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杰是著名印度裔学者、历史学家和记者，现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主任。近年来，他以其广阔的全球性视野和深刻的批判性视角，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研究和公共传播领域的实力学者并持续发声。

维杰是著名印度裔学者、历史学家和记者，现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主任。近年来，他以其广阔的全球性视野和深刻的批判性视角，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研究和公共传播领域的实力学者并持续发声。

2020年7月，维杰·普拉沙德与前英国伦敦商业与政策署署长罗思义（John Ross）等人共同发起了“拒绝新冷战”（No Cold War）运动，组织了题为“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利益”全球在线公开会议，旨在抵制美国对华采取的对抗性政策，活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20年8月，维杰·普拉沙德受邀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

2021年，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维杰·普拉沙德发表了一段5分钟的“愤怒宣言”，他有感于西方世界对于贫苦人民的漠视，批评西方“永恒的殖民心态和殖民结构”。这段发言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引起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强烈共鸣，维杰也因此为大量国人所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0年2月，维杰所在的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就开通了“三大洲通讯社”这一微信公众号，维杰用热忱的口吻写作了大量关心全球南方国家困境与发展的文章。在《我们明白，一个迥异世界将诞生于这场混乱》一文中，维杰回顾了他和同事的深入研究，剖析全球南方的崛起和全球北方的衰落。

近年来，维杰和他所在的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在全球南方发展以及中国和全球南方议题上开展了大量研究，笔耕不辍，屡屡发声。2023年5月，维杰在华东师大国际传播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发表题为《历史并未终结：新时代下的“三大战役”》的主题演讲，谈到新殖民主义体系通过五种方式对全球国家施加控制，其中信息领域的控制在今天仍然强大，他呼吁全球南方通过信息之争、思想之争、情感之争摆脱西方的这种信息控制。

2024年12月，维杰在更名为“全球南方学术论坛”（“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为前身）发表主题演讲，提到全球南方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形成。

2023年起，通过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合作，《文化纵横》杂志开始刊发维杰的文章，如2023年第2期的《重振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以及2025年第1期的《“民粹主义”的误读与左翼的陷阱》。2024年，在接受采访时，维杰详细论述了自己对于全球南方的“三部曲”研究计划，《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全球南方”新动能：从抗议到塑造更美好的世界》一文进行报道。

就在本周的北京学术行中，维杰相继在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王文院长展开有关“特朗普2.0时代的全球南方新局势”的对话，在北京大学公共治理讲座上做了“世界秩序的‘碎片化’与全球南方的未来”主题演讲，同时接受了CGNT（中国国际电视台）刘欣就 Ariffs & Talks: What's Trump's endgame?的采访。他还将访问雄安等地，然后回到上海参加文汇讲堂。

根据维杰近年来的文章，就其核心观点作简要梳理摘编。

维杰的全球南方“三部曲”研究计划

在维杰·普拉沙德的研究计划中，如何记录并阐述第三世界或者“全球南方”的历史？

2001年，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关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前殖民世界的长篇历史作品。研究的第一部分追溯了第三世界项目的形成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失意，该部分成果于2007年以《暗黑国度：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一书的形式问世。

紧接着，我投身于研究的第二部分，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委员会召开的多次会议。当时，他们的主要导向是为推动工业化而努力并促进较大的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这项研究探讨了从南方委员会到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历程，成果即是2013年出版的《贫穷国度：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可能》。

我目前正致力于完成该研究的第三部分，将始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和国际金融危机（2007年），然后聚焦于南方的“新气象”。相关作品《光明国度》预计将于2025年出版。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全球南方的崛起

世界经济的中心已经慢慢地从北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中的声量日益上升，这为什么会发生，又意味着什么？

“全球南方”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始于2003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秩序的变迁，凸显出美国既非理智的全球事务管理者亦非可信赖的全球经济锚定点。

这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转变。这些国家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工业由“全球北方”转移到“全球南方”以利用其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新的科技知识伴随着工业转移传播至“全球南方”；来自“全球北方”的资本将这些产业托付给了分包商，这些分包商如今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创造者；由于全球工业的蓬勃发展，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为“全球南方”的金属、矿产和能源出口带来了丰厚的收益。金砖国家和其他“全球南方”推动力的崛起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在外部融资方面进行选择的机会，从而制衡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国际机构的影响力。

西方的权力及其衰落

全球南方崛起和西方权力的衰落是一体两面的故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趋势是什么，西方对于全球南方有多大控制力？

毋庸置疑，乌克兰冲突加速了世界的变化，显示了西方国家的脆弱性。在三个领域上，西方国家的权力都发生严重衰退；他们对金融的控制，对资源的控制，以及对科学和技术的控制。然而，西方国家在另外两个领域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力量：他们对武器系统的控制和对信息的控制。

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战后金融秩序的其他机构（如SWIFT网络和国际金融的伦敦和巴黎俱乐部），西方体系试图行使其对金融的控制。随着南方龙头国家的崛起——例如金砖国家——现在有了新的机构，它们规避了西方对金融的控制，因此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元--华尔街综合体”的恒久权力提出质疑。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和公司改变了知识产权的定义，知识产权不再必须基于工艺的专利，而是基于最终商品的专利。这使西方公司能够保持对重大科技成果的垄断。然而，这些公司没有预料到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以中国为首的全球南方许多主要国家发展了科技能力，相当于甚至超越了早期的西方科技成果。

深入分析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概念，我们发现前者是一个阵营，而后者结构松散。全球北方以美国为首，通过“五眼”情报联盟、北约和七国集团等平台，美国及其全球北方政治盟友能够对本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挥舞权力。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组织结构历来要松散得多，它们围绕地区和政治派别建立了一些松散联盟和联系。全球南方既没有政治中心，也没有受意识形态驱使的计划。

信息之争的对策

对电缆和卫星的控制使西方在信息传输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全球南方的信息硬件是大多是通过这些西方公司获得的，但是这一点鲜少得到重视，如何改变？

放眼未来，对于信息之争，我们需要建立跨国的新闻机构合作；对于思想之争，我们需要建立整合全球媒体报道、评论的新闻和评论机构；对于情感之争，集中化的私有化新闻产业构建了一个新闻议程，它催生了虚无情绪，削弱了人们担当历史角色的自信力，使他们成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要创造一个歌颂普通人努力改变世界的新闻议程。

全球南方的“新气象”

随着单极结构的强度减弱，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气象，这种新气象能维持乃至扩展吗？

“全球南方”的“新气象”已然成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这已是当今时代的客观事实。尽管“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对这些变化的敏感度较高，但各个国家都普遍认识到了正在发生的这些变革。对于“全球南方”的众多社会运动和政治团体而言，他们逐渐意识到，将有更大空间来提出超越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主张。

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政府形式。中印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优先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许多国家不再将美国的利益（过去被包装为“普世”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们承认自己的利益也很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进入了一种新形式的务实、不结盟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虔诚信徒，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用换汤不换药的表述重复着结构调整和良治的陈旧说教。如今就发展问题撰稿的人很少从（全球南方自身的）事实出发去发展理论，而是对它们运用的理论表现出宗教式迷恋。南南合作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机会，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这一理论需要应对持续束缚发展议程的五大控制（金融、资源、科学技术、军事、通信），并寻找一个改变这些领域控制权的机制。

来源：人大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