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住在后河村头，靠近那条把村子一分为二的老河道。河水在夏天会涨起来，冬天几乎干涸见底，露出光滑的鹅卵石。二十多年前，那里是我和村里孩子的乐园。

我家住在后河村头，靠近那条把村子一分为二的老河道。河水在夏天会涨起来，冬天几乎干涸见底，露出光滑的鹅卵石。二十多年前，那里是我和村里孩子的乐园。

小卖部挨着河，是后河村唯一的小卖部，老板叫张林生，个子不高，总穿灰色中山装，一年四季都那一套，只是厚薄有别。小卖部白墙红瓦，门口有棵老槐树，树下摆着两张残缺不全的塑料凳，夏天总有人坐在那喝啤酒，冬天就空无一人，那塑料凳就积了厚厚的灰尘。门前还养着一条黄狗，叫”发财”，据说是张林生从小养到大的，黄狗总躺在门口睡觉，尾巴不时摇两下。

我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叫李瑞。每天骑着自行车去隔壁村的星光小学上课，来回得四十分钟。我爱这份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能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也是件幸福的事。

说起和张林生的交情，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天我骑自行车上学，起得晚了些，骑得急，半路车链子断了。我站在村口，抓着头无措，正巧看见张林生从小卖部走出来，手里拎着热气腾腾的塑料袋。

“李老师，咋了这是？”他放下塑料袋，走到我跟前。

我尴尬地笑笑，指着自行车：“链子断了，今天怕是要迟到了。”

他看了眼手表：“我送你去吧，我儿子的电动车在家放着呢。”

我连忙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耽误你做生意。”

“没事，这会儿也没人来。”他说完转头朝小卖部喊：“老婆，我去送李老师，你看着点店！”

小卖部的纱窗后面传来一声”知道了”。

张林生骑车带我一直到学校门口，正好赶上上课铃响。下车时，他把塑料袋塞给我：“这是早上蒸的馒头，你带着，中午饿了垫垫肚子。”

我还没来得及谢他，他已经骑车走了，只留下一阵尘土和引擎的轰鸣声。

馒头是白面的，掰开还冒着热气，散发着麦子的香味。我一个上午都能闻到那股香，中午吃的时候，比学校食堂的菜都香。

第二天，我把自行车推到村口，准备去县城修一修。没想到刚走到村口，就看见张林生站在那里，手里依旧提着一个塑料袋。

“李老师，我看你自行车坏了，这两天我送你上班吧。”

我有些愣住：“这怎么好意思…”

“没啥不好意思的，”他憨厚地笑了笑，“这不，给你带了两个馒头，家里多蒸的。”

这一送，就是整整三个月。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在村口等我，然后骑着那辆有些掉漆的电动车把我送到学校。每天都会带两个刚出锅的白面馒头，说是他儿子爱吃，多蒸了几个。

关于张林生的儿子，我知道一些。他叫张国庆，比我小两岁，今年三十八岁了。在县城一家建材商店当销售，已经结婚，有个五岁的儿子。张林生常说起他，语气里总是带着骄傲。

“我儿子现在赚钱了，让我别开小卖部了，他养我。”他一边骑车，一边扭头跟我说，“可我这人闲不住，再说了，开了一辈子小卖部，习惯了。”

我点点头，闻着塑料袋里馒头的香气，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后河村一到夏天，空气里就带着湿漉漉的闷热。那天傍晚，我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批改作业，门口蚊香袅袅升起的烟雾中，我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抬头一看，是小卖部张林生的老伴，一个瘦小的女人，平时很少说话，喜欢穿蓝色的格子衫。她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李老师，你…你能不能去我家一趟？林生他…有点不太好。”

我赶紧放下作业本，跟着她快步走到村头的小卖部。

小卖部里有股发酵过度的馒头味和陈年的烟草混合的气味。进了里屋，看见张林生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张纸，神情凝重。地上扔着几个啤酒罐，还有半包皱巴巴的”红双喜”烟，他很少抽烟的。

“林生叔，怎么了？”我轻声问。

他抬起头，眼眶有些发红：“国庆…他高考落榜了。”

我愣住了：“什么高考？他不是…已经工作了吗？”

张林生长叹一声：“他一直在自学，想考大学。今年报了成人高考，想考咱县城的职业技术学院，学建筑。刚接到电话，差十分…”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次张林生提起儿子时那么自豪。原来张国庆一直有个大学梦。我想起村里传闻，说张国庆当年高中毕业分数不够，家里又没钱交赞助费，就没能上大学。

“他这都是第三次考了，”张林生说，“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这次他说了，要是再不行，就不考了…”

看着他失落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林生叔，你等我一下。”我转身跑回家，翻出放在床底下的一个旧皮箱。皮箱有些发霉，上面还贴着新婚时的大红喜字，已经褪色了。箱子里放着我的一些旧物，其中有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我翻出档案袋，里面有一张已经泛黄的证书，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把证书小心地装进一个文件袋，又匆匆跑回小卖部。

