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等职。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1949年1月，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无罪释放”，后被蒋介石聘为高级教官。回国后，任右翼势力“日本战友会”副会长。

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等职。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1949年1月，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无罪释放”，后被蒋介石聘为高级教官。回国后，任右翼势力“日本战友会”副会长。1966年病死于东京。

日本武士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武士家庭，父亲冈村宁永。冈村宁次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冈村宁永用了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就是冈村宁次。

在冈村宁次很小的时候，冈村宁永就教他认读汉字，并严格规定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但一心想当兵的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仅仅在此读了一年多，就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他被分配到步兵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但冈村宁次求战心切，不愿留在补充部队，恨不得马上奔赴疆场。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请战下，上司批准了他的请求，1905年4月，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49联队，作为一名小队长参加库页岛的战役。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间，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队中尉区队长，带过3期15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李烈钧、何应钦等。

日本陆军大学

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接受过日本大正天皇奖励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14年8月，被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山东青岛。

日本大正天皇

1915年2月，冈村宁次等人被日军参谋本部派赴青岛拽集德军资料，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并卖力工作。不久，冈村宁次被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参谋人员，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书档案类工作。

青年冈村宁次

1919年7月，冈村宁次调任日本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少佐班员，主要负责处理军方和国民之间的沟通和宣传事务。冈村宁次在新的职位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遗余力地为争取陆军在日本国民中的地位以及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摇旗呐喊。

日本裕仁天皇

1921年，冈村宁次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参拜了在欧洲考察的皇太子裕仁，并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1921年10月底，在德国一个叫巴登巴登的小镇上，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3名日本陆军中的骄子（被称为“三羽乌”）拟定了行动纲领。东条英机作为第4个人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除了这4人之外，他们又从才华出众的同事中挑选出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结为同盟。这11人就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

冈村宁次策划五卅惨䅁

1923年9月，经过频频活动后，冈村宁次调任驻上海武官。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再度罢工，引起日本资本家高度恐慌，为镇压工人抗议竞下令开枪打死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余名工人。此事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等各界的强烈愤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日本资本家无计可施。冈村宁次面对复杂的形势，巧妙地鼓动英帝国主义分子抢先打头阵，制造五卅惨案，屠杀中国民众，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帝国主义。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北洋军阀孙传芳

由于工作颜有“成效”，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情报、谋略及协调能力，冈村宁次船参谋本部和外务省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大家的赏识。1925年，冈村宁次受聘给他的学生——军阀孙传芳当军事顾问，混乱之际，他窃取了孙传芳的江浙和华中中部地区军用地图上交参谋本部，得到一笔丰厚奖金。1927年8月，冈村宁次任日本陆军步兵第3师团第6联队联队长，在山东济南惨案时奉命率部支提暂驻青岛，后回国任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而后，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课长。

右一冈村宁次

1932年，日本出兵中国上海。2月26日，冈村宁次因熟悉上海情况，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3月6日，冈村宁次抵达上海，但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5月5日，在中国给了日军驻上海的种种特权后，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但冈村宁次还是对签订这样的协定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没有达到目的。

慰安妇

冈村宁次还是声名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日军士兵强奸案，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以利战争，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就仿效当地海军做法，请求长崎县知事招募“慰安妇团”。其他日本军队马上效仿，很快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慰安妇制度不仅牺牲了被占领国妇女的尊严甚至生命，也牺牲日本国妇女的自尊，可见冈村宁次的残酷无情。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奉命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此时，东北各地的“反满抗日”活动风起云涌，严重打击了伪满洲国，动摇了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因而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他一方面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驻军；另一方面全力加强伪满洲国武装力量，通过收买土匪、地痞和汉奸，网罗清朝遗老遗少，组成伪军部队，打击、镇压抗联义勇军和反日反满活动。

1932年9月，在日本人的指使下，伪满洲国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等，把抗日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随后，关东军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在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志士为反抗日本侵略献出了宝贵生命。

何应钦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去的代表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之前，虽然何应钦集中了几十万大军，但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抗日一面交涉”的国策，和蒋介石“有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密令，不做真正的抵抗，竟被一两万日军击败，退到北平附近。5月31日，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的代表签订《塘沽协定》。冈村宁次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冈村宁次拿到了满意的《塘沽协定》，《塘沽协定》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伪满洲国”，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成为日军大本营发动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翌年3月，冈村宁次晋升陆军中将，后出任第2师团师团长。

