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的共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史，既是中、美政府的联合抗日史，也是中美普通民众的联合抗日史。学界对于此时期中美联合抗日史的研究，较多是从政府或其他政治势力层面出发。也有不少著作，从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国民外交、美国民众的对华援助等角度，探讨中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的共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史，既是中、美政府的联合抗日史，也是中美普通民众的联合抗日史。学界对于此时期中美联合抗日史的研究，较多是从政府或其他政治势力层面出发。也有不少著作，从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国民外交、美国民众的对华援助等角度，探讨中美民间联合抗日的努力。整体而言，对于中美联合抗日的张力与限界，学界尚缺乏从民间角度的深入探讨。有学者指出，国际民间社团是“全球共同体”的“制度形式”，代表民众的声音，在20世纪的全球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国际民间社团角度切入中美联合抗日史的研究，有助于摆脱过于强调民族国家政府的叙事，进而呈现中美民众共有的抗日史。

颇具神秘色彩的共济会（Free and Accepted Masons），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民间会社。近代共济会起源于1717年的英国，于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沿海地区。大体而论，该会以发展社员间的兄弟情谊为宗旨，系非政府间跨国联谊组织。共济会会所仅有总会与分会之别，总会对分会负管理之责。近代以来，共济会并没有形成统御全球的最高机构，因为综合国力及历史源流的关系，美国部分总会、英格兰总会（England Grand Lodge）、苏格兰总会（Scotland Grand Lodge）等都具有全球影响力。1949年前，近代中国并没有华人自己的共济会总会。在华的共济会分会均隶属于外国总会，成员以外人为主体。华人广泛参与的会所有7家，大多受菲律宾总会（Philippine Grand Lodge，以下简称菲会）管辖。美国方面在华建立会所的主要是马萨诸塞州总会（Grand Lodge of Massachusetts，以下简称马会）。

对于近代在华共济会相关历史，前人成果多侧重以外人为主体的会所的探讨。至于以华人为主体的共济会会所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及与美国共济会的关系，学界尚缺乏细致的梳理。部分日本著作从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缘由的角度出发，依据当年日军有关共济会的报告，认为中外共济会互相勾结，并联合国民政府，操纵东亚秩序，加速了日本战败进程。这种关于共济会的阴谋论叙事，在中、日民间都有较大影响力。那么，共济会是否存在倾覆国际秩序与国家政权的阴谋，中、美共济会是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构成威胁？中、美共济会所代表的民间力量，究竟在国际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们是否达成联合，达成了何种程度的联合？这些都是亟待回应的问题。考察中、美共济会在抗日战争中的境遇与作用，为探讨中、美民间力量联合抗日提供了较贴切的视点。

由于共济会的隐秘性，史料不易获取，且各种固有话语充塞其间，使得民众真实的声音隐而不彰。本文基于对中、美、日等多方史料的梳理，尝试回归历史参与者的立场，还原他们的内在逻辑，力求建构接近事实的叙事。本文拟先简要论述日本政府对共济会的政策及其缘由，继而分别探讨日军局部侵华时期、全面侵华后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共济会的对日表现、彼此关系以及背后的动因，并试分析中、美共济会所代表的民间力量，联合行动的力度和限度。

一 日本镜像中的共济会反日

从日军局部侵华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始终将共济会视为对日有较大威胁的国际民间组织，对其持有一以贯之的抵触情结。在日本政府的认知中，共济会由犹太人、美国人主导， “全球有450万共济会会员，其中美国有330万”，美国政府高层和商界精英大多参与其中。蒋介石及宋氏家族与共济会密切相关，中国部分商界精英也参与其间。

日本政府认为，共济会是犹太人左右国际格局的工具。犹太人擅长伪装，由其主导的共济会，也以“智慧、自由、慈善”“人道主义”为幌子，实际宗旨乃“征服世界的犹太野心”。即使日本政府善待犹太人，犹太人也以怨报德，阴谋通过共济会对抗日本：该会作为“超国家力量”，操纵国民政府，引发日中战事，并“阴谋”推动国联、美政府同中国高层共同反日。且该会具有“削弱日本民族团结的计划”，正分化日本“上层阶级”，试图从内部摧毁日本。

日本政府对共济会的政策，具有多歧性。他们将对共济会的策略与对犹策略合二为一，长期实行比较隐蔽，甚至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共济会于1862年传入日本，之后建有约15家会所。1887年，日本政府颁布《保安条例》，查禁秘密社团。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日本政府同意外人在日开设共济会，但条件是不准日人加入。该协议号称日本政府与共济会的“绅士协议”。在协议的约束下，两者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睦相处。直至20世纪30年代，伴随日本称霸东亚野心的膨胀，以及德国的排犹活动，日本政府开始制定更为严苛的压制共济会的政策。

