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权力、基督教与哲学宛如三根重要支柱，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共同支撑起社会的精神与秩序大厦。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三者之间的传统秩序面临诸多冲击与挑战，重建权力、基督教与哲学的三联秩序，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今天，咱们就一同踏上探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权力、基督教与哲学宛如三根重要支柱，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共同支撑起社会的精神与秩序大厦。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三者之间的传统秩序面临诸多冲击与挑战，重建权力、基督教与哲学的三联秩序，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今天，咱们就一同踏上探寻三联秩序重建的旅程。

权力、基督教与哲学：各自的角色与传统秩序

权力：社会运行的掌控力量

权力在社会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它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各项事务得以推进的重要保障。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权力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执行政策，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运用权力调配资源，规划并修建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促进经济的互联互通。在社会治理中，权力用于维护治安，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权力的行使旨在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推动社会朝着预定目标前进。

基督教：精神信仰的重要基石

基督教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宗教信仰，对众多信徒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它为人们提供了道德指引和心灵慰藉，塑造着信徒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基督教教义中的爱、宽容、善良等理念，引导着信徒在生活中关爱他人、与人为善。在历史上，基督教教会在社会福利、教育等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教会开办学校，传播知识，培养人才；设立慈善机构，帮助贫困人群，缓解社会矛盾。基督教的存在，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温暖而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

哲学：智慧探索的思想源泉

哲学则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思想指引。哲学家们通过对世界本质、人类存在、道德伦理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探究，提出各种理论和观点，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从古希腊哲学家对自然和人性的思考，到现代哲学对社会现象和科技发展的反思，哲学始终在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理想形态以及人类的未来走向。它为权力的行使提供理论依据，为宗教信仰提供理性反思，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源泉。

在传统秩序中，权力、基督教与哲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权力的行使往往受到基督教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的约束与指导。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教义被视为社会的正统价值观，权力的行使需要符合宗教教义，以彰显其合法性。同时，哲学思想也为权力的运行提供理论支撑，不同的政治哲学流派为政府的治理方式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基督教与哲学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哲学思辨为基督教教义的阐释和发展提供了理性工具，而基督教信仰则为哲学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素材和价值导向。

三联秩序面临的挑战

权力的世俗化与扩张

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逐渐走向世俗化，宗教对权力的影响力减弱。在现代社会，权力更多地基于政治、经济等现实因素运行，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这种世俗化使得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宗教道德和哲学理性的约束，导致权力滥用的风险增加。例如，一些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过度开发资源，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这就是权力在缺乏有效约束下的不当行使。同时，权力的扩张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政府权力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可能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引发社会不满。

基督教影响力的式微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世俗化思潮的兴起，使得基督教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生活和现实利益，对宗教信仰的热情有所减退。在一些地区，教堂的礼拜人数减少，宗教传统的传承面临困境。基督教在社会福利、教育等领域的作用也受到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与挤压。例如，现代公立教育体系的完善，使得教会学校的影响力下降。基督教影响力的减弱，导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提供的精神凝聚力和道德约束。

哲学与现实的脱节

哲学在现代社会也面临着与现实脱节的问题。一方面，哲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学术化，许多哲学理论晦涩难懂，远离大众生活。哲学家们的思考往往局限于学术圈子，难以对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实际影响。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如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人工智能伦理、气候变化等，传统哲学思想在应对这些新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未能及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哲学与现实的脱节，使得其作为思想指引的作用大打折扣。

重建三联秩序的意义

规范权力运行

重建权力、基督教与哲学的三联秩序，有助于规范权力的运行。基督教的道德教义和哲学的理性思考能够为权力的行使提供价值约束和理论指导。当权力的行使符合宗教道德和哲学理性时，可以避免权力滥用，确保权力用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福祉。例如，哲学中的公平正义理论可以引导政府在资源分配、政策制定等方面更加公正合理，基督教的慈善精神可以促使权力部门关注弱势群体，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

