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藏于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与洛阳古代艺术馆的五代武将西方邺及其母刘氏墓志，详细记载了西方邺的家族谱系、仕宦履历、生平功绩等，书写了一位与正史传记中形象迥异的西方邺。其以文换武的仕履呈现了五代军功发迹的一般途径，因势机变的政治抉择奠定了他仕途通达的基础。西方邺在牵

感谢赵耀文老师赐稿

原文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3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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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铭与史传：五代武将西方邺的生前事与身后名

文 / 赵耀文

重庆大学历史学系

摘 要：

关键词：后唐；西方邺；碑铭；史传书写

历史叙述方式的差异呈现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与历史面貌的多样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亲历者与旁观者或者观众对同一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知不会完全一致。碑铭与史传两种史料文本都是旁观者对历史的叙述，无论是个人或家族的故旧请托、克绍盛德，还是官方立场的著史立传、简册垂名，都是在特定的意图与追求、认识与隐晦等方面取舍抉择的结果。五代战乱频仍，士风不振，文儒之士改换身份，跻身武业成为他们获取荣华富贵的主流选择，也是五代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一种面相。

西方邺是活跃于五代梁、唐二朝的政治人物，两《五代史》有传。其父西方再遇弃文从武，以军功擢至定州都指挥使。身为将门之后，西方邺军事才能卓绝，在后唐庄宗、明宗麾下屡立战功，深受朝廷器重，终以军功建节，开府夔州。河南洛阳出土了西方邺与其母刘氏的墓志，两方墓志提供的历史信息多有未见正史叙及者，尤其对探究西方邺的功业与家族谱系，厘清后唐与荆南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尤为重要。迄今未见有专文探析，兹不揣浅陋，拟对西方邺及其相关史事进行考索，不妥之处，祈请诸君惠示。

一、墓志概况与录文整理

《西方邺墓志》于1932年6月在河南省洛阳市徐沟村出土，原石现藏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志石高76厘米、宽75厘米，楷书37行，满行40字，约1500余字。志盖已佚，首题：“大唐故东南面招讨副使宁江军节度观察处置兼云□榷盐制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乐安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西方公墓志铭并序”，根据志文中的“公讳邺”“夔州刺史”“宁江军节度使”等可以断定志主为后唐武将西方邺。

该方墓志有拓片流传，国家图书馆藏志3657号是原北平图书馆旧藏，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于右任旧藏拓片，图版在《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书中均有收录。 原石保存较好，少许磨泐，拓片文字清晰可辨，现有多种录文。 为讨论之便，玆参考诸家整理成果，将该志重新整理，录文于下：

大唐故东南面招讨副使宁江军节度观察处置兼云£榷盐制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乐安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西方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邺，字德勤，青州乐安郡人也。案西方氏之裔，其」来远矣。本黄帝之子孙，盖设官于诸国，古人重质，因所居而氏焉。即南宫、北宫、东门、西门之俦也。世传勋」德，门尚雄豪。匡虞舜而赞唐尧，自成周而及炎汉，逮夫魏晋，以至随唐。英奇继代以相生，冠冕连襟而不」绝。咸以文经武纬，开国承家。勋庸或载于贞珉，善美或标于信史。曾祖希颙，海州东海县令，夫人李氏。」祖常茂，蓟州玉田县尉，夫人张氏。父再遇，挺生时杰，克守家风。属以巨寇兴妖，中原版荡。谓儒雅安能」济国，非武艺不足进身。遂掷笔以束书，乃成功而立事，终于定州都指挥使。公即都军之第三子也。生」而有异，幼而不群。桓温之骨状非凡，相如之气概弥大。须眉磊浪，将并辔于伏波；宇量弘深，更差肩于升」度。年七岁，始就乡学，穷小经。十八入大学，览春秋大义。及攻文辞，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又学击剑，曰：剑不」学一人敌，学万人敌耳。时庄宗皇帝方举义旗，力扶王室。虽河朔已宁于生聚，而梁」园尚阻于化风，莫不淬砺干戈，招延豪俊。是时，公以良家子应募，庄宗皇帝一睹崚嶒之貌，」遽惊奇异之材，遂委雄师。日亲龙驭，夹洪河而对叠，欲近十年，临巨㜸以相驰，俄经百战。公素探」经史，宿蕴纵横。每于料敌之谋，常中必成之术。其或两军相望，三鼓未鸣，公乃奋忠节以示威，拥轻袍」而掉战。弓开月满，箭发星飞。骑跃追风，剑轮秋水。对敌望尘而骇目，连营效命以争先。奇功既绝于当时，」圣泽迥逾于常品。恩旨稠沓，锡赉殷繁。爰自冠貂，以至提剑，皆是众推猛烈，人服公忠。及平荡妖孽，」以功补奉义指挥使、检校尚书右仆射。抚士而千夫咸悦，莅官而七德恒修。今圣上九五飞」腾，百六开泰。嘉之义勇，锡以竹符。时三蜀初降，五州未下，乃诏公为夔州刺史。公以一旅之众，涉万里」之程。方展密谋，遂降坚壁。寻加绥抚，显示恩威。三巴之风化大行，九有之声华益振。诏以公为夔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就建旌节焉。公益励壮志，思报国家。兵不黩而民不残，令自行而法自正。吏绝奸」猾，盗去萑蒲。和气升而疠气消，冤声寝而颂声作。俄而归峡送款，忠万投诚。施州舆衬以来庭，蛮徼梯山」而入贡。圣上情宽宵旰，义重君臣。优诏连绵，辉华辇毂。实大朝之右臂，乃千里之」长城。公以受国恩深，为治心切。腠理爰滞，膏肓忽临。霜叶将飞，风树难止。以天成四年夏四月二十」二日丑时，薨于夔州公寝。春秋三十有八。属纩遗命，自国及家。老幼怀悲，道路增感。」圣上思慕忠烈，若丧股肱。特辍常朝，俾彰厚礼。以其年十月十八日，灵纼自夔州达于」京师，将卜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洛乡朱阳里，礼也。太夫人刘氏，爰禀殊秀，诞生哲人。令子云殂，」心焉如疚。长夫人天水郡伊氏，次夫人陇西郡李氏，并蕴纯和之德，咸彰令淑之名。梧桐半凋，琴瑟不御。」长子王哥，次子吴留，次子荣哥，次子四哥。长女小姐，次女妹妹，并处童雉，将属象贤。天垂不幸之文，奄此」凶丧之苦。长兄元太，次兄元简，次兄元景，弟继恩。早彰令问，克备友于。乍罹手足之悲，俱甚急难之痛。呜」呼！天降荼毒，与贤愚而共等。邦失英彦，乃今古以相嗟。况公禀气冲融，操心正直。于家克孝，在国能忠。守」信于人，接士以礼。宜其寿考，以安生灵。何期忽构短期，遽终天禄。悲悼不已，乃作铭云：

