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主持审定、决策了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主持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主编《中国水利》等。
文 | 陈苏
钱正英，1923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嘉兴。水利水电专家。
1952年至1974年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74年至1988年任水利电力部、水利部部长。
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主持审定、决策了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主持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主编《中国水利》等。
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6月获中国工程科技奖，2014年6月获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2015年4月15日，北京的天气像孩子的脸，前一刻阳光很好，杨絮飞舞，后一刻9级大风，雷雨和13年来最强沙尘，轮番上阵。
就像钱正英风云变幻的传奇一生。
在一幢典雅的院落，鲜花盛开，我们见到92岁的钱正英，她精神矍铄，十分健谈，既有着长期居上位者的气质，又有着经历一世风云的耄耋老人的通达。
新中国最“老”的部长
钱正英是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水利部长。
“那年邓小平接待卡特总统，向卡特介绍， 她是中国最老的部长。他指的是“longest＇，翻译却直译成＇oldest＇ 我从1952年底， 当水利部副部长，1974年当部长，直到1988年，当了20多年副部长，15年部长。”
1952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编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时，钱正英只有29岁，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女部长。当时部长是傅作义，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钱正英是负责业务的副部长。
早在两年前、钱正英已是有名的“黄毛丫头”部长。1950年3月，年仅27岁的钱正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事后，钱正英得知，讨论名单时，有人反对，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此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全国，她调任水利部后，遇到李先念，对方问，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钱正英到华东水利部第一件事，是调查当时争议很大的新沂河该不该修，调查后，钱正英认为该修，但需上级政府支持。她带着报告到水利部，见到副部长李葆华，后者带她去向政务院总理（编注：1954年改称国务院）周恩来汇报，并得到支持。这是钱正英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兴奋又紧张”。
同年，淮堤决口，治淮委员会成立，钱正英兼任工程部副部长，部长是钱正英的嘉兴同乡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
1951年秋，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并安全度汛后，钱正英和相恋8年的黄辛白在上海结婚。婚后，钱正英没多做停留，回到治淮第一线。1952年，在淮河工地上，钱正英怀孕了，而对紧张繁琐的工作，她怕影响整体工作，考虑打掉孩子，在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劝说下，才打消顾虑。她一直工作到分娩前，产后，又很快投入工作。
1952年，调任水利部任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部长，到1988年她离开水利部，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此间36年，钱正英见证了中国水利事业的大发展。
在任期间，她主持研究、制定一系列关于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与保护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办法， 主持编制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治理规划和全国水利建设长远发展纲要，主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起草，主持审定、决策了许多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并亲自处理了施工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难题。
生活中的钱正英
1981年1月4日晚7点53分，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滚滚江水驯服地从已建成的巨大的泄水闸东流而下，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
宣布截流成功的一刹那，强烈的闪光灯下，在场的记者发现钱正英的眼中闪着泪花。
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水头大流量、径流式水电站，建设过程中遇到许多技术难题。
在葛洲坝的工地上，曾流传着一个钱部长向国务院立下的“军令状”。
按预定进度，1980年冬到1981年春，截断长江原来的河道，让巨流改道经由左岸泄水闸流出，抬高上游水位，实现通航发电。
但葛洲坝截流的难度大。
因此，国务院需要做出重大决策：是按原定进度，还是推迟一年截流。这个决策需要根据两个条件来判断：第一期工程是否有把握投入使用、截流工程是否有把握在1981年夏季洪水到来前完成。