为利用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及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意大利激烈排犹不同，日本政府采取一种怀柔策略，积极笼络犹太人，出台“河豚计划”。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视共济会为犹太人的“毒素”，并没有进行长期怀柔，而是采取渐趋激烈的打击政策：太平洋战争前，进行较克制的思想战，太平洋战争后，在进行思想战的同时，也实施较直接的查抄、搜捕策略。思想战起始于1933至1934年间，内容包括遣派军警秘密“调查”“监视”日本的共济会会员及会所；在日本国内展开广泛宣传，提醒国民警惕共济会方面的间谍；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动舆论攻势，披露共济会的“反社会”宗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政府撕毁“绅士协议”，在进行“反共济会”思想战的同时，大规模查封共济会会所，搜刮、破坏会所财物。日军也大肆搜捕、拘押、迫害共济会成员，各地日占区均可见相关记录。在中国，随着日军对共济会的查抄，共济会会员被大量拘捕、审问，有的甚至因身为会员而被关押于集中营。在印尼，日军曾在爪哇设立监狱，用于拘禁共济会会员。在菲律宾的日本战俘营中，俘虏也会因共济会成员的身份遭受“殴打、折磨”。

在澄清日军暴行后，一个问题亟需讨论：有多少受害者是因共济会成员的罪名被日军抓捕、迫害？由于日方史料遗留及开放问题，此方面尚无准确记录。据菲会的记述，成员有“三分之一”即1 900多人死于日军的迫害。共济会方面的叙事习惯将会员的苦难遭遇统统归为日军对共济会的迫害。值得深究的是，有大量共济会成员并非因为共济会问题遭受迫害。如商人甘成恩（R. E. Mccan）、记者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退伍军人约翰·麦克菲（John Mcfie），皆因其他政治罪名遭到日军的拘押、虐待。且部分会员称日军审问较温和。如会计迪龙（B. P. Dillon）、医生刘易斯·希尔伯特（Lewis Hylber）皆受到日军较平和的审问，任职上海工部局的丹麦人葛麟瑞（Chas. Kliene），甚至反过来诘难日本调查员。由此可见，一方面，以反共济会为名，日军确曾大规模搜捕、虐待会员，另一方面，由于共济会中有诸多卷入政事较深的社会中上层人士，日军对他们的刑罚也并非全因共济会问题。无论如何，日政府认知中的共济会都是反日阴谋的策源地。那么，其镜像是否真实，在日方打压共济会之前及之后，中、美共济会是否阴谋反日？

二 局部侵华下的对立与警醒

后世研究及美共济会的自述皆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共济会中有大量政府高官及犹太人。但美共济会并非单一的社会高层的团体，而是广纳中产阶级男性的大规模慈善、联谊组织，成员多为商人和其他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主导。独立战争后，美共济会在保持神秘性的同时，订有不参与政事的规章，逐渐与政治绝缘。鉴于全球共济会没有统一的中心，对于共济会社团性质的分析，也应强调其“复数性”，回归其内在结构。与美方不同，中国共济会是精英组织，成员多系留美生，规模甚小，总人数始终未达千人。首家中国共济会会所成立后不久，九一八事变骤然而至。笔者认为，中国共济会的宗旨和性质，同进一步辨别日方镜像真实与否一样，是须放进抗日洪流中回应的问题。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政府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及对共济会的思想战，齐驱并进、如火燎原。此时，美共济会中却呈现一派吊诡的现象：他们既不关心日本侵华，也不担心日方对共济会的打压，而纷纷将目光锁定在“令人遗憾的”中、美共济会冲突之上。这一现象反映了日军局部侵华下，中、美共济会关系发展的主线，也隐含着中、美共济会的对日方针及作为。

据中国共济会方面的记述，1927年，因两位华人申请加入马会在华会所“被拒”，商人李元信、律师梅华铨等华人会员向马会发起请愿，试图组建名为“中华”的会所，以便有能力的华人可以公平入会，“不因民族问题受到歧视”。在这一表述中，发起成立中国共济会不仅是开辟会所那么简单，还是追求共济会世界民族平等的请愿活动。回归马会的立场，马会方面一直担忧，广纳华人会令共济会卷入中国政局，打破共济会远离政治的规定。请愿发起后不久，反对的声音便层出不穷。反对者认为，中国局势混乱，华人将主导新会所，“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会涌入会所”，国民党会利用新分会逐步入侵共济会。争执3年后，1930年马会主管“大师”、商人赫伯特·狄恩（Herbert W. Dean）宣布拒绝批准中华会所。