轩辕令胤，间世相生。匡尧德具，佐舜功成。祖宗继踵，轩冕相承。爰有余馨，」是生贤德。立志高强，进身挺特。所谓伊人，邦之楷式。捐躯事主，克著军功。」躬当矢石，大播威风。于家能孝，在国能忠。三峡仗节，五郡临民。教化远布，」蛮陬率宾。上天构祸，歼我良人。寂寂孤魂，杳杳山水。自秋徂冬，方达帝里。」宅兆云卜，丧事合礼。东岳程遥，北邙霜凋。瀍涧咽咽，松风萧萧。孤冢欲闭，」魂兮是招。长辞圣代，永閟重泉。奇功有托，贞珉以鎸。魂兮一去，千年万年。」

当月二十四日巳时续赠太傅。

前乡贡进士王豹撰；前国子监明经王汭书；修镇国桥都料阎斌䥴。

天成四年（929）四月二十二日志主卒于夔州，十月十八日灵柩抵京，将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洛乡朱阳里，故该墓志当于是年（929）十月十八日左右落成随葬。撰者为王豹，传世文献对王豹事迹记载不详，但他以“前乡贡进士” 结衔，表明其人在晚唐五代曾参加举业，但举而未第。值得注意的是《宋史·艺文志》收有“王豹《金陵枢要》一卷”。 刘兆祐认为：“豹，生平待考。此书宋史艺文志始著录，故定为宋时人。” 刘氏的结论有两处尚须补充，其一，《金陵枢要》见于著录非始于《宋志》，早在北宋官方编纂的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中已见著录，其“杂史类”收录“《金陵枢要》一卷，王豹撰”。 南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也著录“《金陵枢要》一卷，王豹撰，记六朝事”。 此书今佚，无法确定所谓“记六朝事”是否属实，但《崇文总目》的著录显然早于《宋志》。其二，《金陵枢要》未见《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至北宋庆历元年（1041）呈进的《崇文总目》始见著录，是则撰者王豹生活在唐宋之际。

若将《金陵枢要》的作者王豹与撰写《西方邺墓志铭》的王豹并观，我们有理由怀疑应是同一人。无论是撰书记六朝旧事还是撰志怀念故人，作者必须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以“前乡贡进士”的出身去完成这两件事，可谓游刃有余。此外，王豹于天成四年（929）撰成墓志，此时下距北宋肇建的建隆元年（960）犹达30年，撰志之时已是“前乡贡进士”，因此，他生活的时间恐怕主要还是在五代。至于墓志所记“前国子监明经王汭”与“修镇国桥都料阎斌”二人，事迹已不可考。

《西方邺墓志》中已经提到志主的母亲“太夫人刘氏”，但刘氏的相关事迹，却于传世文献未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收录了一方墓志拓片，题《晋故夏州节度使西方大德母□□郡太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据该书介绍：“原志高65厘米，宽65厘米，石存洛阳。”此志的出土情况未详。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收录为《刘氏墓志》，提示该志现藏河南省洛阳古代艺术馆。此后，学者对该方墓志进行整理与录文，《全唐文补遗》（第七辑）题为《晋故夔州节度使西方大德母□□郡太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五代墓志汇考》则承用《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的著录，径题《刘氏墓志》。 志石右上角断裂，碑文磨泐严重，拓片字迹模糊，各家录文差异大。兹参据拓片，重新整理录文于此：

晋故夔州 节度使西方大德母彭城 郡太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

□以丽水（阙）千载 ，表祚扬于无穷 。尚也（阙） 。太夫人之先，乃彭城郡人也 。£轩□□裔，唐尧□□于夏后之世 ，其后有刘累□，扬飞（阙）有晋□士会负罪奔秦，£伯□贤，□□秦而取之 。其□者为刘氏，□□□之子，别族灾多而王天下□白马□□□□为之姓也 。曾祖□□，祖信，俱以□□□□□□以□郎为柱□□□□□□仇晦迹，□□全真□道。□□□□□乎后人 。父弘□□纵，勇气贯时，英声□古，文高句□，□武□韩彭。□□□之刚□，耻□僚之£，乃□从戎□屡立奇功 。洎下升高，从微至著，终于贝州刺史，太夫人即使君之长女也 。神情颖晤，姿质□□，四得早兼，三从克备，瑞惠足以£齐，是闺中之秀 。年二十，适西方氏 。贞顺立节，婉娩内和，临下以慈 ，事上以孝。整家风而不□，修妇道以□□ 。胡可比焉，£以为也 。断织立诫，孟轲之志遂坚 ；截发迎宾，陶侃之名益臧。贤而有异，谦以自£。为亲族之□模，作里闾之楷□ 。爰生贵子，为国良□，于天成二年七月，内第三男邺授夔州节度使 。以子荫而受彭城郡太夫人之号 。荷宠益恭，居家克理 ，崇神敬佛，□法思威。人有何辜，天降灾祸 ，第三男邺薨于夔州 。未几，长男太终于魏博 。今□ ，次男景殂于洛京。太夫人痛剖肝心，悲攒骨髓。年齿长迈 ，病疾萦缠，汤药无征，俄遂逝水 。即以天福八年九月五日，终于洛京清化之私第 ，享年八十有六。

有男三人：长男太，不仕，新妇郑氏 。次男景，西□□□□□，新妇刘氏。次男邺，夔州节度使 ，新妇天水郡夫人伊氏。有女二人：长女适李氏，早亡。次女□，□张氏。孙男七人：长孙男伟，新妇张氏。次孙男□，新妇尹氏，亡而未再婚 。次孙男□，新妇□氏。次孙男懿，新妇段氏 。次孙男煦，婚安氏而未迎娶。次孙男□，年方长立。次孙男健哥 。长孙女适牛氏，次孙女适蔡氏，次孙女适张氏，小孙女合得，年七岁。俱以情深□爱，义而□□□□□摧 ，难名冤塞。号天叩地，无所迨及，敬选良辰，共成礼葬 。以其年十月四日卜葬于河南县朱阳村之□□，礼也（阙） 。灵轜既发 ，縿幕 仍张。悲惨感道路，痛伤动于姻戚 。门生故吏，皆怀凄怆之情，里□街衢，□有□□□。 追□不已，乃作铭云：

一、唐尧祚胤，大汉华宗 。枝分叶散，派别源同 。多历年所，克绍家声 。爰有令□，允□厥怜 。二、生此贤女，韫籍 芳名。□□诗□，□□慈明 。性气婉约，□貌端贞 。适彼□□，女工□□ 。三、淑德俱备，妇道克全。理家忠整，□□周诞 。是生哲人，国之俊贤 。□□□□，□□□□。四、承荫荷£ ，受养居□。□如□□，□□□□。三子俱殁，一孙伤□ 。因□成□，□□荒原 。五、诸妇号天，众孙泣血。大厦将□ ，实□□□。卜葬茔兆，陟□□□。□□□□，□□□□。

