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5名男女聚集在一起参加一个关于职场性别问题的研讨会。在一个简单的开场练习中，他们按性别分成两个小组，就四个项目做头脑风暴：他们自己的性别在职场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他们对另一性别的优势和劣势的看法。随着女性的劣势和男性的优势被列到第二页和第三页活页纸上，女人越

25名男女聚集在一起参加一个关于职场性别问题的研讨会。在一个简单的开场练习中，他们按性别分成两个小组，就四个项目做头脑风暴：他们自己的性别在职场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他们对另一性别的优势和劣势的看法。随着女性的劣势和男性的优势被列到第二页和第三页活页纸上，女人越发能量满满地投入任务，并且气氛变得更为热烈。有时，这种能量伴着一阵阵笑声传来，在整个房间里回荡，冲刷着男性小组静悄悄的海岸。另一些时候，她们似乎只是一项又一项愤怒地狂写：薪资更低，受制于更高标准或双重标准，必须更努力地工作，几乎得不到权力或尊重，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更注重外貌吸引力而不是业绩或能力，玻璃天花板的限制，不受重视，受到骚扰，很少得到支持或指导，几乎没有空间或隐私，被排除在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之外，被居高临下地指点，被要求做从记笔记到端咖啡等“后勤”杂事，被视为弱者和低智者，常常因为出的主意被男性挪用而功劳不被承认，她们的家庭角色也占用了她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她们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却得不到认可，而这个社会对男性很少有这样的要求。

她们不断地列下去。在干劲十足的女性小组旁边，男人们则以紧密的小组进行着任务。让很多人惊讶的是，他们列出的内容跟女人列出的非常相似，只是稍短一些。男人们遗漏了优势和劣势的许多形式，但基本上，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拥有什么，女人没有什么。

男人们完成任务之后，在尴尬的沉默中站着，看向女人这边，她们的任务还在进行。一段时间后，两个小组分享他们的想法。对于有些不可避免会脱口而出的事项，人们发出一些善意的笑声，但多少有些紧张，比如：男人上洗手间时不用排队，男人简简单单就能打发“上班穿什么”的问题。但很快就出现了一连串无可辩驳的关于如下问题的事实：性别如何塑造女性和男性在职场中和职场外的生活。

内容不断地累积罗列，气氛变得凝重。一些女人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但许多女人似乎不知如何处理她们的感受。男人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好像他们想找一个安全之所躲藏起来，或以某种方式捍卫自己，仿佛这一切都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当被问及看到这些清单，他们有何感受时，一个男人说，他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些优势，但不希望为此给女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而女人的反应则常常是“沮丧”。

在笼罩那个房间的沉默当中，两件事变得清晰起来：这些罗列的内容说明了某种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的东西，但我们不知该如何谈论它。而假如我们不能谈论一个问题，就几乎不可能理解它，更别说去探索如何解决它了。

其结果是一种麻木，这种麻木不仅反映了这一特定群体——以及无数其他类似群体——在面对性别现实时所处的状态，而且反映了整个社会面对这些问题时所处的状态。

我们所处的状态便是被困在原地。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20年的剧变，性别平等的发展进程自90年代以来开始放缓。例如，全职工作的男性平均收入仍比女性平均收入高出近30%。尽管女性在大学毕业生中占多数，但大多数就业女性仍局限于地位低、收入低的狭窄的职业领域，那些成功进入医学等以前由男性主导的行业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地位低、收入低的职位。与此同时，进入护士和小学教师等职业的男性比同行业的女性收入更高，而且更有可能晋升到管理职位。在大学里，科学教授（无论男女）普遍认为女学生的能力不如男学生，不太可能为女性提供工作，也不太可能给他们所聘用的女学生支付与男学生同等的工资。在政治领域，女性在美国国会中仅占19%，在州立法机构席位和全州民选行政职务中，女性所占比例不及1/4，尽管女性占美国人口的50%以上。在家庭中，女性所做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量仍然是男性的两倍，即使她们在家庭之外也有工作。