作为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经过反复实地考察，同各方面专家讨论，提出肯定的报告，大江截流有相当把握，建议授权工地按时机决定截流的具体时间。这就是钱部长的“军令状”。
大江截流从1981年1月3日上午7点半开始，左右两岸以每秒钟2～4车向龙口倾泻物料，当两岸戗堤前进到约100米时，泄水闸上下游的人工新河还没有冲刷到设计要求，这是截流的关键，如果不给巨大的水流以充分的新出路，任何力量也不能堵住长江。钱正英和其他副部长及总工程师们仔细勘察人工新河的形势，断定新河能够及时冲刷扩大。
晚上10点，指挥部召开战地会议，做出决定：一鼓作气集中力量，主攻现有的戗堤，实现合龙。
事后，钱正英说，“我所以敢签字，只是因为我深深地了解和信任他们。”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深入研究论证，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意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国务院开会讨论谁来主持三峡论证， 最后决定，三峡论证由水电部负责，由钱正英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在三峡大坝一期与二期工程建设期间，钱正英被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任命为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
当她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反对， “你做了那么多工程也可以了，还想再找个挨骂的事？”钱正英坦言自己经手的大小水库数不清，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那几年，她日子不好过，但她觉得有责任弄清三峡是怎么回事。
21位特邀顾问，412位各行业专家，14个专家组，花了两年零8个月，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复核和重新评估。三峡工程，已争议数十年。最后一次论证中，仍有9位专家没在报告书上签字。
报告提交后，国务院认为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已基本具备，遂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1992年4月3日，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此时，钱正英已经离开水利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至今仍时有耳闻，2009年，在《中国水利60年功过》中，钱正英说，“我们已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达到世界水平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新的矛盾出现了，有的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
违背父愿走上治水之路
2014年6月，在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钱正英因其在水利上的贡献，获得全国工程科学技术界大奖，也是我国社会力量设立的工程界最高奖-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女院士。
某种意义上，钱正英实现了父亲曾经对她的期待-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工程师，但同时，她也违背了父亲的嘱咐-绝对不要搞水利。
她的父亲钱夔曾就读于南洋大学（编注：今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后留美主攻水利，怀揣着科技救国的梦想回国。自然地，他把这一梦想也传给了他回国后诞生的第一个孩子钱正英：那时中国还没有女工程师，钱正英读书时，数学成绩非常好，父亲说你将来要当中国第一批女工程师。
然而，回国后他在国民党政府搞水利工作，却看到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遭受一系列打击，决心不搞水利，也告诫女儿决不可做水利。但父亲从小灌输的梦想却刻在钱正英心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打乱了钱正英的梦想。南京沦陷以后，全家逃难回到上海、家里供不起几个孩子读书，钱正英靠着奖学金和做家教，继续求学。1939年，她考进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
中国虽大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国家危亡，冲击着钱正英科学救国的信心。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最终选择了“革命”这个令她的家族瞠目结舌的道路。她“革命”学业两兼顾，一直名列“优绩生”名单。
然而，1942年，她大四时，可能被敌人追捕，组织要求她和同志们撤退到解放区，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钱正英在革命浪潮中，告别梦想，“投笔从戎”，但内心总是遗憾的。1941年，她入党时，申请书上她首先写明的便是自己“生不逢时”，出于国家责任，才选择革命。
多年后，钱正英在《走上治水道路》中记述，她到达淮北解放区，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时，把遗憾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要在半城建造一个大礼堂，你还是可以施展你的才能。”
没想到，1943年，淮河发大水，淮河决堤，两岸成了泽国。1944年，人民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复淮堤，这个土木工程专业肄业的优绩生成为技术负责人。有次房东大嫂说，女人不能上闸顶，不吉利。她很好奇，自己天天去，却没人管她，大嫂说，你不一样，你是给我们治水的。正是这件小事，让钱正英知道老百姓多么看重治水。
白天在堤上搞工程，晚上和军队打游击，以防敌人偷袭。钱正英写了首打油诗抒发胸怀：“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
