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十多年前，我在济南千佛山下读书的那四年的寒暑假，往返盐城都要经过南京中转。我除了游览玄武湖秦淮河鸡鸣寺明孝陵中山陵，还特地去了莫愁湖。莫愁湖很小。之所以特地去看它，是因为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从描写这里开始的。“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

四十多年前，我在济南千佛山下读书的那四年的寒暑假，往返盐城都要经过南京中转。我除了游览玄武湖秦淮河鸡鸣寺明孝陵中山陵，还特地去了莫愁湖。莫愁湖很小。之所以特地去看它，是因为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从描写这里开始的。“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凡看过《桃花扇》的，除了对其中诗词曲语的华美印象深刻外，还都记得李香君和侯方域这两个主要角色。尤其会为李香君这一风尘女子所具有的坚定忠贞的气节所感动和敬佩。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思考过，在十分忌讳赞颂前朝，也非常防备贬损当朝，而屡兴文字狱的清代，孔尚任为什么敢写这样的题材，借男女离合之情，写明末清初的兴亡之事。而且写出此剧后，又平安无事。难不成，就因为他是圣人孔老夫子的后代。或者说大清王朝对他非常眷顾。等等等等。最近，这个问题又萦绕在我的心头。

桃花盛开的照片昨日拍摄于济南英雄山东侧的马鞍山。

今天，我就孔尚任创作《桃花扇》而未遭重罚，借助ai系统进行查询，解答如下。

一、时代背景的特殊性。1. 康熙朝的统治策略。孔尚任（1648—1718）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1661—1722），此时清朝统治尚未完全稳固，康熙帝对汉族士人采取“怀柔为主，压制为辅”的策略，旨在通过文化认同巩固政权。相较于雍正、乾隆时期，康熙朝的文字狱尚未达到极端严酷的程度，对文化创作有一定容忍空间。2. 清初对南明题材的微妙态度。《桃花扇》以明末清初的南明政权覆灭为背景，表面上属于“前朝旧事”。清廷在早期对这类题材的管控存在矛盾：既需警惕反清情绪，又需通过“总结明亡教训”彰显自身正统性。这种模糊性为孔尚任提供了创作缝隙。

二、孔尚任的个人身份与创作策略。1. 孔子后裔的特殊身份。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这一身份赋予他“文化象征”的地位。清廷尊崇儒学以笼络士人，对孔氏后裔的言论往往较为宽容，甚至将其视为“文化统战”的符号。这一身份成为他的天然护身符。2. 艺术化的历史表达。《桃花扇》虽涉及政治兴亡，但核心以爱情悲剧为叙事主线，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之情隐喻历史沧桑。这种“借情言史”的手法淡化了直接的政治批判，符合传统戏曲“借古讽今”的含蓄传统，降低了被官方视为“影射”的风险。3. 对清朝合法性的隐性承认。剧中未直接否定清朝统治，反而通过描绘南明内部腐败（如马士英、阮大铖弄权）暗示其灭亡的必然性，间接呼应了清廷“天命所归”的合法性叙事。这种隐晦的“政治正确”可能使当局选择容忍。

三、官方态度的模糊与后续反应。1. 康熙帝的默许与矛盾。据记载，康熙帝曾命人进呈《桃花扇》剧本，并加以赞赏。这种态度可能源于对孔尚任身份的尊重；将《桃花扇》视为“文艺创作”而非政治宣言； 借肯定该剧展现对汉族文化的包容姿态。然而，孔尚任最终仍因不明原因被罢官，说明官方对其态度存在矛盾。2. 审查机制的局限性。清代前期对文化的管控尚未形成乾隆朝的系统化“文字狱网络”，地方官员对敏感内容的判定存在主观差异。《桃花扇》通过戏曲形式传播，其文学性可能掩盖了潜在的政治隐喻，使其未被严格追究。

四、文化传统的庇护。1. 戏曲的“边缘性”地位。在传统观念中，戏曲常被视为“小道”，与严肃的史论、政论不同。官方对戏曲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这为《桃花扇》提供了生存空间。2. 士人阶层的共鸣与保护。《桃花扇》对明亡的哀婉与士大夫气节的歌颂，引发了汉族文人的共鸣。这种集体情感可能在无形中形成对孔尚任的保护，使清廷忌惮过度打压引发的反弹。

五、历史语境的变迁。《桃花扇》成书于1699年，此时清朝已入关半个世纪，反清情绪逐渐淡化。剧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基调更偏向文化反思，而非直接的政治挑衅，符合康熙后期社会渐趋稳定的现实需求。

来源：刘景春戎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