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瞿秋白唱着自己译配的《国际歌》，走向刑场。这位年仅36岁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的死，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激荡不息的一道波澜。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却曾指示“以后少纪念他”，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隐情？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还是其个人选择的结果？这篇文章

1935年，瞿秋白唱着自己译配的《国际歌》，走向刑场。这位年仅36岁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的死，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激荡不息的一道波澜。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却曾指示“以后少纪念他”，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隐情？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还是其个人选择的结果？这篇文章将试图抽丝剥茧，还原历史真相，探寻这段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

革命理想与现实困境的交织

瞿秋白的革命生涯，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他早年留学苏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回国后投身革命洪流，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参与创办了《新青年》杂志，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将《国际歌》传播到中国大地，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普及功不可没。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奠定了基础。这些成就，足以让他在革命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身体原因，瞿秋白未能随军行动，留在了苏区。这看似偶然的选择，却成了他命运转折的开端。

被俘与《多余的话》的争议

在红军长征之后，瞿秋白试图前往上海就医，却在途中不幸被捕。这并非简单的军事失误，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对敌情判断不足、自身身体状况不佳、以及国民党方面严密的监控与追捕。被俘后，他被关押在国民党36师师部，师长宋希濂，这位曾经自称瞿秋白的“学生”，却未能阻止历史的悲剧发生。

在狱中，瞿秋白写下了长达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这本回忆录，以其坦诚的笔触，展现了他思想的矛盾与挣扎，也暴露了他对革命道路的一些反思。然而，正是这本回忆录，成为了日后对他评价的两难所在。一些人认为，书中某些内容可以被解读为“自我辩解”甚至“投降”，这直接导致了建国后对其评价的复杂性。

建国后的评价与时代背景

建国后，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一方面，新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封锁；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在这种大环境下，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被一些人解读为与当时政治环境格格不入，甚至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

同时，与瞿秋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志敏，这位革命烈士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这种鲜明对比，自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影响了人们对瞿秋白历史地位的评价。毛泽东主席的“少纪念”指示，也正是基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考量。

重新审视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瞿秋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瞿秋白的评价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标准来衡量这位革命先驱的功过是非。他的贡献，不应因《多余的话》的争议而被抹杀。他为中国革命的早期发展做出的贡献，他的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都值得我们铭记。

瞿秋白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交织，充满了光荣与遗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的命运，如同无数革命者的命运一样，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的选择，他的挣扎，他的牺牲，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历史是复杂的，人物是多面的。我们应该以更为客观、全面的视角重新审视瞿秋白的一生，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解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挣扎，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瞿秋白形象，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标签化、符号化。他的故事，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和宝贵财富。

来源：@侃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