与马会不同的是，菲会虽同样排斥卷入政事，但认为华人会员“十分优秀”，不会背离西方共济会的既定路线。在狄恩拒绝批准请愿后不久，成员和架构相同的友谊分会（Amity Lodge）宣告成立，并由菲会批准。由于违背马会对华方针，1933年12月，马会宣布“断绝”与菲会的往来，并对外宣称，“菲律宾总会及其在上海、南京、广州的三个分会是非法的”。马会的理由是，“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前，不应大规模扩展共济会组织”，“菲律宾的华人和菲律宾人控制着这些会所”。延续了之前对华人主导共济会、中国政治势力侵扰在华会所的担忧。英格兰、苏格兰总会及诸多美国会所也以同样的理由，采取一致的封杀行动。

从1933年到日军全面侵华，中、美共济会始终对立。综观双方争执的理由，中方无外乎要求共济会内的民族平等，成立以华人为主体的会所乃至总会。美方无外乎认为中国不具备成立中国共济会的国家条件，批准华人会所可能将共济会带入动荡的政局。美方的这一理由，与日本侵华借口——中国军阀混战、不具备“现代国家”的资格，十分相似。由此亦可见，以马会为代表的美共济会对中国的认知，与日本政府有相通之处。在与华对立的主要矛盾，及某种共同认知的影响下，马会对此时期日本侵略及打压共济会的行为，始终持漠视、容忍的态度。

1930至1931年，狄恩赴中、朝、日旅行。他称日本治下的朝鲜比之中国，更像“一个和平的国家”，日本的“西式生活方式及商业理念”，使其“印象深刻”。狄恩对战乱之下的中国的蔑视、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无视以及对日本西化发展的认同，可见于一斑。1932年，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后，马会年度会议对中国局势的描述是，中国已“至少分裂成7个半独立的势力范围”，由几位“军事领导人”控制，马会在华成员在这种动荡局势下“勇敢坚持”“岿然不动”。这一略带自我激励的表述，明显将中国的动乱归因于军阀混战，而无视日本的侵略。1933年马会在华会所呈送的年度汇报称，国民党的改革“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政治局势没有好转”，“然而，尽管有这些混乱的情况，我们共济会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这一描述突出了中国内乱对共济会的挑战，忽略了日本的侵华，及其在东北对共济会的打压。

1935年，马会的年度会议非但没有指出日本的侵略和对共济会的思想战，还称“日本人对待我们会所的态度与对待日本英国会所的宽容态度相同”，“中国的政治状况仍不稳定，不能令人满意”。情报问题或是马会未能及时察觉思想战的原因，但其忽视日本的侵略，将中国的混乱局势仅归纳为内乱，则明显有悖事实。他们似乎认为，相比于中国的内乱，日本侵华并不重要，不能对其构成威胁。马会作为美共济会中主要在华开设分会的大型总会，对日、对华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加之前述对于此时期的“远东”局势，美国会所仅关注中、美共济会的对立，而非日本侵华及对共济会的思想战。可以说明，日军局部侵华时期，美共济会并不敌视日本，也不关注日本对中国及共济会的侵扰，反而更为关注中、美共济会的对立和中国的内乱。

美共济会中也存在呼吁警惕日本的声音，只是较为稀疏，未能转化为具体举措。1932年，内布拉斯加州共济会（Grand Lodge of Nebraska）年度会议讨论了日军对中国的入侵，认为这是与“全世界”为敌、应被“谴责”的侵略行径。1935年，北卡罗来纳共济会（Grand Lodge of North Carolina）年度会议指出，日本“由一群军国主义者统治”，“不允许任何臣民成为共济会成员”。这是一种“暴政”，剥夺了日本民众对共济会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追求。

反观中国共济会，根据菲会历年出版物的记述，中国共济会及菲会均未展开抗日行动。马会的历年观察也可作为辅证。扩张会所及会员才是此时期中国共济会的发展主题。在菲会、友谊会所的推动下，广州、南京、成都等地纷纷成立以华人为主体的分会。与早期声明相左，在追求民族平等的旗帜下，中国共济会逐渐露出涉入政局的倾向。菲会、中国共济会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市政府、南京市政府建立一定的联系。这种行动无疑使中、美共济会的矛盾加深。

整体上，在日军局部侵华时期，日本政府想象中的共济会抗日场景，并未发生。对立是中、美共济会关系的主流，对日本的警惕仅是微弱的声音。

三 全面侵华后的联合

日军全面侵华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共济会确实走向联合，但又非联合抗日。对于日军侵略及打压共济会，两者的因应看似相像实则不同。美共济会虽普遍反感日军的行为，却仅持自保、暂避态度，多有内部谴责而无具体反日行动，有的甚至仍对此漠视。

