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理解中美关系，这3点要格外关注

摘要：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美国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备受关注。“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两国的关系在友好和敌对之间来回摇摆”，谈及中美关系，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他的著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中如此评价。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美国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备受关注。“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两国的关系在友好和敌对之间来回摇摆”，谈及中美关系，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他的著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中如此评价。

如果说基辛格的《论中国》是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出发审视中美关系，从而帮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那么佐利克的《论美国》就是与之互补的另一面：它将中美关系置于美国250年的外交历程之中，以详细的梳理、深刻的洞察和自己多年来的亲身实践，为中国读者提供了难得的新视角。

《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

[美]罗伯特·佐利克著

2025年2月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近日，《论美国》作者罗伯特·佐利克做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进行深度对谈，剖析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理性探讨当下美国对华政策，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思考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对谈活动现场

以下为本场对谈精华内容实录：

《论美国》创作初衷：以史为鉴，分享外交实践

佐利克：让我先讲讲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经常借鉴历史经验，当我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时，无论是德国统一、贸易、气候还是其他问题，都会从历史中寻找启发。所以，我想给年轻一代一些建议，告诉他们在关注外交政策时，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

你们很多人可能学过国际关系或外交政策，也知道现在很多外交政策课程都依赖国际关系理论，也许吴教授也教过国际关系理论。

在我看来，虽然国际关系理论在学术上很有趣，讨论起来也很有意思，但在实际外交中却没什么用处。相反，我发现从历史中举例，虽然不一定能提供直接的类比，但能给人启发，让你思考一些问题。

佐利克与《论美国》中文版

大家都知道，已故的基辛格博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写了一本名为《大外交》的书，他通过历史来探讨外交政策，但鉴于他的背景，你们会发现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的经验，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想法是更多地提供美国的经验和理念。

你们会看到这本书是围绕故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像是一部多人传记，因为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人物和一个问题。所以它并没有试图涵盖美国 200 多年的历史，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件来思考外交政策。和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书籍相比，这本书可能有些不同，这或许也反映了我的个人背景。

除了安全问题，书中还有关于金融、贸易、技术和跨国关系的章节。但我认为，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读这本书都能让你了解一些外交艺术，可能是调解、谈判，也可能是用一系列理念来制定政策、进行倡导。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分享外交实践的经验，而不是外交理论。

理解中美关系的三个主题：

商业机遇、国家实力、传教冲动

佐利克：在说说中美关系。回顾这本书，我从长期的中美关系中总结出了三个主题：一是对巨大商业机遇的憧憬，但总是差那么一点才能实现；二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强国；三是美国对中国的传教冲动。下面我来分别解释一下。

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宪法制定之前，一艘名为 “ 中国皇后号” 的船驶向当时的广州，船上载着 40 吨来自阿巴拉契亚的西洋参，销售这些西洋参的利润高达40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 “中国大市场” 概念的第一个例子，这个市场一直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但似乎总是抵达不了。不到 6 年就有 30 艘船前往广州，这确实是个大市场。从那时到后来，比如1900 年的“门户开放”政策，都体现了将中国视为潜在市场的观念。

我楼下书房里有一本书，写于 1937 年，叫《四亿消费者》。作者当时惊叹：中国有四亿消费者，这是个巨大的机遇。当然，此后二战爆发使一切都化为泡影。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刻，也能感受到这种对巨大经济机遇的期待。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它总是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有时还会让人感到沮丧，后面我还会再提到这一点。

第二个主题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强国。从某种角度看，这非常有意思。我不确定这种观念是怎么形成的，也许是因为美国推翻了自己的殖民统治，所以对中国有一种共情。1900 年，欧洲列强包括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俄国，都在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各自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给大家一个参考，这在历史上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但中国人不会忘记，差不多同一时期，他们刚刚瓜分了非洲，把非洲变成了一系列殖民地。

有意思的是，伊莱休・鲁特，我在书中提到过他，他后来担任过战争部部长和国务卿，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谈道：瓜分中国将是一场悲剧，其严重性堪比罗马帝国的分裂。所以，保持中国主权的重要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当然，这也是一个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把中国视为主要盟友之一，他期望战后世界有 “四大警察”，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显然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打乱了这一设想。随后是 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

但后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再次承认了中国的重要作用。2005 年，我提出中国是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一概念，也是基于将中国视为一个强国或潜在强国的理念。如今，美国又出现了对中国实力的恐惧。

第三个主题在大多数外交史中可能被忽略了，因为近年来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有所减弱。但我认为在中美关系中，这个主题很重要，那就是传教士。

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对塑造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传播宗教，还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把现代化带给中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学校、大学、医院，带来了医疗服务，这是一种试图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模式。当然，这也促使了第一代中国学生前往西方。

举个例子，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复旦，但大家可能知道，清华大学的创办和义和团运动后的赔款有关。这很有美国特色，美国一开始说不要赔款，但看到其他国家拿了，就也拿了一部分，不过把这笔钱用于创办清华大学。

因此，清华大学是在庚子赔款的基础上建立的。1908 年，清华大学启动了一个奖学金项目，此后总计有 3 万多名学生赴美留学。实际上，这也是富布赖特项目的起源，富布赖特项目旨在资助外国学生。

这些传教士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他们成为美国了解中国的桥梁。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不会说中文，了解中国的往往是传教士的子女，很多美国驻华大使都是传教士的后代。