日本第11军

1938年，冈村宁次接到军部命令，组建第11军，并任该军司令官，指挥第11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的兵力，以求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日军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团约25万人的兵力，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中国部队总兵力约110万人。

冈村宁次现场指挥

8月，在先期作战的基础上，冈村宁次向部队下达了进攻命令，以第6师团沿长江北岸攻击武汉，集中2个师团准备沿南浔线西进大迂回至岳阳，合围陈诚第六战区的部队。但是战事的发展并非如他所预料，先是第101师团在西部山地和中国军队打起了消耗战，被拖了1个月之久。接着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被中国军队包围，伤亡惨重，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已经做好了焚烧军旗、剖腹自杀的准备。最后，该师团只有几百人逃出，几乎被全歼。

日军使用毒气进攻

这使冈村宁次大感震惊，干脸一不做二不休，他下令日军毫无限制地大量使用毒气进攻中国军队，给中国军队造成巨大伤亡。纵然如此，日军仍然无法攻克安徽，也无法顺利沿着长江南岸向武昌进攻。日军用尽一切的手段，就是无法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反而造成进攻日军近平毁灭性的损伤。无奈之下，冈村宁次不得不改用第6、第9、第27共3个师团的强大兵力沿江而上，又由第36旅旅团长子岛满率领快速纵队长途奔袭，并期望能在武汉以北和第2军会师。在海、空军的支援下，日军最终突破国民党军队防线，占领武汉。

日军欢呼占领武汉

此战，日军虽然最终占领了武汉，但有生力量大大消耗，无法继续向前推进，日本妄想追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梦想。武汉保卫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人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保卫战导致日本侵华政策根本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军占领南昌

1939年3月底，日军发动了南昌会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罗卓英集团的20万大军和横在进军途中的3条宽阔的河流，冈村宁次违抗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的命令，改变了以往将野战重炮兵和战车配属各师团分割使用的方法，改由军集中使用、统一指挥，改变了以往将战车分布在步兵战斗队形之前，掩护和引导步兵攻击的传统战术，将战车编为战车集团，在航空兵支援下，突破守军防线，为部队开路。以101、106两个吃败仗、元气大伤的师团做主力先锋，在12公里进攻面上施放了1.5万枚毒气弹（筒），在3公里宽的突破口上集中了250多门重炮和130辆坦克及装甲车，不到10天就占领了南昌。此战震惊了中日两国朝野，也使冈村宁次进人了日军名将序列。

日军行进

武汉会战后，冈村宁次的11军处于中国第五战区、第九战区的包围之中。为了确保对武汉的占领，冈村宁次决定攻击随县和枣阳，以期消灭该地区的中国军队。5月1日，冈村宁次指挥3个师团、1个骑兵旅团共计12万人，向第五战区发起进攻。在攻陷随县、枣阳后，将第五战区两个集团军割裂开来。幸好第五战区查明了日军企图，及时将主力向北转移，又有效组织了游击战和反击战，加之日军兵力分散、疲惫迎战，才避免被动遭袭，但日军仍占领了随县等地。

冈村宁次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和赣西北后，兵锋直指长沙。8月中旬，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以4个师团、约10万人，在海、空军及化学兵队配合下向第九战区薛岳指挥的52个师发起进攻。薛岳抱定誓与长沙共存亡之心，拒不执行蒋介石弃守长沙再图反攻的命令，准备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蒋介石最终批准了薛岳的计划。冈村宁次正在为大举推进庆幸时，却接到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而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他这时才明白，他的对手薛岳并非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而是想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开了大口等着他。中国军队突然发起反攻，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孤军深入的日军，没能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反而因后援不继而陷入被动。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损失较大，以失败告终。冈村宁次眼望着长沙，却无法进入这座城市，只好无可奈何地下达了撤退命令。

黃埔军校

冈村宁次不同于其他日本军官，乐于思考军事以外的问题，他盲目地认为，中国军队抵抗之中坚力量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因此，除了军事进攻以外，冈村宁次还十分重视利用政治手段分化瓦解中国军队。1939年夏季，冈村宁次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谋略指导大纲。其核心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地方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派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其计划要领是：在第五战区，重点策动广西、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对该战区中央军及其旁系军队加以影响，不失良机进行工作，使其军心涣散。在第九战区，重点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队施以怀柔政策，对其他军队（中央军以外）进行积极策反宣传，使其丧失战争意志，走向投降、逃亡……具体任务分担是：第6师团执行对杨森军的策反工作，第33师团执行对王陵基军的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执行对第五战区四川军的策反工作。