《刘氏墓志》残损磨泐，颇多重要内容阙失。从残存的文字来看，志主刘氏与西方邺显然是母子关系。如墓志中出现了“年二十，适西方氏”“次男邺，夔州节度使，新妇天水郡夫人伊氏”等表明身份的叙述。“适西方氏”是下嫁给西方邺的父亲，而担任夔州节度使的儿子娶了天水郡伊氏，这与《西方邺墓志》中的史事完全契合。

若进一步分析，志首“夔州节度使西方大德母”表明该方墓志的主人刘氏是夔州节度使的母亲，五代后唐担任夔州节度使的只有李绍文和西方邺。同光四年（926）二月，夔州尚未升军，庄宗任命李绍文为夔州节度使。 明宗即位后，西方邺被任命为夔州刺史，充东南面行营招讨副使，参与对荆南的战事。次年（927）七月，“升夔州为宁江军，以邺为节度使，屡奏克捷”。 也就是说，西方邺为夔州宁江军首任节度使，所以《刘氏墓志》的“夔州节度使西方大德”必是西方邺无疑。

实际上墓志中还有一则记载力证刘氏与西方邺的母子关系，谓：“于天成二年七月，内第三男邺授夔州节度使。以子荫而受彭城郡太夫人之号。”墓志中“夔州”字迹模糊，从拓片上无法识别，整理者或录为“夏州”，或录为“冀州”，但是夏州为定难军节度使治所，长期为李氏家族所把持；而冀州又是成德军节度使所辖，远在北境。后唐于该年（927）七月，升夔州为宁江军，以邺为首任节度使，史事完全符合。据此还可以补充志首为《晋故夔州节度使西方大德母彭城郡太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

《西方邺墓志》与《刘氏墓志》的志主是母子关系，将母子的两方墓志勾连起来考察，尚有隐而未发的史实，诸如抉发志主生平与家族谱系，探究西方邺的宦海沉浮，分梳后唐与荆南政权之间的纠葛等。

二、两方墓志所见志主生卒年与西方氏的家族谱系

与传世文献相比，墓志碑传对志主功绩与家族谱系的勾勒尤为详细。撇开碑铭文献隐恶扬善、褒誉人物的内在特征，撰者在关涉志主生卒年与家族脉络的记述上自有其可取之处。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可以对西方氏家族的生活时代与家族成员构成谱系有明确的认识。

（一）志主生卒年考

关于西方邺的生卒时间，两《五代史》本传仅谓“卒于镇”，意即在任所去世，但未记年月。《西方邺墓志》述其卒年与年寿为：“以天成四年夏四月二十二日丑时，薨于夔州公寝。春秋三十有八。”天成四年是公元929年，享年38岁而卒，可知西方邺当生于唐昭宗景福元年，即公元892年。正史中所谓的“卒于镇”与墓志“薨于夔州公寝”的记载相符，所以才有同年（929）十月十八日“灵纼自夔州达于京师”，并将以礼迁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洛乡朱阳里之事，这篇墓志或当成于此时前后。墓志还提及西方邺去世后“老幼怀悲，道路增感”的舆情，“思慕忠烈，若丧股肱。特辍常朝，俾彰厚礼”表明了明宗对西方邺的重视与礼遇。李嗣源辍朝缅怀西方邺之事，薛史曰“丙子，以夔州节度使西方邺卒辍朝”， 其时为天成四年（929）五月二日，应是西方邺的死讯传至京师之时，亦可证王豹在墓志中所言非虚。

西方邺卒时38岁，正值盛年，墓志“薨于夔州公寝”与两《五代史》“卒于镇”的叙述似乎表明他是正常去世。实际上，王豹在墓志的措辞中已经透露了西方邺并非善终的意涵，谓“腠理爰滞，膏肓忽临”，可见他患疾在身，而铭文中“上天构祸，歼我良人”的表述已然点明西方邺去世的概况。由此推测，西方邺恐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在某次战事中受伤，汤药无效而撒手人寰。这从他去世后朝廷对其子孙的抚慰与赐赙中也可窥见端倪。

明宗给西方邺赐赙的记载仅见于《册府元龟》，谓“诏赐故夔州节度使西方邺男钱、绢各五百贯、疋，布一百疋，米麦共二百石”，赏赐的名义是“以父没王事故也”。 所谓的“没王事”多指沙场效力，为国捐躯。如后梁龙德二年（922）夏，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阎宝攻镇州失利而退保赵州，晋王李存勗以李昭嗣为北面招讨使，代替阎宝攻取镇州，李昭嗣设计伏击成功，轻敌不备，反被匿在墻墟间的敌人射中了头，伤重不治，为国尽忠。 薛居正评论说：“以精悍勤劳，佐经纶之业，终没王事，得以为忠。” 由唐至宋，凡“没王事”者均有赠官褒奖的制度安排，即“身没王事者，并追赠”。 这在《西方邺墓志》中也表现出来了，曰“当月二十四日巳时续赠太傅”，根据这句志文在墓碑上的布局来看，字体与字距均与正文有所差异，笔者怀疑该句叙述当系墓碑刻成之后的补刻内容。西方邺灵柩在十月十八日运抵京师，墓志应该于此时前后刻成，那么所谓的“当月二十四日巳时”便极有可能是十月，因为他在天成三年（928）四月已经进位检校太保， 所以墓志补充说“续赠太傅”。

此外，明宗赐予西方邺子孙的“钱、绢各五百贯、疋，布一百疋，米麦共二百石”实际上是朝廷根据律令规定颁下的赙物。赙物是国家赏赐给丧家以助丧事的财物，唐宋的《丧葬令》都列具了给去世的宗室与诸官员赐予赙物的内容，唐代规定“若身没王事，并依职事品给”，虽然按照职事官品级高低赐予，但“多少准令” 则意味着令有明文。宋《天圣令》改为“物数多少，听旨随给”， 已经与唐朝的制度不完全相同了。

处于这一转变中间环节的五代，赙物赐予并未中止，但也没有完全按照唐朝的令文施行，而是处于“准令”与“听旨”之间的状态。如因讨伐董璋之乱而“没于王事”的夏鲁奇，“上以其尽节王事，闻其死也，恸哭久之，给其家钱百万、绢千疋、粟麦等，赠太师，封齐国公”。 既有赙物，也有追赠。同样“没王事”的邢彦洪就没那么幸运了，长兴元年（930）正月，“赐故灵武行营马军指挥使邢彦洪男恩进钱绢米麦，以其父没王事故也”。 虽然赐予了赙物，但并没有追赠。这既可能是受限于职官的级别，也可能是邢彦洪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是“准令”与“听旨”融合行用的结果。显然，朝廷对上述三位“没王事”者赐予物品的数量或有差异，但物品种类却是如此类同，非赙物而何？