张林生还坐在床边，他老伴正在灶台前忙活，给我倒了一杯水。水杯有些旧了，杯沿有个缺口，水从那里溢出来一点，在桌上洇开一小滩水渍。

我把文件袋递给张林生：“林生叔，你看看这个。”

他疑惑地接过来，慢慢打开，抽出那张泛黄的证书。看了半天，他有些不解：“这是啥？”

“这是二十年前，我们县教育局举办的’春蕾计划’助学活动的证书，”我解释道，“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个证书上写着，持有者可以为一名贫困学生提供全额大学学费资助。”

张林生盯着证书看了很久，眼睛里渐渐有了光亮：“这…这还管用吗？”

“管用，”我肯定地说，“这个证书没有使用期限，我一直留着，想等遇到真正需要的人时再用。”

我没告诉他的是，这张证书是我大学毕业那年，用了三个月的实习工资换来的。那时的我，刚刚走出贫困，知道教育对于改变命运的重要性。

张林生的眼眶湿润了：“李老师，你这…”

“林生叔，这二十年，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你家的馒头吗？”我笑着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止这张证书值的钱。”我把水一饮而尽，“再说了，国庆如果能考上大学，以后能多帮多少人呢？”

张林生放下证书，突然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铁盒。铁盒上印着”大前门”香烟的图案，已经掉漆了。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

“李老师，你可能不记得了…”他颤抖着从纸堆里抽出一张，递给我，“这是二十年前，你刚来村里教书的时候，给国庆批改的作文。”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篇题为《我的梦想》的作文，字迹稚嫩，却工整清晰。作文最后，我用红笔写道：“国庆同学，你的梦想很美好，希望你永远不要放弃。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

我愣住了。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二十年前，我第一年当老师，国庆是我班上的学生。那时他是个安静的男孩，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很少说话，但作业总是做得很认真。

张林生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国庆，你…你先别灰心，爸这边…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张林生的眼泪流了下来：“你还记得…记得李老师吗？就是当年教你语文的那个…对，就是她，她说可以资助你上大学…”

他的声音哽咽了，说不下去，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来，简单地解释了证书的事情。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李老师，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用说什么，”我说，“就当是还你爸这些年送我的馒头吧。”

挂了电话，张林生的老伴已经擦好了眼泪，从灶台上端来一盘热腾腾的馒头：“今天刚蒸的，李老师尝尝。”

馒头依旧是那个味道，朴实无华，却温暖人心。

张林生坐在我对面，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李老师，你知道吗，国庆之所以想学建筑，是因为当年你那篇作文的评语。”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那篇作文其实是瞎写的，那时候村里就有人盖房子，他就写想当建筑师。”张林生微微笑了，“没想到你那句话，他记了二十年。”

窗外，夏日的暮色渐渐笼罩了后河村。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和村头大喇叭里的广播声。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这三个月来，张林生每天都要给我送馒头。

“其实，国庆高中毕业那年，差一百多分才能上大学，不是什么’差那么一点点’。”张林生忽然说，“但他不想让你知道，怕你失望。”

我笑了笑，咬了一口馒头，久违的麦香在口腔中弥漫。

两个月后，张国庆收到了县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特意回村里，带着他五岁的儿子来我家道谢。他长得很像他爸爸，个子不高，有一双诚恳的眼睛。

“李老师，这是我儿子国强。”他推了推身边的小男孩，“国强，叫李奶奶。”

小男孩怯生生地叫了一声”李奶奶”，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画着一座高楼，递给我：“李奶奶，这是我画的，将来我要像爸爸一样盖房子。”

我接过来，郑重其事地在背后写下：“国强同学，你的梦想很美好，希望你永远不要放弃。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

张国庆看到这行字，眼圈一下子红了。

那年秋天，张林生依然每天给我送馒头，但不再送我上班了。我的自行车修好了，他说他要多些时间准备馒头，因为要给儿子送去县城。

“李老师，”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做了一辈子小卖部老板，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我儿子能比我强。现在，他真的要比我强了。”

我点点头，闻着塑料袋里馒头的香气，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二十年后，或许在县城的某个建筑工地上，会有一位建筑师指挥着工人们建造一座房子。那位建筑师的口袋里，或许装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他父亲留下的馒头的香气和一个小男孩的梦想。

后河村的秋天来得很快，一夜之间，槐树的叶子就黄了一半。小卖部门前的塑料凳上落满了树叶，但总有人把它们拂去，然后坐下来晒太阳。

河水渐渐浅了，露出河床上的鹅卵石，光滑圆润，仿佛时光磨砺过的梦想。

村子里的人都说，张林生家的馒头是后河村最好吃的。我知道，那不仅仅是面粉和水的味道，更是二十年时光的发酵和一个老人对儿子未完成梦想的守候。

每当我拿到那个装着馒头的塑料袋，总会想起张林生说过的一句话：“李老师，你知道吗，有些东西，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承载的，可能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希望。”

就像那张泛黄的证书，就像那篇评语，就像每天清晨的一个普通的白面馒头。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