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搜索输入“比尔·盖茨”，跳出的相关问题是「首富、身价」还有「比尔·盖茨一天睡多久？比尔·盖茨一秒赚多少？」了解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似乎我们就能离世界首富的距离，再更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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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传《源代码：成为比尔·盖茨》中，比尔·盖茨首度揭开他充满叛逆的童年故事，以及翻转他生命的奇迹一刻。
「从小到大，我总是会深入探索任何引起我兴趣或激发我好奇心的事物。
当我感到不安或无聊 —— 或者因为行为不当而惹上麻烦时——我会躲进自己的房间，沉浸在书籍或想法中，常常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不受打扰。
这种将闲暇时间转化为深度思考和学习的能力，成为了我性格中的基本部分。 」
回顾比尔·盖茨的童年，他绝对不是温顺的小绵羊，反而常常让父母头痛不已、甚至要预约家庭咨询。他在自传详述了这一段让父母头痛至极的青少年时期。
「小学5年级时，我只有在自己的脑中感觉最自在。 我有感兴趣的事，但我的成绩很差，与家人的争执也愈来愈激烈。
那段期间，有时候我会连续几天没说话，只有吃饭和上学时才会走出房间。叫我吃饭，我不会理你。要我收拾衣服，不可能。清理餐桌，没反应。 叫我上车出门吃晚餐，沉默不讲话。
很多年后，我父母告诉记者，有一次我母亲试图让我开口说话表达时，我生气地说：我正在思考！你难道都不会思考吗？你应该试试看。我必须很痛心地承认，这是真实故事。」
有时候我特别怕听到我爸下班回家时咚咚咚的脚步声，他进门跟我母亲打招呼，我会听到父母低声交谈，妈妈会告诉他当天我们发生了哪些争执，或是我在学校又遇到什么问题。
没过多久，我爸就会下楼走到我房门前。有几次，我被他打屁股。那种情况很少发生，我看得出来，他打我时自己也觉得很受伤。
我觉得他不完全认同我妈严格的教育方法。但是在教养小孩这方面，他们是同阵线的合作伙伴，所以他永远会站在她那一边。
有段时间，我父母报名参加了教会办的父母效能训练（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这种课程发展于1960年代，主张父母应该倾听孩子的需求，不要使用惩罚性管教。 这是现代教养模式的先驱，强调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像是合作关系、地位更平等。
回顾过去那段时间，我意识到我爸妈一定是非常挫折，才会采取这种方式，我妈想必是真的非常辛苦，才会承认自己需要外界的帮助。
后来我听到克里斯蒂回想这段经历时，也感到很愧疚，我的行为消耗了母亲几乎所有的精力，让她心力交瘁。
我不确定我父母在那个课程坚持了多久，但无论他们做了哪些尝试，全都无效。某天晚餐时，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我和母亲再度发生争执，我想不起来原因，只记得我像往常一样无礼、自作聪明。
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我想必说了特别刻薄的话：坐在餐桌另一侧的父亲拿起一杯水往我我脸上泼。 我当场愣住了，眼睛直盯着餐盘。「谢谢你帮我洗澡，」我说，然后慢慢放下叉子、起身下楼走回我的房间。
我从未见过温和的父亲发脾气。看到我把我爸逼到那种状态，对我来说也很吓人。因为我制造了太多混乱，我父母只好向查尔斯·克雷希博士（Dr. Charles Cressey）求助 —— 一名社会工作者，经营自己的诊所。
他的专长是教医学院学生如何对待病人，以及协助解决伴侣关系问题。我们全家参加了第一次面谈，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原因全都是为了我。「我正在和我爸妈打仗。」我告诉克雷希博士。
你很难遇到比克雷希博士更平易近人、更富有同理心的人。 他总是能引导我敞开心扉，他会问聪明、有见解的问题，克雷希博士本人也非常有趣，但他不太谈论自己的事，他关注的焦点是我。 他总是提出问题，从不会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想，或是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你会赢的，」他向我保证，没有解释更多。
回想起来，我明白他其实是在引导我自己得出结论。 透过我们之间的谈话，我发现克雷希博士是对的，在我自己想像的亲子战争中，我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随着我不断长大，我会变得愈来愈独立，终有一天，我会独立生活。 在此期间，不论是现在或未来，我父母都会一直爱我。 这样多好啊？ 赢得这场战争，又不会失去父母的爱。
克雷希博士没有对我下指导棋，而是帮助我理解到：一、我的父母爱我; 二、我不可能永远待在他们的屋檐下; 三、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们是我的盟友; 四、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一直觉得他们有错，是很荒谬的想法。 与其浪费精力与父母抗争，我应该把精神放在学习将来在社会上需要的技能。