要之，西方邺生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卒于天成四年（929）四月二十二日，享年38岁。分析可知，他并非是寿终正寝，而是“没于王事”，极有可能是在某次战事中受伤，最后因病去世。薛史与欧阳史都提到“邺病，见善达为祟，卒于镇”， 墓志铭文中的“捐躯事主”并非虚言。西方邺去世之后，明宗以礼归葬于河南，赐予赙物甚厚，赠为太傅。

西方邺家族墓志今仅见其母刘氏墓志传世，据《刘氏墓志》载，其卒年与年寿为“天福八年九月五日终于洛州清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六”，卒年天福八年（943），享年86岁。可知，刘氏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又“年二十，适西方氏”，是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下嫁给西方再遇，直到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才生下西方邺。

（二）西方氏的家族谱系

无论是西方邺还是刘氏，他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便是西方邺的父亲。正史对西方邺父亲的情况介绍的非常简略，仅曰“父再遇，为州军校”。更遗憾的是《刘氏墓志》对其丈夫的事迹也着墨较少。王豹在《西方邺墓志》中追溯了西方姓氏源流与家族发展情况，指出西方邺曾祖是“希颙”，祖父是“常茂”，一为“海州东海县令”，一为“蓟州玉田县尉”。希颙与常茂于史无征，未知是名还是字，从其仕履来看，无论是县令还是县尉，都是基层官僚。此外，墓志中对其父的记载，颇有溢出传世史传之处，曰：

父再遇，挺生时杰，克守家风。属以巨寇兴妖，中原版荡。谓儒雅安能济国，非武艺不足进身。遂掷笔以束书，乃成功而立事，终于定州都指挥使。

西方邺父亲的名讳到底是什么？“再遇”是名还是字？孰难定谳。“巨寇兴妖，中原版荡”指的应该是唐末的某次叛乱。 该次叛乱给西方邺的父亲造成极大的影响，所谓的“儒雅安能济国，非武艺不足进身”的觉悟恐是当时普遍的社会认知。文武兼修的思想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仍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从安身立命的角度来看，“中原版荡”的社会现实已经让士大夫在文武之间的平衡中有所侧重与倾斜，儒雅的文士“安能济国”是战乱背景下儒者的控诉与吶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文雅之风已经受到了当下社会战争文化的冲击，文武关系已经在失衡的边缘盘桓。“非武艺不足进身”本是社会发展趋向畸形的状态，反映在官员仕宦层面便是军功入仕成为官僚晋升的核心管道，再外化到社会文化层面，重武轻文便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氛围。西方邺的父亲毅然“掷笔以束书”的抉择绝非个案或者偶然，恐怕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萌生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士人选择。无疑，“定州都指挥使”或“州军校”是武职，而且是通过军功获授，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的乱世生态即将到来。

西方邺是刘氏与西方再遇的第三子，从《刘氏墓志》的记载来看，西方氏家族谱系绵延不断。无论是《西方邺墓志》中的“公即都军之第三子也”与“长兄元太，次兄元简，次兄元景，弟继恩”之间的牴牾，还是其母《刘氏墓志》中的“有男三人”“有女二人”的补充陈述，都表明五代的西方氏家族是一个人丁兴旺之家。比较他们母子的墓志对家族成员的记载，一个十分显著的差异是对兄弟排行与数量之间记载的分歧。《西方邺墓志》载他们兄弟的次序：元太、元简、元景为兄，继恩为弟。据此可知西方邺一共兄弟五人，而他排行第四。这就与“公即都军之第三子也”相矛盾了。其实，其母《刘氏墓志》对他们家族的情况记载亦详，恰好只述及三人，即“人有何辜，天降灾祸，第三男邺薨于夔州。未几，长男太终于魏博。今£，次男景殂于洛京”，又明言“有男三人”，太为长，景为次，邺排第三，遂与“第三男”“第三子”的记载相吻合。那么，只见于《西方邺墓志》而未见于《刘氏墓志》的元简与继恩二人和西方家族，尤其是和西方邺与刘氏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西方邺早于其母去世，墓志撰成时间也在刘氏墓志之前，《西方邺墓志》所记事迹必为刘氏所经历并知晓，而《刘氏墓志》的记载应当颇多西方邺未经历或未知晓的事。据此，针对元简与继恩的问题，可试作两个推论：

其一、元简与继恩并非西方邺的血脉兄弟，而是西方再遇的养子或义子。《西方邺墓志》以兄称元简而以弟称继恩，也暗示元简长于西方邺，而继恩年岁较小。因为与刘氏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所以《刘氏墓志》中便未提及此二人。其二，西方邺与元简、继恩系同父异母的兄弟。从他们兄弟的姓名特点来看，元简该是同支，但《刘氏墓志》未载，极有可能并非刘氏所生，至于继恩，为养子的可能性颇高。

无论是何种情况，也无法改变西方邺是西方再遇与刘氏的第三子这一事实。实际上西方氏家族自西方邺之后，在政治军事上便再也没有成就十分突出的家族成员，在浩瀚的史料中，有迹可循的只有西方邺的次兄西方景。《刘氏墓志》说：“未几，长男太终于魏博。今£，次男景殂于洛京。”在魏博去世的长兄西方太因为不曾仕宦，故而无法知悉原委。而在洛京去世的次兄西方景，在史料中却残存了蛛丝马迹。《册府元龟》中提到：“闵帝应顺元年正月，契丹遣都督没辣来朝，献马四百、驼十、羊二千。先是，遣供奉官四方璟入契丹复命，故有是献。” 李从厚长兴四年（933）十二月即位，次年正月改元应顺，是为应顺元年（934），至四月，潞王李从珂即位，改元清泰。上述应顺元年正月当系934年正月。契丹遣使的记载亦见于《新五代史》闵帝本纪的记载，应顺元年春正月“乙亥，契丹使都督没辣于来”。 担任供奉官的西方景入契丹复命，且此人任职于后唐，极有可能便是西方邺的次兄西方景了。

最后，据墓志载西方邺曾娶两位夫人，“长夫人天水郡伊氏，次夫人陇西郡李氏”，而其母《刘氏墓志》只记载了一位夫人，曰：“次男邺，夔州节度使，新妇天水郡夫人伊氏。”关于他的这两位夫人，事迹不详，西方邺墓志中虽然记载了其四子二女的子嗣情况，却无法确知究系哪房夫人所生。至于《刘氏墓志》提及的孙男孙女，更是无法厘清的支系了。

综上所述，将西方邺与其母刘氏的墓志结合起来考察，不仅可以抉发志主生卒年，还能触及史传中隐去的蛛丝马迹。西方邺生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卒于天成四年（929）四月二十二日，享年38岁；其母刘氏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卒于天福八年（943），享年86岁。刘氏“年二十，适西方氏”，是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下嫁给西方再遇，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才生下西方邺。西方邺“卒于镇”的真实情况是“没于王事”，即在某次战事中受伤之后，因病辞世，即墓志铭文中的“捐躯事主”之所指。西方氏家族在五代只是一个普通的武将家族，除了两个兄长西方太、西方景之外，他还有继恩与元简两弟，至于系同父异母还是义兄义弟的血脉关系，实难确考。

