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媳妇李霞送十岁的儿子上学，骑电动车被一辆闯红灯的面包车撞了。送医院抢救三天三夜，医生摇头说成了植物人，清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几天，他家门口的柿子树掉光了叶子，明明还没到季节。

我们这条街上的老李家，八年前出了件事。

他媳妇李霞送十岁的儿子上学，骑电动车被一辆闯红灯的面包车撞了。送医院抢救三天三夜，医生摇头说成了植物人，清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几天，他家门口的柿子树掉光了叶子，明明还没到季节。

二十一世纪了，县里医院还挺旧。走廊上贴着卫生部十年前的宣传画，边角都卷了。李霞住的是八人间，但总有九张床，加的那张挤在门口，只要有人进出就得侧身。每到这时，我们这些去看望的人就站在走廊上，盯着窗台上用矿泉水瓶插的野花发呆。有次下雨，屋顶漏水，滴在病床旁的暖瓶上，发出规律的”叮咚”声，李家老头没说什么，默默拿了个洗脸盆接着。

老李家是县城有名的鞋店老板。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乡下来，先摆地摊，后来在商业街盘了个门面，做了十几年生意。正打算换大店面的时候，出了这事。李霞成了植物人，儿子正上小学，家里一下子乱成一锅粥。

李霞儿媳小周，那时刚结婚两年。说来也怪，她和李家儿子是在医院认识的，她是儿科护士，李家儿子是来看感冒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编。

婆婆出事后，小周辞了工作。刚开始，李家人劝她：“你还年轻，别把青春都耽误了。”她只说了句：“现在说这个，不太合适。”就开始天天去医院。

我和小周不熟，只是街坊。但因为常去医院看我妹妹，经常能看到她。每次去,她都坐在那张加的床上,给婆婆翻身、擦洗、喂流食。病房里有个老奶奶,总是边看电视边说：“这姑娘真孝顺。”小周从不接话，只低头忙自己的事。

有次我带水果去,小周正在用温水一点点擦婆婆的脸。她的手法很轻,像是在碰一件易碎的瓷器。窗外有人在修剪行道树,电锯声震得玻璃嗡嗡响。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习惯了。”然后继续擦,手腕上有块旧伤疤,随着动作若隐若现。

植物人家属最怕的是压疮。小周身上总带着块小闹钟,每隔两小时就响,然后她就给婆婆翻身。半夜两点、四点,都准时。医院走廊的灯坏了好几个,只剩尽头那盏还亮着,昏黄得像枚生锈的铜钱。

李家老头儿子晚上才能来。白天他得看店,还要接送儿子上学。日子久了,老头的背越来越驼,好像肩上扛着个看不见的担子。他有个老烟枪的毛病,但每次进病房前都把烟在门口掐了,放回烟盒里。有次我看见他烟盒里全是烟头,有长有短。

“医生说让我们多跟她说话,可能有用。”小周跟我说过。她每天都和婆婆讲话,讲小区里新开的超市,讲儿子今天背会了什么古诗,讲电视上正播的连续剧。说着说着,她就停下来,好像突然意识到婆婆听不见。那时她会把婆婆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再继续说。

医疗费像个无底洞。第二年,李家把店面卖了。老头说:“先把人治好,其他的慢慢来。”

小区里有人嚼舌根:“这么年轻的媳妇,图啥呢?肯定是盯着老李家那套房子。”我一听就火:“你进过医院吗?你知道她每天都干啥吗?”那些闲话就少了。

第四年,李家儿子接到电话,说妈妈手指动了一下。他请了邻居看店就跑去医院,最后发现是误报。回来的路上,他忘了锁车,电动车被偷了。他也不报警,只说:“算了,可能是有人比我更需要它。”

第五年,小周生日那天,老李硬是让她回家吃顿饭。饭桌上摆了条鱼,但忘了买葱。老李正要去买,被小周拦住:“算了,不用葱也行。”老李执意要去,冒雨骑车出门,结果在拐角处摔了一跤。没受伤,但全身湿透,袋子里的葱倒是完好无损。

我记得那顿饭没吃成。因为婆婆突然发高烧,他们又匆匆赶去医院。小区门口的保安对着他们的背影喊:“开车慢点!”老李回头喊:“放心,我们不赶时间。”可脚下却走得飞快。

医药费早就超出了他们的预算。第六年,他们卖了县城的房子,搬去郊区的廉租房。搬家那天下大雨,我帮着搬东西。老李家真没剩多少东西了,几个纸箱子,一台旧电视,一只沾满油渍的电饭煲。老李儿子在电梯里说:“爸,该把妈接回家了。其实医院也没啥好治的方法了。”