重塑精神信仰

对于基督教而言，重建三联秩序能够帮助其重新找回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重塑人们的精神信仰。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压力和困惑，精神世界渴望得到滋养。基督教可以借助与权力和哲学的互动，更好地传播其积极的价值观，为人们提供心灵慰藉和道德指引。通过参与社会事务，如在社会福利、教育等领域发挥作用，基督教能够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增强社会的精神凝聚力。

推动哲学发展

重建三联秩序也为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哲学可以从基督教的信仰实践和权力的现实运行中获取新的思考素材，推动自身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例如，在研究宗教与社会关系、权力与道德等问题时，哲学能够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对人类社会本质的认识。同时，哲学也能够更好地回应现实社会的需求，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发挥其作为思想引领的重要作用。

重建三联秩序的可行路径

加强权力的道德与理性约束

政府权力部门应主动接受基督教道德和哲学理性的约束。在制定政策和行使权力时，引入宗教道德和哲学思考的因素。例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邀请宗教学者和哲学家参与讨论，从不同角度审视政策的合理性和道德性。同时，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机制建设，确保权力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权力行使者的道德素养和哲学思维能力，使其在工作中能够自觉遵循道德和理性原则。

促进基督教的现代转型与社会参与

基督教教会应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自我转型。一方面，创新宗教教义的传播方式，利用现代媒体和网络平台，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加大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投入，与政府、社会组织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在环保、扶贫等领域开展项目，通过实际行动践行基督教的慈善精神，提升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同时，鼓励信徒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将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推动哲学回归现实与创新发展

哲学界应努力推动哲学回归现实生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哲学家们应走出学术象牙塔，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讲座、撰写通俗读物等方式，将哲学思想传播给大众，提高民众的哲学素养。针对现实社会中的新问题，如科技伦理、社会公平等，开展深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加强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吸收多元文化的智慧，推动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权力、基督教与哲学的三联秩序重建，对于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加强权力的道德与理性约束、促进基督教的现代转型与社会参与以及推动哲学回归现实与创新发展等可行路径，我们有望重建这一三联秩序，为社会的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理论支撑。对于权力、基督教与哲学的三联秩序重建，你有怎样的看法和建议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一起探讨这个关乎社会发展的重要话题。

参考：1959年6月9日，沃格林应邀在慕尼黑做了题为“西方世界精神与政治的未来”的讲座。在讲座中，他结合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欧洲文明乃至更为广泛的西方文明的处境进行了分析。当时的知识氛围，是斯宾格勒的西方衰落论和汤因比（Arnold Toynbee）某种程度的悲观主义文明观。[307]沃格林认为，西方世界确实处于精神的无序之中，但无序的根源是可以找到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方面的重建工作，皆有可能；悲观主义的衰落论，忽视了最重要的文明因素——人的自由。[308]从沃格林的这一讲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运用于对现实政治社会的观察时会如何展开，并达到何种结论。沃格林对西方世界重建秩序的建议，尤其值得关注。它表明了沃格林的政治态度。

沃格林说，反思现实需要确立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对完美社会的理解。而完美社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该社会能够存活下来；第二，它必须拥有正确（correct）的精神秩序。[309]按此标准，我们可以检讨西方世界所处的状况。由此，沃格林首先探讨了西方世界的存活秩序（viable order），其次探讨了西方世界的精神秩序（spiritual order）。

沃格林认为，政治社会的存活，在现时代，必须考虑的事实是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时代。所谓工业社会，是指社会的生产和经济供应建立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科技之上。一个现代政治社会要存在，必须具备若干条件，以满足工业社会之需。首先，它必须统治范围辽阔的地区，不能是一个小国。其范围例如欧洲、苏俄帝国或者美国、拉丁美洲或中国、印度。沃格林提到统治范围与工业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人口、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在他看来，统治范围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有关。[310]他认为，现代政治社会是一个工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