对于日军的侵略，部分美共济会进行了会内谴责。1938年北达科他州共济会（Grand Lodge of North Dakota）“大秘书”在会所会议中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已威胁到美国人建立在“基督教理想”上的文明秩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北卡罗来纳共济会年度会议中，也谴责日本的“极权主义”，认为日本的侵略正威胁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和自由”，中国正为“民主理想”“独立原则”而战。同年，受“远东”会员纷纷谴责日军侵略的影响，身在美国的马会成员达成一个共识：“人们几乎普遍认为，目前的战争在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除非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国家赖以建立的原则。”从一系列的谴责表述中可以发现，美共济会以日军侵华为对民主、自由社会秩序的威胁。所谓军阀执掌的中国，也成民主、自由的伊甸园。

对于日军打压共济会，美共济会有所察觉。1937年，马会年度会议指出中国东北地区的“反共济会运动”，马会东北会所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马会中国主管大师、法官纳尔逊·卢顿(Nelson E. Lurton)向马会汇报了日军对共济会的排挤，称在华会所“都坐在一座火山上”，并对华人会员坚守共济会精神予以称赞。马会为此通过一项自证清白而又不面向外界的“原则宣言”。其称：为应对“专制者”对“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攻击，本会是一个“慈善”“宗教”团体，“禁止在会所会议上讨论政治或其他可能激发个人敌意的话题”。这里的逻辑也颇为浅显，敌即专制主义，我即民主、自由，正邪之分，一目了然。

总体而论，面对日军侵略和对共济会的打压，美共济会多倾向于采取婴城自保的措施。1937年，随着日军占领华北，马会令其平津会所暂时休会，以避免“与新的地方政府发生误会”。这种消极应对的策略，在美国各大共济会中居于主流。如其所拟的对内原则宣言，美国各大共济会一致赞成。又如1940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共济会高层，请其加强共济会在美国公共事务中的凝聚作用，以求备战，不料竟为后者所拒。

部分美国会所甚至对日军暴行持视而不见之态。1939、1941年肯塔基州共济会（Grand Lodge of Kentucky）在总述“远东”局势时，皆指出绅士协议作用下日政府允许共济会的存在，战争使得中国会所饱受“蹂躏”。其言论既未指出日本的侵略，也未指出日本对共济会的打压。由此也产生一个悖论：太平战争爆发前美共济会强调，日军对共济会持默许乃至“尊重”的态度。而在太平洋战争后他们痛斥日军对共济会暴行时，却指出暴行从1937年全面侵华时既已开始。

中国共济会试图将西方共济会精神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融合，以迎合西方共济会规则及对华兴趣。他们宣称共济会是宗教道德团体，高倡西方共济会“自由”“平等”“和平”“包容”的核心关怀。依循此思路，中国共济会对日军侵华的谴责及此期间自身行动的辩解，也旁征符合西式价值观的中西话术。他们对外国共济会宣称，日军发动战争侵华，如同“暴政”毒害“自由种籽”，严重侵犯孔孟兄弟之爱。共济会的精神要求中国共济会会员成为“绝不妥协”的爱国者。更进一步，他们宣称日军侵华是对中国共济会的考验。他们将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守对共济会规则的“忠诚”，保持“保守”，仅吸纳“精英”。至于日军打压共济会，他们的表态与美方相类，称共济会受到迫害，源于其系“提倡公民权力和宗教自由的强大火炬手之一”。

对外的言辞或许能反映华人会员心迹之一斑，在更私密的领域，他们流露出心迹的另一面。外交官凌其翰、建筑师张镈等不约而同地回忆，共济会是具有“美国文化和宗教”特色的，“高等华人”与欧美人士“联络友谊的组织”。他们入此团体，多为借其中人脉发展各自的事业。这与其对外的说辞，有所出入。且显而易见，华人会员普遍具有极高的民族主义情怀。如众所知，在全面抗战之初，银行家陈光甫、宗教人士朱友渔、商人陆梅僧、医生颜福庆均动用个人关系，在各自的领域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鲜为人知的是，他们都是中国共济会的成员。家国情怀及个人抱负，是否凌驾于西式共济会精神之上？换言之，华人会员是否借共济会实现其私心，还是如其对外所言，将共济会理念悬为精神鹄的，私心居于其下或与之并行不悖？而此时期华人会员因应日军侵华及打压共济会的实践本身，不失为管窥、检验其真心的门径。