我们不仅被困住了，而且陷入了迷茫。例如，男性暴力在全球持续流行，包括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谋杀、性贩卖，以及针对女孩和妇女的强奸和虐待。官方的回应和公众的讨论表明，对于其根本原因或应采取何种措施，人们所知甚少，包括如何看待绝大多数暴力是由男性实施的这一事实（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10章详述）。在世界范围内，30%的女性称曾受到现任或前任伴侣的性侵犯或身体攻击，女性遭受强奸和家庭暴力的风险比癌症、车祸、战争和疟疾的风险加起来还要大。美国军方最近透露，性侵犯在军队中非常普遍，对女性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服役的危险，而是来自男性服役人员的性侵犯。

我们置身于压迫性的性别遗产的深处，这份遗产在男性支配的世界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从失控的资本主义贪婪和阶级不平等，到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的破坏。从宏观和微观尺度来说，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明知道性别牵涉的问题与大量的苦难、不公正和麻烦紧密相关，但不知道了解这一点之后如何去做，这将我们绕进一个恐惧、愤怒与痛苦的结，一个指责、防御、内疚和否认的结。我们除了知道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对其余一切都不确定，而我们越是拉扯这个结，它就缠得越紧。

父权制

我们被困在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传统中。要理解父权制是什么，并从中走出来，我们需要解开那个结，而这首先要弄清楚身处父权制遗产当中意味着什么。要弄清楚，我们首先要避开许多人——尤其是男人——对于“父权制”这个词本身的防御性反应，他们通常将其理解为“男人”的代名词。我将用一整章（第2章）来充分地讨论这一问题，但目前，答案的要点是：父权制不是“男人”的替换词。父权制是一种社会体制，而社会不仅仅是一群人的集合。因此，“父权制”社会所指的不是我或任何其他男人，或男人的集合，而是一种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参与的社会。如果不把整个社会等同于一群人，这本身就会带来足够多的问题。

何谓父权制？一个遵奉父权的社会，通过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男性认同（maleidentified）和男性中心（malecentered）来促进男性特权（*我在此使用的“特权”［privilege］一词，根据的是佩姬·麦金托什［PeggyMcIntosh］在其经典论文《白人特权和男性特权：通过女性研究工作来看其相似性的个人叙述》［White Privilege and Male Privilege：A Personal Account of Coming to See Correspondences through Work in Women’s Studies，工作论文189，韦尔斯利女性研究中心，韦尔斯利，马萨诸塞州，1988年］中提出的定义。特权指的是某一社会类别成员享有的不劳而获的便利或好处，而其他社会类别成员则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这些便利或好处之外。例如，在父权制当中，男人说的话比女人说的话更容易被采信，即便他们说的是同样的东西。特权的分配取决于诸如“男性”和“女性”等类别的主流定义，以及社会附加给它们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它还取决于相关的特征——例如，一个男人所享有的男性特权也因其他身份特征而异，如种族、性取向、残疾状况和社会阶层。麦金托什的方法对于理解特权十分重要，因为它针对的不是个体，而是人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它也是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组织起来的，其中一个关键方面涉及对女性的压迫。

男性支配

父权制是男性支配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和家庭内部的权威位置通常是为男性保留的。国家元首、公司CEO、宗教领袖、学校校长、各级政府立法机构成员、高级法律合伙人、终身教授、将军和海军上将，甚至那些被认定为“户主”的人，在父权制之下往往都是男性。当一个女人设法获得了更高的职位时，人们往往会因这种规则的例外而吃惊，并想知道她如何比得上男人。这种检验很少被用在男人身上（“我不知道他能否像女人一样成为一位好总统”），除非男性承担了通常由女性完成的、被贬低的家务和其他照料工作，比如照顾孩子、做家务或照顾年迈的父母。即便如此，男人在家务事上的失败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优越感、一种被训练出来的无能，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地位（“你去换尿布吧，我不擅长这个”）。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男性支配造成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这意味着，男性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与财富，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能够以反映和服务于男性集体利益的方式塑造文化，比如控制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内容，或者在处理强奸和性骚扰案件时采取一些方法，使得被审判的是受害者，而非被告。