老李沉默了一阵,掏出烟盒,又放回去:“再坚持下。”

病床搬回家后,摆在客厅朝南的位置。这套房子通风不好,夏天特别热。老李买了个二手空调,但制冷效果很差。有次我去他们家,只见小周在给婆婆扇扇子,空调却是关着的。我问为什么,老李儿子小声说:“电费太贵。”

小周把婆婆打理得很好。婆婆的指甲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床头柜上摆着婆婆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红裙子,笑得很灿烂。照片边上是个没盖的药瓶,里面插着几朵塑料花,花瓣上落了一层灰。

我们都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过下去。谁知道第七年,老李突然住院了。

肝癌晚期。

之前他总说胃疼,但谁也没当回事。小周要照顾婆婆,她丈夫要上班,小孩要上学,于是老李每天自己去医院做化疗。回来路上,他总要在小区的长椅上坐一会儿,说是看看风景。其实就是腿软走不动了。长椅下面有个窝,住着只流浪猫,老李每次都带点鱼给它。后来猫不见了,窝还在,老李还是照常带鱼去。

化疗的效果并不好。有天晚上,我路过李家,听见老李在电话里说:“还没找到,还没找到。”声音像砂纸磨过的,又干又涩。我也没多想。

第二天早上,医院护士打电话说婆婆手指动了。不是假警报,是真的动了。小周蹲在地上哭了半天。老李拍着儿子的肩膀,眼泪却啪嗒啪嗒掉在拖鞋上。

钱又成了问题。欠了医院30多万,连治疗费都快付不起了。小周的嫁妆首饰早卖光了,两人的工资也不够。老李说:“不如我别治了,省下钱给她治。”

那几天,老李的精神特别好,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看报纸。我还以为他好转了。直到有天,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小区门口。

从车上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外国人。那女人皮肤白皙,穿着讲究,戴着副黑框眼镜。他们问了保安,然后径直朝老李家走去。

我是在第二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原来老李年轻的时候,在广东打过工。结识了个女孩,后来有了孩子。但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在一起。女孩带着孩子去了国外,老李回了老家,再也没联系过。

这么多年,他以为那个孩子早就忘了他。没想到孩子长大后,一直在找亲生父亲。前几个月终于通过亲子鉴定找到了老李。老李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想在闭眼前见一见自己的女儿。

那个外国人是老李女儿的丈夫,一个荷兰商人。他了解了情况后,主动提出要帮忙。不仅替他们还清了医疗费,还联系了上海最好的神经康复中心,要接婆婆去治疗。

小周起初不同意:“我照顾了婆婆这么多年,突然来个外人把她带走…”老李拉着她的手说:“孩子,你看看你,才三十出头,头发都白了一半。”

康复中心的效果出奇的好。半年后,婆婆能坐起来了,能认出人了,还能说简单的话。小周每周都去看她,每次都带着婆婆最爱吃的杏仁饼。

老李没等到婆婆完全康复。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临走前,他握着儿子的手说:“照顾好你媳妇,她比你妈还好。”

葬礼上,婆婆坐在轮椅上,一直望着老李的遗像发呆。忽然她说了句:“他还欠我一件毛衣。”声音轻得像一片雪花落地。小区里帮忙的人面面相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只有小周,蹲下来抱住她:“妈,毛衣我给您织。”

现在婆婆住在康复中心,小周回了医院上班。她丈夫辞了工作,开了家网店,专卖一些康复护理用品。生意还不错。

老李女儿一家在国内买了房子,每年要住几个月。房子就在康复中心附近。有时我去看婆婆,能看到她们一家人推着婆婆在花园里散步。婆婆虽然话不多,但眼睛是亮的。

前几天我去送水果,小周告诉我,李家儿子要送他们的那个猫窝去好望角。她说:“那是爸最后的心愿,他念叨了好多遍。”我不懂,问她为什么。她笑了笑:“因为他女儿的名字叫好望角。十八岁生日那天,她妈给她取的,说希望她将来能找到爸爸。”

临走时,我看见小周包里放着一团线和织针。问她是不是给婆婆织毛衣。她点点头:“其实妈说的不是毛衣。她说爸还欠她一个承诺,说好要一起变老的。我想,毛衣总比承诺容易兑现一些。”

昨天下了场雨,我打伞经过老李家原来住的那套房子。听说已经卖给了别人。窗台上晒着一双儿童鞋,红色的,上面沾着泥点。生活就是这样,永远有人离开,也永远有人来到。

门卫室的收音机正播着天气预报,说今年的雨季要比往年长。我想起小周床头那个闹钟,不知道现在还响不响?或许她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有些习惯,一旦养成,就算没有提醒,也会刻在骨子里,永远改不掉。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