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中国共济会并未停止运行。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友谊会所、太阳会所（Sun Lodge）、西湖会所（Westlake Lodge）并未随各自城市的沦陷而休会，均迁至上海租界运营。离散至各地的华人会员也多就近参加共济会的活动，在战争威胁下，坚持举行会议及西式的仪式。中国共济会仍与菲会展开较密切的交流，骨干梅华铨、李元信等皆曾亲赴菲会，商人欧伟国更是定期向菲会汇报“地区分会的情况”。他们试图以菲会为窗口，向西方共济会展现自身的“忠诚”。

西方为共济会制定的规则是，共济会的资金仅用于针对其成员的慈善。在支援抗战过程中，华人会员打破了这一规矩。依美方的话语表述，他们进一步将共济会“卷入”中国的混乱政局。在较公开的层面，华人会员声称中国共济会不参与“任何争端”，并没有以共济会的名义支援抗战。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共济会募集资金，继而再将共济会的资金运用到支持抗战的事业中。只不过，中国共济会之名始终未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菲会即为他们支援抗战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事实上，对于华人会员来讲，共济会西式会规及理念的重要性远不及其家国情怀，前者甚至时而为后者所支配。

总体上，美共济会与中国共济会不同程度上憎恶日军侵华及打压共济会的行为，均宣称是对民主、自由的侵犯。两者对此的因应看似一致，但抛开表面言论，两者实则有消极与积极之别：美方或有内部谴责，但严守会规，始终明哲保身，不涉对日政局；而中方频频表现尊崇西式共济会理念，但暗里违背会规，加入抗日大潮。也正因为如此，与日方所料不同，此时期中、美共济会仍未展开联合抗日。

1938年3月，以中方加入马会及英格兰、苏格兰等总会在华设立的“共济会咨询委员会”为条件，双方实现暂时性和解。事实上，虽然中方仍声称未放弃“在中国建立一个共济会总会”的目标，但和解是以中方让步为前提的，中方不得不承认咨询委员会的巨大权力，这使得包括开辟新会所在内的在华重要共济会事务，法理上均须经过马会、英格兰总会等的批准。冲突双方对于和解的缘由，进行了类似的表述。而在双方的记录之中，抗日或有鉴于日本的行动，均非主要因素。这表明中、美共济会的重归于好，是建立在共同遵循西方既有规章的基础上，而非迫于日本的外力。 他们确实走向联合，但并非抗日使然。

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联合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美共济会之间的联合发生质的改变。与日方认知不同，共济会并未促美参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与共济会无关。美共济会的抗日，具有“被选择性”。当他们的国家与会所遭受日本正式、全面的打击时，他们才决定暂时放弃不干预政治的戒律，投入抗日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共济会得到消息，他们“整个远东”的会所“遭受日本人的沉重打击”，且这种暴行不仅针对共济会成员，还针对“无助的欧美平民”。之后，关于日军对共济会暴行的叙事开始在美共济会大行其道。1942年初，一位走访了60多家美国会所的马会成员，总汇了“弟兄们的想法和愿望”：“对美军的援助很可能是必要的，而在一般情况下提供这种援助的愿望是值得赞扬的。与其说有必要唤起会员们的热情，倒不如说有必要把这种热情，经过深思熟虑引向正确的方向。”美国成员对共济会参战的热切心理可见一斑。甚至有共济会“大师”开始谴责美政府当初的绥靖，指称珍珠港事件“是我们为以前的愚蠢行为付出的可怕代价”。与前述逻辑一致，他们认为共济会的精神象征“美国的民主生活方式”，美国及共济会与日本的斗争，是民主、自由力量与“极权主义力量”的斗争。

美共济会的参战以共济会服务协会的活动为中心。该协会总部设于华盛顿，成员包括美国大部分共济会会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共济会服务协会与美国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建立联系，开始支援美军的后勤，主要工作是向士兵提供“放松的场所”，鼓舞他们的“士气”，对士兵个人生活进行援助。美各大共济会也通过其他方式支援战争。如纽约共济会（Grand Lodge of New York）为支援战争募集“8 111万美元”；加州共济会成立“战争救济基金”等。

当日军的矛头指向美国人时，美共济会视中国为民主国家中的一员，对中国共济会的认同也随之加强，认为华人会员“令人振奋”，一旦日军战败，中国的共济会事业将“生机勃勃”。但是，美共济会并未主动与中方结盟。两者的联合抗日，是由中方主动发起的。作为中、美共济会联合的重要标志，美国总会批准、接纳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会所。根据该华人会所成员的记述，1941年初，欧伟国联合在渝美籍会员，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Fitch）、麦克库迪（W. A. McCurdy），准备组建一个临时的分会。这些会员大多隶属中国共济会，受菲会领导。由于成立会所必须经总会的批准。他们向菲会发出请愿，希望能组建名为“坚韧”的会所。遗憾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很快沦陷，菲会与重庆失去联系。1942年，无奈之下，请愿者决定通过美籍会员向加州总会发出申请。同情华人处境及中国抗战事业的费吴生，被请愿者推为代表。他们在发给加州总会的申请书上承诺，“一切事项”均恪守总会规则，不会有离经叛道的行为。然而，固有的歧视与被歧视关系，并未在两国联合抗日的大氛围下涣然冰释。加州总会两番拒绝请愿者的申请。之后，费吴生动用私人关系，才成功说服加州。