男性支配还促进了男性比女性优越这种观念。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等级制度中位置的优越性和通常占据此类位置的人进行区分。

这意味着，如果男人占据高位，人们就直接得出男人本身必定优越的观念。如果总统、将军、立法委员、牧师、教皇和公司CEO都是男人（也会象征性地有几个女人），那么男人作为一个群体就会被认为具有优越性。的确，父权制下的大多数男人并不是手握权力的个体，他们成天做的就是其他男人叫他们去做的事情，无论他们想不想做。与此同时，每个男人相对于女人的地位，都被父权社会中男性对权力的垄断所强化。

男性支配并不意味着所有女人都无能为力。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她们的权力都远远超过大多数男性所能拥有的。但她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她们在一个男性支配才是惯例的社会中是如此不同寻常。

像所有从属群体一样，女人也设法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男人留给她们的东西来获取权力。例如，正如父权制将女人变成了性对象，她们应该围绕着男人的需求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这一安排也赋予了女人拒绝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力。

男性认同

父权社会的核心文化观念是男性认同。我们认为是好的、可欲的、可取的或正常的事物，在文化上都与我们对男人、男子气概和男性气质的构想联系在一起。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如今仍旧普遍使用男性代词和名词来代表一般意义上的人。当我们习惯地将别人称为 man （男人），或用 guys （伙计、男人）称呼女性时，我们就构建了一个象征性的世界，男人在其中占据主要位置，而女人只是背景，被边缘化为局外人（这一做法会让人陷入一些荒谬到尴尬的局面，比如一本生物学课本曾描述， man 是“一种用母乳喂养后代的物种”）。

但男性认同所造成的结果远不止于此，因为它还把男性和男性的生活作为定义正常的标准。以事业这一概念为例，每周工作 60 小时，其定义的前提是假设拥有事业的人家里有一个类似传统意义上的“妻子”的人，为其操持必不可少的支持工作，如照顾孩子、洗衣服，以及确保有一个安全、干净、舒适的避风港，供拥有事业的人从充满竞争的、男性支配的世界的压力中抽身休息和恢复。鉴于大多数女人没有这样的“妻子”，她们便很难融入这一男性认同的模式，也很难在这一模式下成功。

男性认同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对于男性气质和男子气概的文化描述，实际上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同义。这些价值观包括控制、力量、竞争力、坚韧、面对压力沉着冷静、逻辑性、坚强、果断、理性、自主、自给自足等品质，以及控制那些会干扰上述核心价值观（如坚不可摧）的情绪。这些男性认同的品质与在父权社会中最受认可的工作——商业、政治、战争、体育、法律和医学——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工作的组织方式就要求具有这样的品质才能成功。相比之下，合作、互助、平等、分享、同理心、同情、体贴、脆弱、随时准备协商和妥协、情感表达，以及直觉和其他非线性思维方式等品质都被贬低了，并在文化上与女性和女性气质相联系。

当然，女性并非全然在价值上遭到贬低。譬如说，女性通常因为她们的美——作为一种男性性欲的对象——得到嘉奖，但正因如此，她们也往往以最终贬低其价值的方式被占有和控制。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尤其是母亲，在文化上也存在一种强烈的浪漫化，但这是一种紧密集中的感伤（如母亲节或秘书节），对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看待和对待并无多少影响。并且，像所有的多愁善感一样，在实际上采取某些行动支持女性的生活时，这并没有多少分量。例如，为职场母亲提供有效和经济可行的儿童日托设施或家庭休假政策，让职场母亲行使她们照顾孩子的职能——我们本应高度重视她们在该方面的职能——而不影响其职业发展。

当大多数女性向外看世界时，她们会从其他女性身上看到自己，因为父权制的男性认同，她们所看到的女性只存在于少数狭窄的生活领域，如“照顾”工作和个人关系当中。举例来说，要将自己视为领导者，一个女人必须先想办法应对这样的事实：作为父权文化的一部分，领导力本身已经借由对男子气概和男性气质的认同而被性别化了。男人或许得学着将自己当成经理，而女人则必须能够将自己当成一个尽管不是男人，却依然能够成功的女经理。