河堤修好后，钱正英被调到淮北行政公署当水利科长。
能从事自己喜欢的技术工作钱正英很开心。她拿着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走了个遍。她还在当地士绅家里找到些水利书籍，边干边学。抗战胜利后，钱正英在苏皖边区，负责运河南段堤防修复。她没事就研究水利，骑车在苏北大地上转，找参考书，了解淮河历史。
1947年，她调任山东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当时的同事在文中回忆，“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
钱正英在三峡工地
期间，钱正英曾两次想出国留学。1946年，运河大堤修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她负责接待，他们建议保送钱正英到美国 去留学。边区政府批准后，她已准备出发，内战爆发，终未去成。另一次就是到山东黄河河务局前，她觉得水利专业知识不够，写报告想到苏联学水利，曾山说工作紧张，她也没去成。
她到任一个月，就经历了黄河凌汛，这是第一个考验。
冰坝把河道堵住，很容易决口。她记得那天是小年夜，正在包饺子，听说利津冰坝堵住了，就连夜赶去。到那儿时，她身上结了雾凇，头发眉毛都是冰。
冰坝单用人力炸不开。她带了几个野战军当工兵的老部下，在冰上凿开洞，在玻璃瓶里装满炸药，塞进冰洞，连上电线，等上游的冰冲过来，在岸上引爆。“那真是壮观，大块冰块像野鲁一样挤上大堤，河水奔涌而来，轰雷似的响声，黄河开河了！”
凌汛后是春修，老百姓对此很看重，把猪圈、鸡棚的石头，都捐了出来，这再次触动了钱正英。
新中国成立前夕，河堤经受了黄河大洪水的考验。“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当我深夜在办公室，等候黄河的水情报告时，我仿佛在倾听她的脉搏，并渴望医治她的创伤。”她在《走上治水道路》中说，“深深地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
我还愿意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
钱正英的爱好竞也与水有关。她酷爱游泳，每周争取2次，每次1000米。1994年9月，她已71岁，视察长江时竟下水游了近千米。
她与水相伴，从1944-1988年。直至离开水利部， 调任全国政协。钱正英与水打了44年交道，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钱正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三个孩子的出生，恰恰就在我的三段挫折期。”
1952年10月，她的大女儿出生，取名“汇”，纪念3年治淮。女儿出生时，恰逢淮河内涝成灾，作为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钱正英遭到安徽省委组织的干部会的批评，上报后，中央说安徽是“事后诸葛亮”。会后，钱正英被调回上海待产。
儿子取名“洪”，出生时正值1954年长江大洪水，她向周总理写了份自请处分的报告。
小女儿取名“清”，1960年生，三门峡水库蓄水，黄河水清。但好景不长，顾了发电灌溉，却造成上游渭河河道淤积，“在新中国水利历史上，应当讲教训最深刻的就是三门峡工程····三门峡是迷信外国，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解决三门峡问题标志着我们从此扔掉了洋拐棍，开始独立思考。”
离开水利部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依然对水利魂牵梦绕。她约请了一些老同志，共同编著《中国水利》一书，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建设所走过的道路。此书后被翻译成英文在印度出版，现已发行到世界许多国家。
她开始“跳出”水利，看水利，“这就好比是照相，我当部长时，总是用近镜头看水利，退下来之后就开始照远景，更全面地看问题了。也能比较客观地看自己走过的路了。”
2013年，钱正英在水利座谈会上
进入20世纪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钱正英也在思考，“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黄河水断流了。难道断流是我们治河、用水的最终结局？”
她总结几十年水利工作，探索中国水利的未来，同时反思中国水利的问题。她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1999年，中国工程院委托钱正英和张光斗牵头，组织各方面专家，主持“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在该报告中，她建设性地将中国纷繁复杂的水问题概括为8个方面的重大战略转变。
她还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希望为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做些事情，从西北到西南，从戈壁到金沙江沿岸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钱正英看见西面碧水盈盈，东面河道干涸；下游台特马湖，绿洲化为沙漠。她得知，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这对她触动很大。2003年，在国务院学术讲座上，她讲到塔里木河，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钱正英越来越重视河流的生态问题。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近些年，她提出“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点，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同时，利用要有度，改造要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近年来，她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目前我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许多误区，水利部门要从传统的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