以上为坚韧会所（Fortitude Lodge）自身的记述。美共济会对此也有记载。加州总会方面，基本情况的记述与坚韧会所无大出入。不过，加州所述的批准理由是，费吴生亲自来谈，才使加州确信该会所是“一个真正的共济会”。与之前厌恶华人会所的态度相反，马会认为，在战争环境下，重庆的华人会员仍坚持共济会的活动，奉行传统的仪式，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被关在日本集中营的兄弟们”，值得“钦佩”。坚韧会所有获准的价值。综合两种记述，美共济会接纳坚韧会所的理由不外以下两点：一，已可证明该会所符合西方标准；二，为该会所的会员大多坚持抗日，坚持帮助日军暴行下的受难会员。

以坚韧分会为主要桥梁，中、美共济会展开两项共同对日的行动：第一，中、美共济会广泛展开民间外交，中方所表现的共济会精神和抗日精神，受到美方的赞扬。据坚韧会所方面的记述，1943年，费吴生与华人会员、记者汤德臣参加纽约共济会的活动。费进行演讲，展示中国共济会员艰苦的抗日及共济会精神。该演讲在美共济会中引起较热烈的反响。友谊会所也在美国各大共济会受到广泛认可，该会会长、医生林藻垣带领华人会员四处受邀参与活动。美共济会同样记述了友谊会所成员一直持续至1945年的在美交际活动，并称美方反应“热烈”，常为中国会员捐钱。

第二，在中、美共济会为共同对日而打成一片氛围下，以坚韧会所为主要途径，美共济会纷纷对华捐款。据不完全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共济会至少对华捐助12.97万美元。在捐款的名单中，曾率先封杀华人会所的马会亦赫然在列。由此也可见，联合对日的氛围使得中、美共济会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结盟。从共济会层面来讲，美国民众已将中国民众视为盟友。

即使中、美共济会联合抗日的热情高涨，但双方联合抗日的目的更接近防御和自保，而非主动干预战局。他们的作为并不能主导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不能颠覆民族国家的政权。且在日军的打击下，日本的共济会会所，乃至其所认为的与共济会有关联的扶轮社（Rotary）、童子军（Boy Scouts），均陷入全面瘫痪。中外共济会也难以通过会所网络策反日本精英。

总之，日军全面侵华后，中、美共济会两度实现联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联合，建立在中方宣布遵守西方规矩的基础上，而非日本侵略使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联合，才建立在共同抗日及奉行西式共济会规则的基础上。

五 合作抗日中的龃龉

在共同抗日的热烈气氛下，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共济会，看似都遗忘了之前的对立。然而，中、美共济会之间的合作并非相得无间。恰恰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前两者的矛盾，依旧隐藏在合作关系中。就美方而言，加州总会在批准成立坚韧分会的同时，并没有放下对华人会所的猜忌。在加州总会的规划中，接纳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会所，须有保证该会所始终听命于总会、表里如一的附带条件。加州总会以在坚韧分会中设立一名监察员为批准的条件。还要求监察员须是心向美国的“自己的人”。几经交涉，美驻渝武官美共济会成员莫里斯·德帕斯（Morris De Pass）最终获任。加州总会并赋予监察员凌驾于会长之上的权力，使得坚韧分会的华人会员，乃至亲华的美籍会员，失去了掌舵分会的自主权。

此外，就援华抗日言之，美共济会也有所节制。对于援华，美共济会高层并不想大规模投入。加州总会在批准坚韧会所时，规定其对中方的捐款，只能用于救济共济会成员，“无法满足更大的需求”。费吴生夫妇是华人会所打通与美共济会间关系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积极呼吁援华的人道主义者。在持续呼吁援华的过程中，费氏夫妇就吃过这样的“闭门羹”。如作为费氏夫妇的好友，美共济会附属组织东方之星（Eastern Star）的高层、修女明尼·凯斯（Minnie E. Keyes）就曾委婉劝阻他们的行动。她称，美共济会的对华援助仅是“‘大水坑里的小蟾蜍’之一”，不能因中方赞美的“花束”而执迷于此。