因此，任何敢于在照顾关系之外的世界立足的女人，都必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关于“她是谁和她应当成为谁”的文化形象中做选择。如果她要获得真正的公共权力——在政治、企业或职业领域中——她所面临的一方面是她作为女性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是她所从事的男性认同的职位，她必须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父权制之下，一个女人越有权力，她在他人眼中就越“去性化”（unsexed），因为她的文化认同退到了底下，覆盖于其上的是男性认同的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男性气质形象。对男人来说，效果则正相反：他们越有权力，就越意识到自己的男子气概。换句话说，在父权文化中，权力放在男人身上是性感，放在女人身上则不是。

然而，尽管有各种陷阱和限制，还是有一些女性执掌了权力，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伊丽莎白一世、叶卡捷琳娜大帝、英迪拉·甘地和果尔达·梅厄。她们的权力不是与父权制是男性支配的观点相矛盾吗？答案是，父权制能够接纳在一定数量限制之内的执掌权力的女性，只要社会仍旧保持其本质上的父权制特征，尤其是男性认同的特征。尽管个别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但她们每个人身边都围着一群有权力的男人——将军、内阁大臣、主教，以及富有的贵族或商人。她必须拥抱核心的父权价值观以支持他们的集体利益。实际上，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显得如此杰出，部分是因为她们有能力体现出在文化上被定义为男性气质的价值观：她们比周围的大多数男人更强硬，更果断，更有进取心，更长于算计，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而，这些女性的权力与一般女性在父权制之下是否处于从属地位毫无关系。这也不意味着让更多女人掌权就能对女人有多大帮助，除非我们也能改变她们置身其中参与运作的系统的父权制特征。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这个世界上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等女性的掌权，就更可能是制造了一种性别平等的假象，通过接受男性权力与特权所依赖的父权价值观，从而进一步巩固将女人置于从属地位的系统本身。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放弃让女人掌权，只是说让一些女人拥有权力并不足以改变系统本身。

鉴于父权文化将权力与男人等同，大多数男人虽本身并不掌握权力，但仍能够感觉到某种与男性支配的观念以及那些的确手握权力的男人之间的联系。比如说，要让一个失业的工人阶级男性去认同男性领导者和他们对父权制男性气质的强硬展现，比让他们去认同任何阶层的女性都容易得多。例如，当上流社会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开始对萨达姆·侯赛因“表现强硬”时，所有阶层的男性都能够认同这一次对基本父权价值观的实践。奥巴马总统下令击毙乌萨马·本·拉登时也是如此。借此，哪怕是地位最低的男人，也在男性认同中找到了一种文化基础，感到自己比原本地位较高的女性优越。举例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建筑工人在性骚扰一个恰好路过的衣着讲究的职业女性时，他会感到作为男人，他有权这么做。

里娜·韦特缪勒（Lina Wertmüller）在其1974年的经典电影《浩劫妙冤家》（Swept Away）中出色地描绘了这种动态关系。在这部电影中，一个工人阶级男性与一个上流社会女性一起身陷孤岛。尽管他在阶级上处于劣势，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他有权在性方面支配他所选择的任何女人，并借此暂时推翻她的阶级特权。在父权制之下，如果我们调转情境，让一个下层阶级女性征服并支配一个上层阶级男性，这一情景就不太具有可信度或不太可能吸引主流观众。这种厌恶并不是基于社会阶层，而是基于对性别秩序的威胁，女性在此秩序中原本处于从属地位，她不能看起来无畏或英勇；相比之下，他则会因为缺少阳刚之气和控制力而遭到评判。

电影《浩劫妙冤家》剧照

当一个社会将男性这样的特定群体认同为人类的一般标准，随之而来的就是，男人会被视为比女人更优越、更可取、更有价值。不仅男人在文化上被定义为优越的一方，而且无论男人做什么，都会被视为更有价值。举例来说，最初由男人从事的职业往往比最初由女人从事的职业更受尊重，薪水也更高，即便女人的工作需要同等甚至更高水平的技能、训练和责任。在19世纪，大多数秘书、话务员、图书馆管理员和护士是男性，因此这些职业比起现在能带来更高的薪水和地位，现在这些职业则多半是女性在从事。与此同时，2008年经济崩溃后，男性进入了护理和小学教师等行业，他们获得的薪水比女性更高，也更可能被提升到管理岗，这一现象被称为“玻璃扶梯效应”。