沃格林描述了“西方”概念的来源。他指出，19世纪早期，欧洲诸民族国家并列，各国规模就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还算足够大；但相对于俄罗斯，则显得十分微小。拿破仑在1802年提出，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西方人与俄罗斯。拿破仑试图整合西方，以对抗俄罗斯力量的扩张。“一战”和“二战”以后，拿破仑的名言更加得到了验证。沃格林认为，“二战”表明，甚至欧洲国家的联合，都是不够的；在新的科技条件下，应当考虑美欧的联合，由此形成“西方”世界。[311]否则根本无法处理与俄罗斯、中国的问题，以求维持自身的生存。当我们说“西方”时，指的就是包括美欧在内的权力巨无霸。

上述考虑之外，还要注意到现代军事技术的影响，这是由核武器问题引出的。核武器是自杀性的军事技术。在核战争的阴影下，按照过去的权力平衡的理念，无法维持各自社会的生存。然而，另一种可能因之发展出来，这就是超越文明共同体的“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的形成。全球社会由几个大的权力巨无霸组成，这些权力巨无霸必须和平共处，否则就会同归于尽。此种全球社会具有精神上的统一性。

[312]不过，回到西方世界的问题，沃格林说，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所有的非西方世界都在西方化，特别是以美国为生活方式之标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相信，工业社会的引入，将带领他们过上美国人的那种富裕生活。由此，世界范围内发生了革命。革命的目标，是把整个世界都提高到工业文明的水平。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走到了终点，各个政治社会皆致力于工业化，以维持其生存，并希望达到欧美的水平。美国和欧洲，是这场世界革命的中心。

沃格林的结论是：西方没有衰落，相反，西方人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整个世界都被“欧洲化和美国化”了。即使其他地区的人带着仇恨接受了工业化，然而，欧美人的生活方式，成了人类的标准。西方人应当为成为人类的革命中心而自豪。[313]

然而，在精神秩序方面，西方世界，确实存在着需要反思的问题。沃格林由此展开了他关于精神秩序的讨论。沃格林说，西方人历来存在于两套秩序——世俗秩序与精神秩序之中。在中世纪，二者原是分立的，前者由皇帝代表，后者由教皇代表。此为政教关系第一个阶段的原则。在但丁的著作中，受阿维洛伊主义的影响，但丁设想的世界帝国把精神权力不再赋予教皇，而是赋予了哲学家。

宗教改革之后，民族国家形成，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需要重新安置。教会卷入了无休止的宗教战争，有法国大学问家博丹出，以神秘主义为法宝，将教会的世俗权力，完全剥夺，由此新的秩序，得以形成。国王掌握绝对权力，接受非教条主义的哲人的建议，进行统治，教会不再具有公共性。在这一阶段，非教条的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是精神秩序的代表者。此为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世纪。在孔德那里，世俗权力由技术专家掌控，精神秩序则由实证主义知识分子来代表，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意识形态专家。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各个时期，两套秩序一直存在，问题只是两套秩序如何体现？其代表各自是谁？[314]

不过，沃格林认为，上述描述，对于理解西方人的精神秩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哲学家作为权威实际上可以成为第三种力量。沃格林说，欧洲秩序的来源，实际有三：权力、启示与理性。哲学家的权威，涉及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在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315]中，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哲学和伦理学的影响。按照哲学家的理解，人类世界的秩序，必须是一个正义的秩序，理性在此发挥巨大的作用。

沃格林说，帝国的权力、哲学的权力与启示宗教的权力，三套秩序分立而统一，支撑起了罗马帝国。沃格林由此指出了西方秩序的法则（law），他写道：“当三种权威来源处于平衡状态，一方不能制服另外两方时，我们就拥有秩序。如果一方吞噬了另外两方，或者将三种功能合而为一，失序就会出现。”[316]按照此一法则，极权政体带来的失序，正在于它否定了三者之间的平衡，军事或国家的权力，同时掌握了本该由教会和哲学家拥有的精神权力。实证主义者炮制的意识形态，则将宗教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以意识形态的功能取代了宗教和哲学的功能。