战后，趁着同盟之谊，中国共济会向美方提出，组建一个华人广泛参与的中国总会。美共济会纷纷表示支持中方的合理请求，认为其已具备成立“正规”总会的能力。但是，实际上美方并不看好。中国内战是影响美方判断的一大因素。而另一大因素同中国领土的半殖民地性质一样，在共济会世界中，中国仍被视为不具备主权的“开放区域”，众多隶属西方总会的在华会所，不能听从中国总会的指挥。从战后的作为来看，美共济会对中方的歧视仍然存在。

综上可知，美共济会对与中方的合作，在表现诚意的同时，也留有芥蒂。那么，从中方角度出发，华人会所是否如美所料的不值得信任？中方呼吁美共济会援华抗日一事是否也不够“纯粹”？

按照西方共济会一贯的标准，坚韧会所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共济会分会。参与组建坚韧分会的31名华人会员中，至少17名或是国民政府的职员，或曾任职国民政府。由此观之，就人员组成而言，正如全面抗战前美国总会对批准华人会所担忧的那样，国民政府职员遍布会所之中，国民党的势力已通过华人会所侵入共济会内部。不仅如此，由于费吴生身兼数职，坚韧分会步入正轨后，欧伟国接任代理会长。欧表面上仅是商人，但实际上也曾在国民政府供职。

一些迹象表明，国民政府确曾隐蔽扶持共济会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华人会所与美方的交谊。1942年，一篇少有的关于共济会的中国公开报道称：“万国共济会美国南部苏格兰分会，会长考士近代表该会捐助委员会，捐助我国美金五万元，以为赈济难民之用，闻孔副院长已代表蒋委员长复电致谢。”由此消息可知，国民政府高层曾主动向美共济会示好，公开表示对其捐助行为的感谢。1943年，在坚韧会所组建之初，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还以政府名义，向该会所提供1万美元的“建设资金”。另外，另一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分子也由华人会所侵入共济会。坚韧会所成员韦敬周、韦颂冠等人，都是青帮成员。

若以美共济会的逻辑，考究中国共济会向美方靠拢的动因，借由共济会呼吁美国援华这一事项也并不纯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顾及美社会的抵触情绪，一直主张采取隐蔽的对美宣传方式。国宣处试图利用国际友人进行不暴露自身的对美宣传。在国民政府眼中，在华的美国人，尤其是同情中国处境的传教士，很适合对美宣传“媒介”的角色。费吴生夫妇都是呼吁美共济会援华抗日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国民政府长期笼络的对美宣传“媒介”。费吴生曾任国民政府私下组织的中美文化协会的主任委员，负责对美宣传，而该会的会长是孔祥熙。在行动上，国民政府曾多次动员他在国际上为中国抗战发声，协助他的国际旅行。如1941年，在成立坚韧会所的同时，国宣处曾动员同样身为坚韧会所发起人的费吴生、麦克库迪，向美国国内发起抗日呼吁，并在二人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呼吁函电中亲自操刀，加入“敌机轰炸美大使馆”的内容。

费吴生的妻子杰拉尔丁·汤森德（Geraldine Townsend Fitch）与宋美龄关系密切，长期为宋的对美宣传工作服务。国民政府同样经常动员她开展对美宣传。美共济会高层曾婉言称，费氏夫妇是为满足自身的虚荣心而为华服务。此言虽夸大其词，但汤森德确实常常以国民政府高层的代言人自居，并试图以此来提升自己在美国新闻界的影响力。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反侵略的正义性。以费氏夫妇为代表的同情中国的共济会员，积极展开对美宣传，固然是其人道主义关怀作用下的结果；然而，虽无充分的直接证据表明，国民政府指令费氏夫妇推动中、美共济会的联合抗日，但无法否认，费氏夫妇、麦克库迪等兼具传教士身份的共济会员，是国民政府长期动员的对象。他们借由共济会呼吁美国援华抗日的行动，亦系其积极与国民政府合作的一个事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自身曾与国内政治休戚相关的情况下，美共济会却始终极力反对弱小国家的会所与当地政治势力交往。美共济会始终担心华人会所会将共济会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若按照美方的标准，华人会所本身依旧离经叛道，国民政府职员、青帮分子主导会所，使得共济会有卷入中国社会动乱的风险。美国总会对中国共济会的猜忌，有其事实依据。如果将安插监察员、主张有限援华等，称之为美方制造的抵牾，那么，国民政府若隐若现地引导中、美共济会的合作，则是中方制造的抵牾。