三、从庄宗到明宗：西方邺戍守汴州史事发微

诚如王豹在《西方邺墓志》铭文中盛赞的那样，西方邺确实是一位“捐躯事主，克著军功”的武将。自投至李存勗帐下后，累立战功，遂“以功补奉义指挥使、检校尚书右仆射”。 所谓的“奉义”当是李存勗侍卫亲军中的一支，指挥使是这支侍卫亲军的指挥官。 检校官是唐五代州县官或藩镇幕职的带职，与具有实际执掌的使职不同，带职基本上与执掌没有关系，而是职事官阶官化的表现，其作用则“只在幕职向京、外职事官的仕途迁转上起作用，与官位班序、章服品色有关，而与俸禄则无关”。 所以，西方邺所带的检校尚书右仆射，与他自身的执掌并无关系。由于五代“降品入迁的原则逐渐被规范化与具体化”，所以带职就成为幕府与朝廷之间转换的纽带。 但是西方邺从指挥使到刺史、再到节度使，都是在地方任职，并不存在以幕职入迁朝堂的情况，职是之故，两《五代史》并未著录他的这一带职，而作为私人传记的墓志却特别加以记述。

墓志与两《五代史》本传记载西方邺的仕履时，较大的一个差异是墓志对西方邺任曹州刺史之事缄口不言，而两《五代史》本传曰“同光中，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 曹州原为后梁天平军节度使属州，贞明六年（920）正月“以曹州刺史朱汉宾为安州宣威军节度使”。 此后曹州刺史的继任情况不明，直到同光元年（923）十月，李存勗大军攻破郓州，军围中都，大破梁军并擒获王彦章等二百余人，其中就有“曹州刺史李知节”。 李存勗要求伪庭官员，包括“刺史及诸将校，并不议更改”， 让他们“俟别加新命”， 冻结了对“伪梁”部分官员的任用与惩处，缓解人事方面带来的压力。

此后曹州刺史的选任情况未详，直到天成元年（926）六月，李彦饶已于曹州刺史任上去职。因为在当年（926）六月，明宗任命符彦超为晋州留后之际，适逢“其弟前曹州刺史彦饶平宣武乱军”，遂授为北京留守，太原尹。 虽然《旧五代史》符彦饶本传亦谓“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 但实际却是同光末。符彦饶平乱之事，司马光载述颇详。天成元年（926）六月，明宗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移戍瓦桥，但他们却兴兵为乱，杀权知州、推官高逖，“逼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为帅”，彦饶以权宜之计止乱，曰“汝欲吾为帅，当用吾命，禁止焚掠”， 平定了乱军。然后勒兵击之，尽诛其众四百人，军、州始定。

如前所论，西方邺在同光末被授任曹州刺史，并“以州兵屯汴州”， 所以，天成元年（926）十月，他才“奏瞿城峡口增修寨栅”， 庄宗本以为西方邺在汴州会起到节制孔循的作用，熟料竟然无法抵御石敬瑭，乃至最终投靠了李嗣源。

天成元年（926）三月二十六日，李嗣源抵达汴州。虽然庄宗已经授任曹州刺史西方邺屯守以防不测。但权知汴州军州事孔循却是“持两端” 之人，他“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输密款于嗣源”，并声称“先至者得之”。 貌似中立，但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孔循此举无疑是向李嗣源输诚，这使西方邺极为不满，斥责孔循说“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杀之恩，奈何欲纳总管而负国？”孔循却置之不理。西方邺束手无策，当是时，石敬瑭的家眷在汴州，西方邺于是谋划诛杀石敬瑭的妻子，以坚定汴州防御的决心，孰料孔循已先西方邺一步将石敬瑭的妻子“取之藏其家” ，西方邺只能孤军奋战，抵御李嗣源大军入汴。

无论是两《五代史》西方邺本传还是墓志，对西方邺抵御明宗入汴一事都缄口不言，似乎并未发生。若征诸记载，明宗入汴之时遇到的唯一抵抗力量就是西方邺的军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说：

先是，帝遣骑将满城西方邺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将李琼以劲兵突入封丘门，敬瑭踵其后，自西门入，遂据其城，西方邺请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

庄宗调度西方邺守汴之事，诸书谓“同光中”，实际在同光二年（924）六月前后。石敬瑭与李琼攻城而入汴，亦见《旧五代史·李琼传》，谓：

邺军既变，明宗退至魏县，遣高祖（按：石敬瑭）以骑士三百疾趋汴州。时庄宗遣骑将西方邺守其城，高祖忧之，使琼以劲兵突封丘门而入，高祖踵之，邺寻归命，浚郊遂定。

司马光与薛居正对该事原委的载述一致，故西方邺力战石敬瑭而落败，实有其事。若深究此事后续，所谓的“西方邺请降”与“邺寻归命”的记载恐怕还遗失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即西方邺战败之后还曾与庄宗有一次会面，而且西方邺正式投降乃是在洛阳，而非汴州。关于这次会面，两《五代史》载：“明宗已及汴，乃将麾下兵五百骑西迎庄宗，见于汜水，呜咽泣下，庄宗亦为之嘘唏，乃使以兵为先锋。” 显然，明宗进入汴州之后，西方邺只带了五百人去见庄宗，五百人极有可能是被石敬瑭从汴州赶出来的败兵。此外，当李嗣源于三月二十六日进入汴州之后，庄宗车驾在荥泽派遣姚彦温率军为前锋，《通鉴》曰“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将三千骑为前军”，而姚彦温却“以其众判归嗣源”， 貌似姚彦温率领三千人投敌叛变了，实际上他只是带领自己手下的八百军士投奔了已经进入汴州的李嗣源，此事史有明文，谓“言温率部下八百骑归于帝”。 那么，剩下的两千余龙骧军中应该包括西方邺所带来的五百人。嗣后，庄宗被李从谦等乱军谋杀，西方邺才投靠了李嗣源。如薛史与欧阳史所言：“庄宗至汴西，不得入，还洛阳，遇弑。明宗入洛，邺请死于马前，明宗嘉叹久之。” 这才是“西方邺请降”与“邺寻归命”的真相。

勾稽史传，不难发现庄宗用西方邺守汴本是寄希望于西方邺的勇武能够节度孔循，构筑阻挡李嗣源的屏障，奈何他不但无法节制孔循，甚至在与石敬瑭的战争中失败，遂在庄宗遇害之后，归顺了李嗣源，为李嗣源入继大统建立了巨大的功勛，也为西方邺仕途的通达显赫奠定了基础。