她在晚年奋笔不辍，著书立说，将她半个世纪以来的思想菁华一一呈现给广大的水利工作者。2000年8月《钱正英水利文选》得以出版。
在《中国水利60年功过》一文中，钱正英评价自己的人生：
“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并不“万事如意”。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从失败和挫折中，使我学到很多知识，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以血汗代价换来的，这些知识不属于我个人。我就像计算机的存储器，几十年来水利的经验，特别是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都存储在我这儿，所以我现在的余生的责任呢，就是要把我存储的东西都交出来，还给人民，尽量化为成就，以补偿过去遭受的损失。”
钱正英不喜欢写回忆录，她说自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那类人，“我还不想写过去的历史，我还愿意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
钱正英：我们钱氏的家训是清芬世守
记者：您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尤其在战争年代中自学，您能在专业上取得现在的成绩，靠的是什么？
钱正英：人家叫我水利专家，其实我在大学里学土木工程，根本不是水利。我大学也没毕业，我是地下党员，大四刚开学不久，日本人追捕我，我就撤退到解放区了。
怎么学？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也读了不少书，但可能不到万卷。行万里没问题，我们做水利的，是直接观察大自然，学习着。
长江、黄河我都走过。水在山上怎么发源，怎么成为小沟小河，怎么到大沟，最后到大河，我都走过了。书在哪里读？都在农村，找地主家里留下来的书，能找到一些。解放后，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跑书店，买了大四的教科书，把大学的课程补齐。
记者：您的父亲留美学水利，却不让你学水利，为什么？
钱正英：我父亲留学康奈尔大学学水利。他回来后，第一份水利工作在武汉，做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他的前任因为1935年大水被撤职，父亲去时战战兢兢。1936年我们家在南京，他叫母亲带着两个最心疼的孩子，我和弟弟，陪在武汉度汛，万一有事，也有亲人守着。
我那时很小，天天陪他到武昌长江边看水尺，水涨，就害怕。我看着他焦头烂额，他对付不了那些包工头、腐败官吏。就这样战战兢兢过了汛期。母亲不让他再干水利了，他的工资都贴进去了，靠母亲卖陪嫁首饰过日子，全家也跟着担惊受怕。他过了汛期就辞职了。此后，他在电厂、开滦煤矿都工作过，再没碰过水利。
他碰了钉子后，交代我，将来可以念工程，但绝对不要念水利。1949年3月，我去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他到北京来看我，才知道，最后我还是干了水利。
记者：您不仅是水利专家，也是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水利部长，您最引以为做的是什么？您对现在的水利工作和水利工作者，有何建议？
钱正英：引以为傲的没什么，都是应当做的。中国水的问题通俗讲就是水多、水少、水脏，我最遗憾的是，水脏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水污染问题没解决。我在任时，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对水多水少，也就是对洪涝早灾等灾害问题，有相当程度的解决。我出生前两年，长江、淮河大水，1931年长江、淮河大水，1933年黄河大水，40年代旱灾。那时，在上海，人家吓唬小孩子说，再闹，黄河堵口抓小孩去堵。水多、水少现在基本上可以控制了。
记者：您主持了三峡可行性的论证，当时的争论很大？
钱正英：三峡能不能上马，该不该上马，有非常大的争论，争论了几十年。当时，国务院负责人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他听了我们多次汇报认为，三峡问题在技术上看来他们是有把握解决的，在经济上国家有力量可以建的，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都反对建三峡。
邓小平当时回答他，如果技术经济上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而且问题更大。
记者：您的家族钱氏是嘉兴望族，出了很多人才，在您接受的教育中，有没有影响您的家风家训？您怎样教育子女？
钱正英：我们钱氏的家训是清芬世守，老宅就叫清芬堂，是乾隆皇帝题写的。那时有位女画家叫陈书，是浙江名门大族，她晚上纺织教他的儿子念书，她的儿子钱陈群，后来当了军机大臣，谥号文端公。
我现在教育子女还是要他们清芬世守。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
全国人大刚通过三峡工程建设，国外一个专门搞房屋建设的公司，让我一个老同学，陪他到北京来找我，他看中三峡的商机，希望承包移民房屋兴建。在接待招待会上，他们悄悄塞了5块金币，放到我口袋里，在我耳边招呼，说这些没关系，是商业上通行的，给你小孩的。散会后，我和同事们一起研究，五块金币当时估价4万多块人民币，研究决定让我们办公室副主任找到那个老外，跟他讲，你托钱正英转送给三峡工程的金币我们收到了，现在给你一封感谢状。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记者：你们家哪一代从嘉兴出来？您对嘉兴有何印象？
钱正英：从我曾祖时。他是清光绪时的军机大臣，谥号恭勤公，八国联军后，我家就搬到上海了。解放前，我一共回过嘉兴两次。一次是我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回国后第一份工作在沪杭甬铁路，他去嘉兴，我们跟他回去；第二次，我祖母在南京我家去世后，母亲负责把她灵柩送回嘉兴，我跟着妈妈到嘉兴。
嘉兴话我不会说，能学两句，东南西北我搞不清楚，只知道我们家住在莲花桥，祖上故居叫清芬堂。
市区旧城改造时，补偿祖居好几十万，由于家族的人很多，他们找到我，我就建议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大家都很赞成。
来源：嘉兴正春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