面野心勃勃越来越像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为了不被别人彻底地踩在脚下，必须不断地往上爬。

电影《华尔街》（2010）

因此，哪怕是不受生存所迫的人还是会想尽办法在更多的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惜为此进一步失去原本就所剩无多的自由。但这条通往统治的路，常常始于也停滞于被统治，因为当自由变得如此不值得捍卫，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就能更轻易地通过为野心勃勃的人们画饼而为自己找到更多的奴隶。

与此同时，统治者本身也高度依赖受他统治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且不论他无法依靠自己的双手来谋生，而且他的财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没有意义。

出于这种依赖，他们发展着越来越有效的，令人被迫或甘心被奴役的手段。就这样，无论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巩固着这个越来越建立在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之上的社会。

最终，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令人心和社会都变得很糟糕，卢梭在《论不平等》接近尾声时这样总结道：

忙个不停的公民流着汗，心神不宁，不停地折磨自己，为的是找到更辛苦的工作：他劳作致死……

他奉承他所痛恨的大人物和他所鄙视的有钱人；他为了能获得为这些人效劳的荣誉不择手段；他骄傲地吹嘘自己的卑微和显贵们的保护，以作奴隶为荣……

翻译成今天的网络用语，是“社畜”和“牛马”，“996”和“过劳死”，“舔狗”和“装逼”。但是卢梭的重点，在于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而是人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下难以避免的处境和倾向。

如果说这是进步的结果，我们还能不能视此为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如果“进步”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伪善与敌意，统治与剥削，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普遍恶化，这还是不是进步，还值不值得我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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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马路

联合出品丨光启书局

来源：一席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