四、平叛与建节：西方邺的功业述评

西方邺生前建节宁江军，去世被追赠为太傅，虽与他在明宗入汴州时的投诚密不可分，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他能率劲旅讨平荆南、攻取归州。从明宗初授夔州刺史到建节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邺在荆南战事中表现的颇为耀眼，抉发其功业或可重建五代一个普通武将的抉择与仕宦之途。

墓志谓“时三蜀初降，五州未下，乃诏公为夔州刺史”，这实际上是三件事，都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有较深的渊源。同光三年（925）九月，庄宗命魏王李继岌为诸道行营都统，节制郭崇韬、高季兴、李曮等发兵伐蜀，十一月，大军攻入成都，蜀主王衍出降。这便是墓志中提到的“三蜀初降”。而“五州未下”与“诏授公为夔州刺史”是直接针对荆南而发。

高季兴在荆南割据时，与同在蜀中割据的王建之间多有争夺，王建夺取夔、狭等州后，析夔州云安县为安州，于永平元年（914）将镇江军节度使徙治夔州，领夔、忠、万、安四州。 庄宗伐蜀，高季兴曾积极回应，请求率军从征，目的就是收复上述诸州，欧阳修曰“季兴请以本道兵自取夔、忠、万、归、峡等州”， 庄宗遂授为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并应诺“如能得三州，俾为属郡”。 但他在伐蜀之役中却“未尝出兵”， 乃至寸功未立。《庄宗实录》曰：“上举军平蜀，诏季兴自收元管属郡。荆南军未进，夔州连帅以州降继岌。” 就是说高季兴并未发兵，镇江军节度的属州自动投降了魏王李继岌。然而，三蜀之地平定后，高季兴却上表请求将夔、忠、万三州划归荆南，庄宗拒绝了这一请求。

明宗入继大统后，高季兴通过贿赂刘皇后、宰相豆卢革、枢密使张居翰以及韦说等人，终于获得了三州。《册府元龟》纪其事曰：“季兴数赂刘皇后与说及宰臣豆卢革。时枢密使张居翰年暮性昏，不酌可否，私相款昵，曲为奏之，内外附叶，因喻其请。” 虽然高季兴依靠极不光彩的手段窃取了三州，但明宗仍尝试部署对这三州的控制。所以，当后唐朝廷开始除授这三州的刺史时，高季兴却“拒而不纳”， 上言称：“已令子弟权知郡事，请不除刺史。” 高季兴的这种行为俨然公开挑战朝廷权威，引起明宗的不满，遂对外削夺高季兴的官爵，对内把曾经参与割地，与荆南暗通款曲的宰相豆卢革与韦说贬斥，并赐死贬所。 西方邺正是明宗部署荆南防御的重要人物，在明宗除授的接管夔、忠、万三州的刺史中，西方邺是夔州刺史，高季兴的“不纳”表现出对明宗部署的反抗，也激励了西方邺进取的决心。

其实，明宗对荆南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和到战的变化。同光四年（926）正月，庄宗将李绍文从洋州留后擢为夔州节度使， 但天成元年（926）五月，明宗登基不久，便“以夔州节度使李绍文为遂州节度使”， 将其调离夔州。而高季兴上书请明宗许三州，事在天成元年（926）六月底。 明宗对荆南政策的转变与部署以李绍文去镇为标志。高季兴向庄宗请求三州而未获准许，新即位的明宗将原有节度使调离，并答应了荆南的请求，许以三州之地，这可以视为明宗对荆南第一阶段的政策，企图用怀柔的策略以维持此地的安宁。但事与愿违，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朝廷不得不面对新的局面，也让明宗重新思考应对荆南的策略。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夔州刺史潘炕罢官，季兴辄遣兵突入州城，杀戍兵而据之。朝廷除捧圣指挥使西方邺为刺史，不受；又遣兵袭涪州，不克。” 罢去原蜀王所属夔州刺史潘炕的官职，时间应在明宗准许三州归荆南之前，必然与李绍文去镇的时间相距不远。高季兴入据夔州，当在天成元年六月左右。明宗虽然在豆卢革、韦说等人的怂恿下同意将三州之地划归荆南，但对控驭这些地方的意愿却一直未减，所以才有了除授刺史之事，奈何新除夔州刺史西方邺也受到的高季兴的排斥，明宗对荆南的策略始由和转战，即第二阶段以西方邺获授夔州刺史为标志，后唐与南平之间的战事才拉开序幕。

天成二年（927）二月，明宗下制削夺高季兴官爵，并进行讨伐荆南的军事部署，以襄州节度使刘训充南面招讨使，许州节度使夏鲁奇副之，“统蕃汉马步四万人进讨”，以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邺为副招讨使”，并且让湖南节度使马殷以湖南全军会合，意欲“三面齐进” 讨平荆南。战事进展并不顺利，所谓“攻之，不克”， 事实上“训等无功见黜，诸将皆罢，璋未尝出兵”，反而只有夔州刺史、东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西方邺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这便是诸书所记载的天成二年（927）七月“夔州刺史西方邺奏，杀败荆南贼军，收峡内三州”。 所指的“峡内三州”就是夔、忠、万三州，《通鉴》载“西方邺败荆南水军于峡中，复取夔、忠、万三州”。 这就为他继续经营荆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明宗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西方邺收复被荆南阴谋窃取的夔、忠、万三州后，在后唐的平叛战争中掀起一波高潮。因为他收复之后曾“画图上进”， 《册府元龟》记其事曰：“明宗天成二年九月，以峡路招讨西方邺进兵杀败荆南贼船，收复忠、万、夔等州，图一面，陈于通天门外，俾将校观之。” 这一突出的战绩，给讨伐荆南无功而返的后唐大军带来一丝生气与些许自信，明宗予以大力宣传。为了扩大战果，朝廷决定将夔州升军，并在此地建立节度使。天成二年（927）秋七月“丙寅，升夔州为宁江军，以邺为节度使”。 两《五代史》西方邺本传直接指出这是朝廷为了奖掖西方邺的功勋，认为“惟邺独取三州” 所以建节。“屡奏克捷” 无疑是西方邺能够建节的核心因素，是朝廷考量的重要内容，但这绝非唯一的原因。胡三省言：“赏破高季兴军，复夔、忠、万之功也。” 似乎略显单薄，若从宁江军所处的位置来看，其战略意义在诸家争衡时恐怕更为重要。夔州、忠州与万州连成一片，对西是节制川蜀的堡垒基地，对东是控扼荆南的咽喉之地。若从整个国家战略而言，毋宁西方邺的功业是必须的，但在此地置军建节恐怕是明宗更为长远的战略考量，不能完全视为是对西方邺个人功绩的奖励。

虽然西方邺已于天成二年（927）七月被朝廷授予旌节，但中央正式派遣使臣赍送旌节官告却迟至天成三年（928）。据李匡尧在撰写济阳蔡某的墓志铭时交代，蔡某在天成三年（928）曾“恩赐朱绂银鱼”，并且“充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邺旌节官告国信使”。 蔡某出使，除了上述职责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慰问西方邺，表达朝廷的重视，因为正是天成三年（928）四月，朝廷又给他“加检校太保”， 极尽恩宠。