而正因为男性做的事情总是容易被认为比女性做的事情更有价值，所以那些在文化中受重视的事物往往更多地与男性联系在一起，而不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比如神的概念，它对于人类生活极其重要，所以每一种一神论父权制宗教都崇拜一个男性认同的神，且该神的性别是男性，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玛丽·戴利（Mary Daly）在《超越父神》（Beyond Godthe Father）中提出的，这一宗教观进一步将男性置于一个高度有利的、与神等同的位置，进一步加强了女人作为“他者”的地位，以及男人主张特权和支配地位的合法性。

男性中心

除了男性支配和男性认同，父权制还是男性中心的。这意味着注意力首先是集中在男人和男孩，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上的。随便拿起一份报纸或走进一家电影院，你会发现故事主要都是关于男人的，关于他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或者他们对这两者有什么可说的。女人则被刻画为随波逐流的人，操心家务劳动和维持恋爱关系，为男人提供可争抢的东西，或作为陪衬，反映或强调男人与人类生存处境的英勇搏斗，鲜有例外。假如涉及危机，我们看到的就是男人如何制造危机，以及他们如何处理危机。

如果你想找一个关于英雄主义、道德勇气、精神蜕变、忍耐的故事，或有关任何赋予人类生命最深刻意义的斗争的故事，男人和男性气质通常是你必看的词。男人的经验是父权文化用来代表人类经验的，即使它们有时也是女性经历的。比如说，比起聚焦女性的电影，关于单亲父亲照顾孩子的电影——如《西雅图未眠夜》（Sleepless in Seattle）——对观众更有吸引力，即使女性比起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单亲家长。而聚焦于深厚友谊的故事也更可能对准男性而不是女性，尽管男性建立深厚的友谊要比女性难得多。

电影《西雅图未眠夜》剧照

还有一个例子，在《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的结束部分，白人男主人公和由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养大的白人妻子离开了新近接纳他的部落，那也是她自童年开始唯一的家庭。然而，电影的焦点显然是他的戏剧性时刻，她只是赞许地看着。她就要离开她的养父母，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女婿和丈人之间充满感情的别离（感人地交换了礼物）。并且我们最后听到的是一个新结交的战士朋友发出的深情呼喊，这证明了这两个男人之间深厚的感情（奇怪的是，这是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唯一的情感表达）。

电影《与狼共舞》剧照

相比之下，聚焦女性的电影，如《珍爱》（Precious）、《女王》（The Queen）、《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伊丽莎白》（Elizabeth）、《女朋友》（Girl friends）、《伴你闯天涯》（Leaving Normal）、《激情之鱼》（Passion Fish）、《陌生人为伴》（Strangers in Good Company）、《莫负当年情》（Beaches）和《末路狂花》（The lmaand Louise），则是惊人的例外，它们总是迅速地湮没无闻，被斥为男性主题的复制品（“女性伙伴电影”），或被当作需要进行解释的越轨之作而受到严格的审查。

要充分了解我在此表达的意思，可看看1968年以来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名单。在近50部电影当中，只有4部讲述了女性的人生故事——《百万美元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芝加哥》（Chicago）、《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而且其中只有 3 部关注严肃主题，另外一部是音乐片。