我与父母的关系逐渐改善。 不是因为他们突然之间放手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克雷希博士的建议改变了我的心态，让我重新调整要把力气放在哪里。
大约13岁时，我开始和一群男生出去玩，我们会定期在西雅图附近的山区长途健行。接下来3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一起健行了数百公里。我们经常会连续走7天，或是更长的时间，只靠地形图的引导，穿越原始森林与岩石海岸，试图计算潮汐时间，迅速绕过岬角。
在1970年代，大家面对教养的态度普遍比现在更宽松一点。小孩多半拥有更多自由空间。我进入青少年期没多久，我的父母就已经接受我与多数同龄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清楚认知到，我在探索世界时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这种理解得来不易，对我母亲来说更是困难。 但是父母给予我的空间对我未来人格的塑造，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回想起来，我们所有人在那些旅程中寻找的，或许不仅仅是同伴之间的革命情感与某种成就感。 那个年纪的孩子总是想测试自己的极限、探索不同的身份认同，有时也渴望体验格局更宽广、更超越小我的经历。
我开始明确感受到内心有一股憧憬，想找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走向何方，但我知道必须是既有趣又有意义的事业。表面上，健行与写程序是毫不相关的两件事。但是两种活动对我来说都是在冒险。我跟着两群不同的朋友一起探索新世界，前往多数成年人无法抵达的地方。
写程序就像健行一样很适合我，因为我可以自己定义成功的标准，而且写程序没有极限，不会受限于我能跑多快、球可以丢多远。写又长又复杂的程序需要的逻辑、专注力与毅力，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和健行小队不同的是，在写程序的小团体，我是领导者。
1971年6月，我在湖滨学校快读完高二时，麦可打电话告诉我新的探险之旅：去奥林匹克山区挑战长达约80公里的健行。大约在那个时候，有人借给湖滨学校一台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生产的PDP-8电脑。
在那个年代，PDP-8或许是最接近十年后才会问世的个人电脑的产品，只不过它重达约36公斤，要价8500美元。为了挑战自己，我决定为这台电脑撰写某个版本的BASIC程序语言。
出发健行前，我忙着写程序，健行中我边走边低头看着眼前的地面，一直想着我的程序，不断琢磨需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执行这些作，我沉浸在自己脑中的编程难题。
那次的健行，给了我时间写出精简的程序，我写出的程序看起来既有效率，又简单地令人满意。那是我写过最棒的程序。
3年半后，升上大二的我还不确定未来的人生道路。某一天，我在湖滨学校的好友保罗突然冲进我的宿舍房间，他告诉我，有一台划时代的电脑上市了。我知道我们可以为这台电脑开发BASIC程序，我们拥有领先优势。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回想在低山脊健行、超级悲惨的那一天，从记忆中找回当时写下的程序，将程序输入计算机。这颗种子后来发展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并且开创出全新产业。
在90年代的微软，我开始每年进行一次思考周，期间我会独自隐居在华盛顿州胡德运河旁的小屋里，只带上一大袋书籍和技术论文。连续7天，我会阅读、思考并撰写关于未来的内容，只与送餐的人互动。 在这几周里，我专注于不受干扰的思考，甚至不会查看电子邮件。
我的童年充满了惊人的自由 —— 这可能会让那些以为我整天待在室内盯着电脑的人感到惊讶。我在那些会让今天的父母感到害怕的小径上徒步旅行，和邻居朋友无止境地探索，并在担任参议院实习生期间在华盛顿特区四处奔跑。
我的父母有一半时间不知道我在哪里，而那在当时是很正常的。虽然我在这些冒险中受过伤，也惹过不少麻烦，但这些经历的益处远大于坏处。 它们教会了我韧性、独立性和判断力，这些是任何有监督、有结构的活动都无法复制的。
我的童年并不全是玩乐，但我拥有海特所说的「以游戏为基础的童年」。 如今，「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变得更加普遍——这一转变在疫情之前就已开始，但在屏幕成为学习和社交的重要工具后更加固化。
讽刺的是，如今的家长在现实世界中过度保护，却在数字世界中异常放任，让孩子们在几乎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在网上生活。这一切都令人担忧，但我尤其担心对批判性思考和专注力的影响。
我们的注意力就像肌肉，而社交媒体的不间断干扰和成瘾性使其难以发展。如果没有能力深度专注并追随一个想法，世界可能会错过来自于全心投入并坚持不懈的突破性发现，即使快速分心的多巴胺刺激只需点击一下即可获得。
来源：ChicMyG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