国民党军队领导层

1941年，冈村宁次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不久，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当时、华北方而军有20多万人、740多门重炮、8000多辆汽车，是日本最大的战略集团之一。冈村宁次到任后，仔细分析了前任失误的原因，认为：华北方而军不利的原因是高度分散部署兵力，人员不集中，处于被动的防御状态。因此，他的策略是主动进攻，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有计划地以剩余的兵力向非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冈村宁次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他计划用3年时间把日军实际控制地区由10%提升到70%。他判断治安区好坏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从中国姑娘的眼神看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第一，绝对见不到姑娘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为“治安不好”。第二，对日军的汽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说明“治安稍好”。第三，中国姑娘走出家门口眺望或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

冈村宁次大将

尤其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佩服有加，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冈村宁次在指挥上确实有创新，敢出奇招，而且胆子很大，有魄力。他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企图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他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在给部下训示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他甚至认为在对华作战中，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掌握前线情况。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

日本华北方面第一军司令部

1941年，冈村宁次开始在华北推行“保甲制度”，发动“自首运动”，发放“良民证”，强制老百姓挂门牌、携证件，不从者就烧房杀人。他们还化装成老百姓侦查，遇到可疑人就抓捕拷问，杀害了大量的可疑者。实施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把无数的城市和农村变成了废墟，无数的财产被洗劫一空，无数的生灵惨遭涂炭，连儿童和老人也饱受战争之苦。但他在回忆录中却写道，他提出的口号是“戒烧、戒淫、戒杀”的三戒政策，其实“三戒”比“三光”更毒辣，就是要软化华北军民的抗日决心，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压方和怀柔之下，数十万抗日信心不足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

八路军

冈村宁次千方百计“围剿”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咬牙切齿地说“八路军如附骨之疽，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因此决不放松对八路军的打压，集中兵力反复进行“围剿”。1941年到1942年的两年内，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0多次，较前两年增加了近1倍。

彭德怀和朱德

1941年8月，日军集中大批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扫荡，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所到之处，疯狂实施“三光”政策。11月，日军又对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区进行扫荡。在北岳区，日军惨无人道地残杀4500余人，烧房15万余间，抢走或烧毁粮食5800万斤，抢走牲畜1万余头。

日军屠村惨状

日军在河南内黄县枣林村，用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1300余人，并把一些尸体分别填入七八口水井中，还倒入1米多厚的生石灰，全村人几乎被杀绝。日军第35师团的士兵富田曾于1944年揭露说：当时在机枪的射击下，老头、老太太、孩子都纷纷倒地。过了15分钟，中队长命令把尸体抛到井里，那些没有断气的活人也被抛到井里。中队长又下令把剩下的百余间房子烧尽。

摧毁的村子

举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冀南、冀东、冀中、晋冀豫地区作为重点地区，同时对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清乡”，采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蚕食政策”等战术手段，打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日军采取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隔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山区与平原之间的联系；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阻止八路军的渗透。

日军碉堡

日军还煞费苦心，在山西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之间，以及日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挖了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两丈，部分封锁沟还引入河水。在冀中区先后修筑碉堡1635个，修公路、沟墙4860公里，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小块。冈村宁次就任1年多后向东京大本营报告称，日军累计新挖、完善以及修复封锁沟11860公里，封锁沟长是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万里长城的6倍，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4。

冈村宁次既有以践为守的战略，又有以守为攻的战略，可谓攻守兼而有之。日军突袭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战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进入最艰难阶段，抗日根据地和人口丧失，总兵力由40万减至30万。时任八路军前为总指挥的彭德怀后来曾深有感触地说：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前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

汤恩伯

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南洋败局，计划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又称一号作战计划。首先实施豫中会战。当时驻河南的中国第一战区有蒋鼎文和汤恩伯所属军队40万人，而华北日军只能动用12万多人。冈村宁次针对汤恩伯喜欢打运动战的习惯，秘密命令内蒙古的战车第3师团南下，部署在整个战线后方，在汤恩伯反攻的时候给予迎击。结果战场形势发展和他的设计完全一致，汤恩伯在自以为胜利的反攻中被彻底打垮。此战日军占领了郑州、洛阳、许昌等中原重镇，不仅打通了平汉线，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内的陇海线。