电影《走出非洲》剧照

男性中心无处不在。例如，研究清楚地表明，大多数女人或许早已知道：男人总是用说得多、打断多和控制内容来主导对话。当女性在商务会议上提出建议时，她们通常会被忽视，直到有男人提出相同的建议，并因此得到赞赏（或如漫画上的标题所说，“好主意，琼斯小姐。或许某个男人也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在所有年级的教室中，男孩和男人通常都占据中心位置，获得最多的关注。即便是在女性聚在一起的场合，她们也经常得对抗始终存在的如下假设：除非有男人在场，占据中心位置，否则就没有什么情境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什么是全然真实的。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当一群女人出去喝酒聊天时，会有男人走上前来说“女士们，就你们自己吗”？然而，许多男人会抗议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处于中心。男性特权有许多讽刺的方面，这就是其中之一。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女人时常充当“拥有魔力和敏锐力量的镜子，镜中反映出的男人比他们实际的身形大出一轮”。伍尔夫的洞见表明了父权社会中发生在男性身上的这样几件事。男性所受的训练往往使男性通过自我的成就来获得肯定。这与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所受的训练使她们用与之不同的方式来反映自己，她们获得的肯定较少来自她们的成就，而较多地来自她们建立与维持人际关系时肯定与反映他人的能力。如果男性想要满足其被看见和被肯定的人类需求，就需要借助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对父权制男子气概标准的迎合（这也是男性友谊倾向于侧重竞争和一起完成某些事的原因之一）。这既影响了男性个体，也影响了父权制体系，因为男性关注自己（“看我！”）和女性关注他人强化了父权制的男性认同、男性中心的方面。这些反过来又支持了男性支配，因为它们让男人更容易专注于提升和保护自己的地位。

父权制镜像（patriarchal mirroring）的另一个结果是，异性恋男性尤其被鼓励在与女性相处时带着只看他们自己的期待。当现实和女性对自己生活的要求让男性感到自我形象变得模糊时，男性就很容易感到被忽视和忽略。像自身几乎不产生热量的冷血动物一般，男性很难展现温暖，除非他成为别人眼光的焦点。这对女性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她们总是花费过多的时间担心自己是否足够关注她们的男伴，担心是否应该将用来安静地坐着读书或跟女性朋友在一起的时间，用来关注在她们生活中的男人。这是一种很少让男性感到困扰的担忧，除非女人抱怨。

为了感觉正常地活着，父权制下的男性需要被展现为“耀眼夺目”，以上种种都因这种期待而加剧。这使得他很难发展出一种可接受的自我意识，即他是一个普通人，与他人相处时有相对稳定的中心。结果是，父权制训练允许许多男人达成的最接近真正人际关系的形式就是，感觉他们自己就是注意力单向流动的中心。

这不应与被视作男性同盟（malebonding）的情形相混淆。当男人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他们通常在宽泛的意义上以男性为中心，也就是将注意力放在男人及其做的事情上。然而，在人与人交往的层面上，男人一般不会将其他男人置于他们注意力的中心，因为他们是彼此竞争的，也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找将他们置于中心的人了。举例来说，在我努力克服困难，与其他男性建立友谊的过程中，我既困惑又痛苦地意识到，我很少会想到给男性友人去电询问他过得好不好，很少主动将他的生活置于我的注意力中心。多年来，我都不解其中缘由。这是父权制的许多矛盾之一：男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然而常常表现得仿佛其他男性的内心生活一点都不重要。

尽管男性一般不会给其他男性提供他们期待从女性那里获得的镜像作用，但他们的确在制造“耀眼夺目”的幻觉方面起到了作用，尤其是通过竞争。男性在竞争时会进入一个赢家与输家的刺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球进入篮筐的次数或带过得分线的次数会让一些男性觉得自己的地位超越了另一些男性（且默认超越所有女性），这在父权文化的评判标准中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要给“耀眼夺目”的地位一句决定性宣言，那无疑就是“我们是第一！”这句胜利的呼喊。（而并没有人问，多长时间的第一？跟谁比？那又怎么样？）在赢家得到梦寐以求的站在让男人看起来更伟岸的镜前端详自己的机会之后，连输家和男性观众也分享了一份高贵的男性努力的反射光，尽管只是一小会儿——它只能持续到下一个赛季开始，或某个更快、更强壮、更年轻或更聪明的人出现。

当然，大多数男性都不可能维持这一切。尽管女性被训练得将男性置于注意力的中心，但她们自己的生活会转移她们的注意力。“耀眼夺目”的期待真正实现的时刻稍纵即逝，且就是这样而已。其结果是，将男性置于中心的父权制期待，矛盾地让男人处在一种稍有不慎便感觉自己不处于中心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根本不存在。