至此，中国共济会的性质，也可有所判定。与美方不同的是，中国共济会多由社会精英组成，而身在乱世的中国精英往往卷入政治。这些会员参与共济会的行为本身，便受民族进取心的催动。他们虽始终强调严守共济会的西式会规，但总会冒犯与政治事务隔绝的禁律。总之，中国共济会是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基本遵循西式标准但与政府联系较密的小规模跨国联谊、慈善团体。这一属性也是中、美共济会始终存在隔阂的根源。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始终敌视所谓犹太人操纵世界的工具——共济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对共济会采取思想战的策略，爆发后采取思想战与直接的查封、搜捕相结合的策略。与日方的共济会认知不同，中、美共济会并未发动针对日本政府的阴谋。

美共济会是中产阶级男性的大规模联谊、慈善团体。为回应干预政局的批评，美共济会定下不参与政治的铁律，独立战争后逐渐与政事隔绝。在政治面前，它们背后的民间力量庞大但松散。它们可代表广大美国中产男性发声，但慑于不得干政的铁律，其声音往往趋于保守。因此，它们所代表的民意，可称之为趋向“保守”的美国民意。与此不同，中国共济会是中国社会精英走向世界的小规模跨国联谊、慈善团体。由于积贫积弱、战乱频仍的国情，中国精英往往涉足政治，且多梦想改变中国，具有较强烈的救亡图存、提高国家地位的进取心理。因此，中国共济会背后的民间力量是社会精英，其所代表的民意是趋向“进取”的中国民意。

在趋于保守的美国民意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侵华并不棘手，中国内乱对美国在华利益更具威胁。美共济会始终担心中国共济会的忠诚问题，恐其涉入政事，将共济会带入中国的乱局。而在趋于进取的中国民意中，中国人有资质与美国人平起平坐，并须尽可能抓住机会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济会一直想向西方证明自身的“纯正”，可以达到西方的标准，但又因理想所需，始终与美共济会的政治禁令相抵触。

在战争背景下，即使是趋于保守的美国民意，也开始认可中国人的盟友身份，主张有限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共济会一改常态，对中国共济会的共济会资格及抗日精神充分肯定，并对其进行援助。战后在美方认可下，中国共济会如愿组建自己的总会。美共济会视同日本的战争，是民主、自由力量与极权主义力量之争。美国人也将中国列为民主、自由的国度。但联合抗日亦有限度，趋于保守的美国民意与趋于进取的中国民意之间，始终存在难以逾越的隔阂。美共济会的抗日具有“被选择性”。其长期漠视日本侵华及对共济会的打压，在本国遭受日军正式打击时才转向抗日。保守的民意甚至认为，中国内乱频繁，不具备现代国家的资格。其论调与日本侵华借口如出一辙。而在强烈民族进取心的作用下，中国共济会在努力表现遵守西式会规的同时，逐步成为国民政府隐蔽引导的组织，对美方并不忠诚。两者达成的联合抗日更倾向于自保。战后中方组建的总会实则并不被美方看好，美方仍将中国视为“开放的领土”，美国在华会所不能接受中国总会的管辖。

从共济会这一个案观之，美国学界乃至社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美的主流叙事，具有较明显的舛误。同美共济会自相矛盾的记述一样，一方面美国部分研究指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民众大多持“孤立主义”的意见，不愿援华抗日，即使越发感觉须同日本作战，也是自身利益使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学界、社会一直存在一种较强势的声音，认为近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给予了非理性的同情与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尤为突出。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战胜日本主要靠美国人，中国人的努力以及苦难随之被忽略，以国民政府高官为代表的中国上层人士腐败且无能，“辜负”了美国人的支援。共济会的案例提供了与上述看法相悖的事实：在中国精英汲汲渴求美国人的认同及同情时，美国的中产者对此长期漠视，乃至打压。援华抗日是美国中产阶级自身利益遭受损害时的被迫还击，其对中国人的认同与同情均有一定的限界。受激进政治话语的影响，中国学界曾长期无视、贬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民间的交谊。共济会的案例也显示美国中产者援华抗日及与中国精英建立抗日友谊的事实不容抹杀。只不过双方的真实动机值得澄清和反思。

追根溯源，华人共济会会所自诞生以来，便受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立志于在国际民间会社中谋求民族对等地位，建立属于华人自己的总会。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都是一以贯之的。美共济会作为共济会世界中的执牛耳者，始终眷恋既有的优越地位，对华人会所及会员谋求在华扩张的行动，充满恐惧。太平洋战争前其反对态度较为激烈，太平洋战争后转为温和，但仍有根本性的抵触。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是中、美共济会合作对日的症结所在。联合抗日的友谊与共济会所强调的无国界的国际主义兄弟精神一样，都无法超越各国会员的民族情结。在共同对日时，表面上，中、美民众的交谊遮蔽了种种民族冲突，但实际上，为各自民族谋发展，始终是双方悬于国际主义精神之上的诉求。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