8月，冈村宁次调任新组建的第6方面军任司令官。9月，冈村宁次指挥第11、第23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发起向桂林、柳州的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共约20万人，另有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相配合，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日军第11军突破桂林、荔浦方面军的防御阵地，主力直接进抵桂林城郊，向桂林城发起总攻。防守桂林城区的中国军队士气低落，抵挡不住日军进攻，被迫撤退，桂林陷落。

日军攻击

11月8日，日军进至柳州以北6公里处和柳江东岸，第23军的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进至柳州南约18公里的四方塘。9日，日军第13师团、第3师团分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与第104师团第161联队攻占柳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30架支援战机及机场遭日军击毁。坚守柳州城区的中国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分别向西北、西南进攻，攻占南宁。日军南方军第21军的一部分兵力从越南突入中国，一路快速推进，与第23军各一部在缓渌会合。至此，日军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任务。

日本在中国大陆交通线完成

此次会战，由于飞扬跋扈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违抗命令，为争功抢先占领了柳州，导致冈村宁次精心制订的围歼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计划破产,作为前任第11军司令的冈村宁次把第11军从军长到师团长一个不留，全部撤换，显示了他的雷霆手段。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

1944年11月，冈村宁次升任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1945年1月29日，为解除中国空军（老河口机场驻中美第3联合空军部队）的威胁，冈村宁次命令第12军执行攻占老河口作战任务，同时命令第39师团配合作战。此时，日军已经疲惫不堪，军心涣散。第12军布置作战任务时，几个中将师团长讨价还价，互相推诿，与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讲条件、提要求。这在日军高级军事会议上是破天荒的，内山英太郎非常气愤地说道：“按你们的种种说法，这仗根本不用打了。军队的最高使命是作战，至于天气如何，道路如何，是不用考虑的。”3月，日军发动老河口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以伤亡1.5万人的惨重代价击退了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南阳等地，控制了老河口空军基地。

芷江会战

1945年4月，日军发起了旨在摧毁芷江机场，伺机消灭驻洞口、武冈间中国军队主力的芷江战役。岗村宁次觉得这次会战也是威逼贵阳、四川，迂回重庆的好机会，命令日本第6方面军第20军分左、中、右三路向芷江挺进。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经过整训的中国第4方面军并没有被吓倒，在王耀武指挥下组织了顽强抵抗，各部队相互配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全线反攻，不仅守住了芷江，还打残了日军多个联队，日军濒临全军覆灭。在遭遇中国军队沉重打击之后，第116师团和第47师团联合给冈村宁次发电报，请求中止芷江作战。面对败局，冈村宁次不得不下达撤退的命令。日军各部乘中国军队提前结束战役，准备祝捷之际，全线退回芷江作战之前地域。长达55个昼夜的芷江作战以日军失败告终，此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场拉开了反攻序幕。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大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大本营几次打破常规为其加官晋爵。按日军规定，晋级中将后，1年内不得担任师团长，而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将后，马上就被任命为师团长。1942年3月30日，专程前往中国为此“殊荣”的第一人。

冈村宁次授一级军功勋章的日军人事局长富永解释说：“按照规定，一级军功只能授子大将，此次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冈村宁次是以中将身份受冈村宁次带领80万侵华日军垂死挣扎、疲于奔命，一心准备要进行“玉碎”英酸。

冈村宁次在受降仪式低头难过

1945年8月12日，冈村宁次收到了东京大本营密电，密电的核心就是通知他天皇准备投降。冈村宁次看了这封电报后，非常震惊，反复思量和研究之后，他立即给国内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请求国内拒绝《波茨坦公告》，“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侵略战争。8月15日，冈村宁次接到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屡下已决定接受《波坦公告》”的密电。他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皇命接受投降外，已没有其他选择。11时过后，他无可奈何地组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两千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投降诏书。

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中国政府迅即做出反应，电令冈村宁次及其率领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投降。电文于当日通过中央广播电台、政治部军中播音电台电讯总队等用中日两国语言向全国广播，随后又由8架军用飞机将印成中、日文的百万份传单向沦陷区散发，命令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同时，冈村宁次拒绝遵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命令，不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接治受降事宜，导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接收时伤亡严重。