然而，问题在于，失序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世俗权力、基督教和权力不能处于平衡的格局中？沃格林说，根源必须到基督教中去找。这一观点，并不是对基督教的批判。依据沃格林的描述，基督教的特点，是以一神取代多神，这样的结果是，世界不再是诸神的世界，世界是一个没有了神圣性的世界，神圣性仅仅与超越领域有关。当世界被剔除神圣性，人受到的约束便被打破了，人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自然科学由此发展出来。这种发展，为西方特有。17世纪的培根“知识就是（对世界的）权力”的名言，是人的力量的展示，其前提则是基督教所完成的对世界的去神圣化。[317]比较而言，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皆未发展出自然科学，沃格林的解释就是：因为那里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对世间“诸神”的清理，由此科学研究活动缺乏合法性。[318]

然而，基督教本身对世俗秩序语焉不详；基督教也缺乏自己的哲学。罗马帝国秩序和亚里士多德哲学，都是基督教历史上偶然接触的事物。西方人由于此三者的遭遇，终于确立起文明的秩序。而在俄罗斯，教会则缺乏类似的经历。沃格林以“知识真空”来描述俄罗斯。他说，列宁的观点正是此种知识真空的体现。因为俄罗斯缺乏古典哲学传统的滋养，故而现代意识形态，毫无障碍地征服了俄国人的头脑。沃格林说，此非共产主义使然，而是俄国人自身精神上的贫乏空虚所致。“这里是一片荒地，基督教未曾碰触过，任何东西都能进入那里人们的头脑。”[319]

沃格林描述了失序的进程。他把失序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16世纪，教会分裂，信仰划分，宗教战争爆发，结果是教会的权力尽失，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兴起，教皇在国际事务中不再发挥作用。作为秩序权威来源之一的教会，其权力被摧毁了。最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科学与哲学分离开来。西方人进入了“科学支配与意识形态霸权的时代”[320]。哲学的公共性丧失了，哲学家依然在写作，但哲学家说的话，已经不再有人在意。这样，西方极权主义政体，便应运而生。

基于上述分析，沃格林就精神秩序的重建提出了他的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很好地组织一个世俗秩序，使其能够与基督教和哲学相配合。沃格林的建议有三：第一，在世俗秩序方面，沃格林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市民政府（或曰民主），可以很好地协调三者。市民政府秩序是值得捍卫的秩序。他指出，市民政府的内在精神是基督教，它必须对反基督教或反哲学的意识形态予以抵制，否则便不能良好运行。第二，教会必须自我反省，抵制神学中的原教旨主义。教会不能自娱自乐，必须发挥其重建精神秩序的重要作用。第三，复兴哲学，让理性自由地表达自身，与各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沃格林特别批评了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精神上的贫乏。他说，在大众媒体时代，当好与坏被同等对待，好的东西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321]

从沃格林的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沃格林没有否定现代性，他对西方人在物质文明上的成就予以肯定，对工业社会予以肯定，他认为恰恰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没有衰落。第二，西方人在精神秩序上确实存在问题，但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市民政府（民主）的建立来解决。我们看到，沃格林不反民主，反而是支持自由民主政体的。第三，沃格林有自觉的西方文明意识，这在他讨论苏俄问题与中国问题时，尤其明显。第四，沃格林并不仅仅从基督教来思考问题。诚然，基督教及教会得到了沃格林的重视，但重建哲学，重续古典哲学传统，在他看来，同样十分重要。沃格林甚至把秩序的来源之一交给哲学家，这在科学统治和意识形态霸权时代，难能而可贵。沃格林断言，如果丢掉了古典哲学传统，世界的失序状态依然难以摆脱。

来源：时间煮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