电影《末路狂花》剧照

对控制的痴迷

父权制的第四个特征是对控制的痴迷，这是一项核心价值，社会与个人生活均围绕它而组织。像任何一种通过压迫一个群体来提升另一个群体地位的特权体制一样，控制是父权制的基本要素之一：男性通过控制女性和其他可能威胁其特权的男性来维持自身的特权。鉴于控制的首要性，它成了一个真正优越的人的文化标准，随后又被用来为男性的特权地位辩护。男性被假定（并被期待）要时时掌控一切，不情绪化（除了恼火与发怒），表现得无懈可击、自主、独立、强大、理性、有逻辑、冷静、博学、一贯正确，在所有情况下都控制得住局面，尤其是涉及女性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些品质标志着他们的优越性，它们也成了男性特权的辩护理由。可相对照的是，女性被假定（并被期待）的方向与此正好相反，尤其是在与男性的关系中。

说控制本质就是恶或者控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压迫，是有误导性的。毕竟，控制是我们这一物种的本质特征之一。它是我们从混乱中理出秩序，保护我们的生存不受威胁的唯一希望。我们想象、集中精力，然后行动，从烤面包、在花园里种花到设计国家卫生计划，这一切都涉及控制。连小孩子都会享受自己发挥人类能动性的时刻，为能够促成某些事的发生而高兴。然而，在父权制之下，控制不仅仅是人类本质的一种表达或者一种做成事情的办法。世人重视和追求控制的程度已经使一种自然的人类能力走向执迷的极端，由此赋予了社会生活一种压迫性的形式。

在父权制之下，控制所形塑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宏大轮廓，还有男性的内心生活。男性越是将控制视为他们自我意识、幸福感、价值感和安全感的核心，就越有追求控制并围绕控制组织生活的动力。这让男性渐渐远离与他人的连接（connection），并走向分离（disconnection）。这是因为，控制涉及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而分离是这一关系的必要部分。要控制某样东西，我们必须将其视为单独的“他者”。即便在控制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在精神上将自己分割为一个被控制的“我”和一个作为控制者的“我”。如果我们在控制他人，我们就必须为控制辩护，保护自己不受“控制会如何影响对方”这样的意识干扰。

结果是，控制者开始将自己视为打算和决定事情怎样进行的主体，而将他人视为施加行动的客体。被控制者被视为不具有可被定义为人的成熟度与复杂性。他们没有历史，也没有各种维度来赋予他们深度，或指挥控制者的注意力或理解，除非这干扰了控制。例如，当父母控制孩子的时候，他们似乎都预设了孩子还不能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并为他们的惩罚行为辩护说，孩子没有理性思考能力，什么都不懂。随着孩子长大，要将他们看作“他人”就越来越困难，控制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当家长看到孩子渐渐成熟，并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人回首过往的时候。忽然之间，曾经似乎正当的控制可能会显得尴尬、不当，甚至愚蠢。

父权制并不只是简单地围绕控制而组织的，而是一种男性认同的对控制的痴迷。其结果是，男性在这一体制中参与得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将自己视为单独的、自主的和与他人分离的。他们可能会成为各种版本的西部片中的男主角，骑马来到镇上，不知从哪儿来，离开时也不知往哪儿去，没有过去，未来模糊不清。女性的生活当然也涉及控制，尤其是在与孩子的关系当中。但控制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原则的观念与实践，是定义父权制当中的男子气概的一部分，而不是女性特征的一部分，所以女性不被鼓励追求控制权，并会在追求控制权时遭到批评。当一个女人被认为在控制男人时，她通常会被贴上悍妇或恶妻的标签，那个被人认为受她控制的男人则被看低，被视为妻管严、怕老婆，根本不算男人。但对于控制女人的男人——做最终决定，不让她外出工作，决定何时进行性行为或限制她与其他女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或受男人控制的女人，则没有侮辱性的词语。不需要使用这样的词语，因为男人控制女人，在文化上被定义为父权制男子气概的一个核心方面。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