投降书原文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500多米长的黄埔路两旁，每隔10米左右，就树立一面盟国的旗帜，在旗帜之间肃立着荷枪实弹的警戒卫兵。冈村宁次等通过“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的牌楼进人会场，进场后被解除佩刀。会场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和大大的“和平“两字。受降席居中首位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投降席上首位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还有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参加受降仪式的还有中国将领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等。

上午9时整，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交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阅读后，代表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中国台湾、越南北部的日军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字时，冈村宁次表情木然，手微微颤抖，签字盖章毕，又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9时6分，何应钦将中字第1号命令交参谋长转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再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完毕，日本代表退出会场。

何应钦在投降书上签字确认

这是自甲午战争开始，半个世纪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听候中方的命令。对于这样历史性的一幕，现场的上千名嘉宾、中外记者没有一个愿意错过，不仅室内站满了人，连走廊里也满是探头张望者。受降消息通过电波传遍华夏大地，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全国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大民族灾难终于结束了！

冈村宁次离开会场

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会见冈村宁次，双方就善后及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何应钦随后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冈村宁次点头赞同，并表示：“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蒋介石检阅部只

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5天后，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1945年9月至1948年3月底，冈村宁次先后作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和“联络班长”居住在中国南京，除协助遣返日军、日侨，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外，还充当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帮助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抵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冈村宁次卖力地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把此前对八路军作战编纂的《剿共指南》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刷，分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为他们对付人民军队提供经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8年3月，鉴于整个日本战犯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国际军事法庭即将解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到南京，要把冈村宁次带回日本，交由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国民党认为冈村宁次还有利用的价值，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暂时在南京被监视居住，待病好再送其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宁次的病历证明，打发了来人。6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国内由中国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宁次接到中国国防部军事法庭发来的传票传票明确由中国政府对他进行审判。

冈村宁次法庭照

8月9日，石美瑜庭长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经国防部请示终获批准，至此，抗战胜利结束整整3年后，日本侵华最高战犯冈村宁次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囚犯，被送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但不久后就以“保外就医”名义被监视居住于上海黄渡路一处秘密住所。

冈村宁次入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奉命前来“慰问”，并带话安慰道：“先生前在（塘洁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顺便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冈村宁次心领神会，安下心来，表示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一切听从国民党政府安排。

蒋介石与汤恩伯合影

案件审理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突然通知庭长石美瑜，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审理判决。于是，这个案子就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就连冈村宁次也心神不宁。其间，汤恩伯等人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力保冈村宁次，反复强调其在停战时有功，应对其判无罪，蒋介石同意汤恩伯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对无罪释放冈村宁次本来存有一些顾虑，国民党内部对此也颇多争议，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一致反对。但经过汤恩伯的劝说，蒋介石反复权衡后，终于下决心释放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受审照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6个月后，对冈村宁次的案子再次进行审理。最后石美瑜根据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依法应予谕知无罪”。5位法官只有3位在判决书上签字，庭长石美瑜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

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一片谴责之声，有个民间武术团体甚至声称要“手刃战犯冈村”。1月26日当天晚上，毛主席写下了通告：“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国民党部队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在这篇通告里，毛主席还说道：“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这句话正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1月28日，新华社播报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战争罪犯的谈话》，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再次命令南京反动政府，立即将冈村宁次再次逮捕监禁。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国共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押不发，并于当晚即派副官到冈村宁次临时寓所，通知他于次日晨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日本战犯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冈村宁次与其他在押日本战犯搭乘“维克斯”号美国轮船驶离上海，回到日本。驻日美军在他住地升起日本国旗，表示既往不咎。

1950年前后，一批战前日军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宁次被邀请为该会的副会长。在战友会的资助下，冈村宁次到各地巡回演讲，千方百计地扩大右翼势力的影响。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为了重整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对付共产党，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批原日军将佐被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成为该院的“顾问”。冈村宁次对国民党一直感恩戴德，先后组织百余位原日军将佐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而且非常卖力。

进冷战时期后，冈村宁次等一批二战法西斯分子的生活境遇也跟着发生很大的改善，并搬进了新居。1962年4月，他当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时年仅49岁。忠正之死，对冈村宁次的打击很大。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宁次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启示”自卫队青年干部。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和以自己的立场“说清历史事实”，冈村宁次用了两年的时间撰写回忆录。1966年9月，冈村宁次突发心脏病死去，时年82岁。

来源：天有余而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