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举报是特务，1968年政府通告：他的代号是112，已潜伏27年

摘要：“祁老板的照相馆夜里总有陌生人进出！”1950年深秋的凌晨，新乡县公安局值班记录本上歪歪扭扭写着这条举报。值班民警揉着惺忪睡眼，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叹了口气——这已经是本月第七次接到对祁文山的检举了。

“祁老板的照相馆夜里总有陌生人进出！”1950年深秋的凌晨，新乡县公安局值班记录本上歪歪扭扭写着这条举报。值班民警揉着惺忪睡眼，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叹了口气——这已经是本月第七次接到对祁文山的检举了。

这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中年男人确实与众不同。当街坊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时，他永远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邻居们用陶碗喝玉米糊糊，他家窗台上却摆着景德镇瓷碗。更蹊跷的是，他总能弄到紧俏的煤油、白糖，甚至还能给街坊孩子变出彩色铅笔。在镇反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这些细节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刺得人眼睛发疼。

其实早在1935年，这个后来被称作“112号”的男人就开始了他的双重人生。那年冬天，洛阳火车站蒸汽弥漫的月台上，刚满20岁的祁文山裹着破棉袄，眼睛却亮得惊人。他握着扳手假装检修轨道，实则把传单塞进工人饭盒。“老祁，巡道车来了！”工友的暗号声里，他一个翻身滚进路基，脸上沾满煤渣的模样，任谁看了都是个老实巴交的铁路工。

八年后的某个雨夜，祁文山在延安窑洞里握着钢笔的手突然顿住。油灯将他的侧影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对面坐着位穿灰布军装的首长。“组织决定派你回去当'恶霸'。”首长的话让窑洞里的空气骤然凝固。祁文山明白，这意味要往自己脸上抹黑，要忍受同志们的唾骂，要活成自己最痛恨的模样。

1946年的新乡街头，人们常看见个穿绸缎马褂的胖子。他开着全城唯一的照相馆，橱窗里挂着烫金相框，逢人便吹嘘“上海来的德国相机”。暗地里，这间挂着“文山照相”招牌的二层小楼，却是中原野战军最隐蔽的情报站。有次国民党军官来拍全家福，祁文山边摆弄镜头边扯着嗓子喊：“老总您往左些，哎对！这军服上的三颗星真亮堂！”暗室里，他妻子正用显影液浸泡着刚偷拍到的城防图。

街坊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总在深夜拉下窗帘的“奸商”，其实在油印《挺进报》。有回保长带着税警闯进照相馆，祁文山抓起账本劈头盖脸砸过去：“老子交的税比你们吃的米都多！”等税警骂骂咧咧走了，他才从砸烂的相框夹层里取出完好无损的密码本。

1950年的镇反浪潮中，这个“劣迹斑斑”的商人自然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侦查科长用钢笔敲着桌子：“说说你和郑州'大丰商行'的关系。”祁文山跷着二郎腿，嘴里啪嗒啪嗒嚼着炒黄豆：“他们掌柜的喜欢拍西洋景，我挣点辛苦钱犯哪条王法？”审讯记录显示，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十七天，最终因“查无实据”草草结案。

有意思的是，连祁文山的亲弟弟都加入了举报行列。这个在供销社当会计的老实人，曾红着眼圈在检举信里写道：“三哥抗战时突然失踪八年，回来就变成个投机倒把的奸商。”他不知道，那消失的八年里，兄长在延安的抗大课堂上记了整整十二本笔记，其中一本的扉页写着：“要演好反派，先打碎自己的灵魂。”

1968年的初春寒意料峭，新乡火车站突然贴出一张泛黄的通告。挤在布告前的老街坊们突然炸了锅：“祁文山是咱自己人！”“代号112？潜伏了二十七年？”人们这才想起，当年国民党溃退时，火车站调度室奇迹般保存完整的列车时刻表；想起淮海战役期间，城里突然断货的医用绷带都出现在了解放军野战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