西方邺取得夔、忠、万三州于后唐讨荆南之战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但取归州于西方邺来说却可谓是锦上添花。天成三年（928）三月，“西方邺上言，收复归州”，不久，又奏“于归州杀败荆南贼军”。 而司马光则系年于二月五日，谓“壬辰，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邺攻拔归州；未几，荆南复取之”。 此后，西方邺与荆南对归州的控制权在不断更换，直到当年（928）十一月“忠州刺史王雅取归州”， 次月十五日，高季兴去世，后唐才真正接管了归州。

五、隐晦的真实：西方邺仕梁与杀判官谭善达事考实

盖棺未必定论，王豹所撰《西方邺墓志》从志主的先祖起源、家族谱系、生平仕履、功勋荣誉、婚姻子嗣等各个方面记述了西方邺及相关问题，可谓全面而周延的碑传叙述。然而，史料叙事文本并非历史的真实，碑铭撰写格式化的叙事手法与隐恶扬善的主观意图都会造成碑铭文本的失真。从多维度的史料文本入手，对各种记述进行辨析，才有揭开诸般文本神秘面纱，探索历史形态原貌的可能。就《西方邺墓志》的内容来看，亦未能摆脱该类文本叙述本身的缺陷与窠臼。我们无从得知这是否由撰者王豹与西方邺家族之间的某种特殊联系所导致的结果，但隐去西方邺仕梁与诬陷谋杀判官谭善达的史实，着实体现了碑传史料的局限性。

（一）西方邺仕梁

西方邺初仕问题，与五代的政治格局和他早期的个人抉择密切相关，纵观《西方邺墓志》，全然找不到志主仕宦于五代后梁的任何蛛丝马迹。后唐自称承续李唐之统绪，建国号“大唐”。西方邺卒年与葬年分别在后唐天成四年（929）四月与八月，墓志志首题衔亦称“大唐”，此并无不妥。然墓志对西方邺以良家子应募庄宗的始末叙述尤详，却对初仕后梁的这段因缘未著一词，这固然受到碑铭撰述的文体特点与价值功能所限，但史事的阙失无益于全面完整地认识志主的生平，也暴露了碑传文献的局限性。

王豹在墓志中对西方邺出仕的情况与过程，临战的智谋与勇猛记述为：

时庄宗皇帝方举义旗，力扶王室。虽河朔已宁于生聚，而梁园尚阻于化风，莫不淬砺干戈，招延豪俊。时公以良家子应募，庄宗皇帝一睹崚嶒之貌，遽惊奇异之材，遂委雄师。日亲龙驭，夹洪河而对叠。欲近十年，临巨㜸以相驰，俄经百战。

该段叙事阐释了西方邺与李存勗之间良驹遇伯乐的际遇，着力勾勒西方邺以“良家子应募”而得到李存勗高度赞誉，并委以重任的过程。突出“良家子”的身份，即暗含了这是他的初仕。唐五代以“良家子”初仕是十分常见的情形，如唐玄宗时的周道冲与茹义忠二人，都是以“良家子”参军，终至显位。《周道冲墓志》言及曰“弱冠以良家子宿卫，初授黄州司法参军”， 而茹忠义则于开元中“以良家子战功居右，补泾州四门府别将”。 代宗时的李怀让，也“以良家子选羽林郎”， 安审琦最初的入仕途径也是“幼以良家子事庄宗为义直军使，迁本军指挥使”。 显然，以“良家子”入仕则意味着这是初仕，西方邺墓志中尽力凸显这一意图而与历史真实相乖离。从史传文献来看，这恐怕只是作者王豹的一厢情愿，终究只是他美好的愿景。

两《五代史》西方邺本传对他入仕的过程也有扼要的交代，薛史指出“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见用，复归。庄宗以为孝义指挥使，累从征伐有功”。 欧史所言与此略同。如前所论，西方邺生于唐景福元年，即公元892年，那么此处的“年二十”表明该年当为后梁开平五年，公元911年。但两《五代史》本传所提供的另一份信息却在墓志文字中没有得到任何呈现，即“南渡河游梁，不见用，复归”之事。这表明西方邺出仕的首选显然不是李存勗而是朱温，但是他却并未受到朱温的礼遇。因为没有得到梁的重用，他才返回定州，这才有了欧阳修所说的“复归庄宗于河上”的事。王豹在墓志铭中只字未提，薛居正与欧阳修从史家的角度进行了记述，但在某些细节方面仍有疏漏，唯《册府元龟》所记，尤为详备，曰：“西方邺弱冠归梁，得侍左右，忿无权位。归庄宗于河上，以为奉义指挥使，每从征伐，咸以身先。” 如果说本传中“不见用”还无法完全确定他是否仕宦于梁，那么此处的“得侍左右”则力证此事属实，且西方邺离开的原因是“忿无权位”，这便与“不见用”相呼应了。

西方邺投奔李存勗麾下的时间，诸传世史传均未见载录，唯墓志对此却有所交代，其中尤为关键的信息是提到李存勗“方举义旗，力扶王室”。若以西方邺的年岁推演，他弱冠之时渡河仕梁，其时为公元911年。该年河北局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乾化元年（911）八月，燕王刘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元应天，并不断扩展地盘，十一月，便“将兵二万寇易定，攻容城，王处直告急于晋”。次月，晋王遣周德威“将兵三万攻燕，以救易定”。 此后，李存勗与燕主守光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争夺战，到乾化三年（913）十一月，“卢龙巡属皆入于晋，燕主守光独守幽州城”，在求援契丹而未得，求降于晋而不允的困境中，守光表示“俟晋王至，吾则开门泥首听命”。二十三日，晋王李存勗到幽州城下之后，与守光之间的一段对话颇有玩味的必要，李存勗说：“朱温篡逆，余本与公合河朔五镇之兵兴复唐祚。公谋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镇、定二帅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败须决所向，公将何如？”

刘守光之僭越称帝，实际上是坠入了他人的圈套，被李存勗设计所致，其中最为致命的一步是李存勗联结镇州节度使王镕、易定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军节度使宋瑶等“同遣使奉册，推守光为尚父”，薛居正明言这是“以稔其恶” 的行为。姑且不论李存勗上述话语的真正意图，至少在王豹的解读中，当时的李存勗是“方举义旗，力扶王室”之人。如果从这点出发，那么西方邺投奔李存勗的时间应该在此年前后，即乾化三年（913）左右。其实这一时间问题在墓志中有蛛丝可循，西方邺在庄宗“方举义旗，力扶王室”之时投入麾下，此后战功卓著，乃至“欲近十年，临巨㜸以相驰，俄经百战”。李存勗于同光元年（922）四月才即位称帝，若将其“力扶王室”的“宏愿”前置十年，其时正值他对刘守光说出“兴复唐祚”之语的乾化三年（913）。

概言之，西方邺年方弱冠之时渡河仕梁，其时为公元911年。胸怀壮志的他却受到了梁主的冷遇，正是“忿无权位”的这种尴尬境遇才让他有了离开朱温的决心。乾化三年（913），李存勗讨下刘守光，在其“力扶王室”旗号的号召下，西方邺遂投奔于他，自此才归于庄宗麾下效力，并以功补为奉义指挥使。

（二）谭善达死事考实

隐恶扬善是碑传文献撰写的显著特征与积弊，然而，史料所涉及的西方邺事迹，尚有一例见于史传而碑铭未载，即西方邺杀判官谭善达之事。此事薛居正与欧阳修均有载述，文字记述完全一致，其言曰：

邺，武人，所为多不中法度，判官谭善达数以谏邺，邺怒，遣人吿善达受人金，下狱。善达素刚，辞益不逊，遂死于狱中。邺病，见善达为祟，卒于镇。

清人赵翼认为五代“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并援引此事作为“幕僚之祸”的论据。 薛、欧二史以“邺，武人，所为多不中法度”的措辞来为西方邺的过失寻找籍口。也许五代武人的所作所为“不中法度”之事确然存在，诚如赵瓯北所言“非理戕害”之类，但揆诸西方邺的家世仕履与文化修养，恐怕不能将其与所谓的“所为不中法度”的武人等而视之。西方邺的父亲既能发出“儒雅安能济国，非武艺不足进身”的感叹，且能以“掷笔以束书”的实际行动来凭借军功获得显位，固然表明当时社会氛围中，士大夫们对勇武的诉求日渐盛炽，却也展现了西方家族内部具有文儒的传统。

两《五代史》西方邺本传的撰者受五代乱世氛围的影响，为了彰显传主的功业，仅叙及西方邺的攻战，反而对其深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未著一词。王豹在《西方邺墓志》中讲述志主早年受教经历时指出：“年七岁，始就乡学，穷小经。十八入大学，览春秋大义。”此虽不无溢美之词，却至少能够表明西方邺在从军之前俨然接受过系统且良好的文化教育。至于其在临战应敌方面，墓志谓“公素探经史，宿蕴纵横。每于料敌之谋，常中必成之术”。显然是描绘了一个文武兼备的武将形象，而对不法之事的赘述无疑会使志主人物形象受损，所以才阙失了这部分的内容。但阙失并不是没有，通过分析诸多西方邺的“阴事”，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其人，才能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西方邺。

薛、欧二史提及谭善达时任“判官”，却未注明所任为哪一系统的判官。唐五代的使职事务繁居者，多置判官参掌其事。就地方而言，州县体系与使府系统均有设置“判官”的情况。西方邺先任夔州刺史，后于天成二年（927）七月建节宁江军节度使，直到天成四年（929）四月薨于任上，期间他一直在夔州开府。谭善达于何时在西方邺帐下担任“判官”，已不可考，但根据“邺病，见善达为祟”来判断，极有可能是在西方邺开府夔州期间，距西方邺去世之时不远。

地方州县与藩镇使府的判官，其执掌颇杂，除了担负文书籍帐、人吏管理等事务之外，还具有监察之职。 谭善达对上司“不中法度”的行为进行规谏，极有可能正是在履行其监察之权。至于西方邺所为何事溢出法度之外，谭善达数次进谏乃至引起西方邺的反感而萌生杀心，已于史无考，但想来必然和南平战事有关。因为朝廷设置宁江军的目的表面上是奖励西方邺的战功，实际上是为了节制川蜀，控扼南平。西方邺在任内表现，墓志极尽褒奖之能事，所谓“兵不黩而民不残，令自行而法自正。吏绝奸猾，盗去萑蒲。和气升而疠气消，冤声寝而颂声作”。正是在西方邺的治理之下，达到了“归峡送款，忠万投诚”的效果。两《五代史》本传反而描绘了一个与此形象相异的西方邺。

西方邺在正史中的形象是“为政贪虐”，这在墓志文本中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本传未曾涉及其贪污的情况，而诛杀谭达善似乎能表明其“虐”的一面，但稳妥起见，恐怕还不能仅据此一事就予以定性。从史传的表述来看，谭达善“数以谏”“每谏其失”引起了西方邺的反感，西方邺的表现“忿形于色”“邺怒”表明他也是极为豪爽，并不遮掩。即便身为武将，他也没有直接处理谭善达，反而通过司法途径来实施，这似乎也表现出了他文儒的一面。晚唐五代的州县与使府都有置狱的情况，动辄对辖区内的官员进行审查，但在“文事不彰”的五代，使用刑狱等司法途径来惩治顺逆，非一般武将所能遵守。西方邺意欲籍此来惩治谭达善，结果虽然是“下狱拷掠，死于狱中”， 但这却反而体现了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也说明了他与一般目不识丁的跋扈武将并不相同。

碑铭文本阙失了西方邺仕梁与杀谭善达之类的“阴事”，虽然从其特点与功能来看不可置喙，但史事的阙失俨然造成了志主形象的失真。经过考证，仕梁才是他的初仕，只是由于“不见用”，所以他才愤然离去。诛杀谭善达也非空穴之风，但西方邺能够依靠司法途径来实现其目的，表明其人物形象中文儒的一面。

六、结 语

五代战乱频仍，文武之别判若云泥，如史弘肇“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那般激进的认知似为主流，而“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 的识见便显得难能可贵。时代造就了勇武之风大盛的土壤，弃文从武是时人仕进的优选。西方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凭借武功而发迹、乃至建节的佼佼者。

王豹在《西方邺墓志》中描绘的形象与两《五代史》西方邺本传中的记载颇有异同，西方邺之母《刘氏墓志》的记载对勾勒西方邺生卒年与家族谱系颇有价值，分析不同文献中的记载，对了解其兄弟排行与家族情况不无补益。西方邺在庄宗麾下战功卓著，曾受命以曹州刺史领兵驻守汴州，防御李嗣源大军，却无法抵御石敬瑭的攻势，弃城而逃，当庄宗再次任命他组织防御之时，他却不失时机地投入明宗账下，成为明宗的得力战将。终于在对荆南的战事中崭露头角，以军功建节宁江军节度使，成为明宗朝节制三蜀，控扼荆南的基堡与屏障。

相较于墓志而言，史传文本对更加真实的记载了他的“阴事”，诸如仕梁与杀谭善达之类。认识一个完整的西方邺，必须将他的经历和抉择与时代的变迁相结合，虽然他以勇武而名世，但我们仍不能忽视西方邺本身所具有的文儒传统。

附记：本文曾提交“纪念漆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2023年8月，河北大学)、“异域同天：东亚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2023年5月，重庆大学)，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评议和指导，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和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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