看看《时代》杂志的亨利・卢斯，他在 20 世纪对美国公众舆论有很大影响力，他也是传教士的孩子。很多大学也有和中国相关的项目，比如耶鲁大学的“耶鲁－中国”项目，耶鲁大学在美国有点像中国的复旦大学，虽然比不上哈佛，这个项目的起源就和传教士有关，和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有关。

如果你们去奥伯林学院参观，会看到一座很大的传教士纪念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试图培养传教士，从而建立起了这种联系。

赛珍珠，她是一位作家，我想她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她还获得过普利策奖。她写了一本名为《大地》的书，这本书被拍成电影，数百万的美国人都看过，所以这已经不是精英阶层的认知了，普通美国人也通过这些途径了解中国。

但这里有个复杂的问题，传教士试图让中国接受基督教、资本主义，还有共和理念，问题在于当中国决定走自己的路，不想被改变时，可想而知，美国的反应就像钟摆一样剧烈摆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觉得自己的慷慨提议被拒绝，这种感受比别人直接的敌意更难以接受。

看看这三个主题：商业机遇总是难以完全实现；对中国实力的看法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还有传教士的想法。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个人化的。

我们和英国、德国等国家也有密切的关系，但和中国的关系，从这些方面来看是一种独特的组合。再想想，无论是1900年、1949 年、1989 年，还是过去十年，都能看到这种关系在不断变化。

如今的深圳高楼林立，与佐利克1980年造访时已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今天想做的，就是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个大致的了解。在我看来，一本历史书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对错，我试图强调的主题是通过实用主义来解决问题。但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历史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

从我的角度来看，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我努力学习其他国家的历史以理解他们的观点。我是美国人，认识当然会有局限，我的语言能力也不如你们。但我认为，如果想要从事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不一定要认同对方的观点，但需要了解他们的立场。

基辛格《大外交》与佐利克《论美国》：

经验、领域与理念差异

吴心伯：既然你受到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的启发写出了《论美国》这本书，在你看来，这两部杰作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你觉得哪本更好呢？

佐利克：我可不敢和已故的基辛格博士比肩，他是独一无二的。但正如我提到的，当我思考这本书和基辛格《大外交》时，我试图去理解他基于欧洲经验所形成的不同视角。接着再讲讲我从美国经验出发的看法，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基辛格是金句大师，他曾说美国在 19 世纪没有外交政策，从欧洲安全的角度看世界，美国参与度并不高。但如果从美国的角度看，你主要的目标是在创建联邦的同时，如何处理一片大陆的定居和领土问题，你得和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墨西哥人打交道。

一方面，我们购买领土；另一方面，我们夺取领土，这也引发了一系列长期的外交关系问题。我书中有一章是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林肯和西沃德的，林肯强调的关键一点是“一次只打一场战争”，这里的重点是，如何避免法国和英国站在邦联一边进行干预，因为这很可能会改变战争的走向。

总之，他们采取的是威胁与克制相结合的策略，他们向英法表明，如果你们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他们也尽量避免做得太过火，因为他们不想同时打两场战争，这是一种观点。

第二点，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鉴于基辛格的背景，他主要关注安全问题，而我把贸易也纳入其中。我还谈到了财政领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书中有一章内容是关于一位名叫范内瓦・布什的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

我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基于我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经历。我意识到，将外交与科学结合起来是一项特殊的挑战，无论是在生物安全与大流行病、海洋问题，还是气候变化方面，都要思考如何将这些方面联系起来。

亨利·基辛格

接下来我想说，正如你们所知，亨利・基辛格是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的经典代表，我书中的相关章节，我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我也探讨了权力平衡、调解、联盟、军备控制、地区安全等主题，但我也涉及了其他一些主题，我提到了国际法，我觉得在亨利的言论中不太能看到这个主题。

我谈到了贸易、跨国事务，我刚刚还和你们提到了传教士，在基辛格的著作中，你找不到关于跨国关系的内容，因为他不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但我认为，传教士与中国的关系对于理解一些背景情况非常重要。还有罗纳德・里根，他最终将冷战视为一场思想之战，但同时也愿意进行谈判。

所以，我认为我的书是对现有观点的补充。

如何从实用主义的角度

看待当下美国对华政策

吴心伯：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从你的书中我能看出，你很重视实用主义精神，你将实用主义视为美国的一种哲学，也是多年来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价值观。以美国对华外交为例，你刚才提到中国的崛起在如今的美国引发了某种恐惧，你如何评价过去三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政府，到现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从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他们的对华政策怎么样？

佐利克：首先我要强调，实用主义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试图突破那些束缚你的学术惯例或教条，相反，它基于经验试图了解实际情况、相关人员、制度以及权力关系，目的是取得成果。

根据我的经验，在一个远非完美的世界里，如果能取得不完美的成果那也是很大的进步，毕竟一切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但书中也提到，人们在践行实用主义方面的成效各不相同，我也讲述了一些失败的案例。我有一章内容是关于林登・约翰逊的，1964 年 1965 年他决定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失败案例。

在某些方面，我对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些做法持批评态度，所以我并不是说实用主义总是行得通，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它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

说到特朗普政府，我想再次强调，我只是在和你们分享当时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我并不一定认同这些观点。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解决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他们担心这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他们担心经济关系不公平，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占了这个体系的便宜。特朗普总统主要通过双边贸易逆差来定义这个问题，虽然经济学家不会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但这能反映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回顾过去，我曾提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向强国转变，而不是仅仅在规模上变大。那么，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他们的办法是签订采购合同。

我本人是开放市场的支持者，我可能不会采用这种方式，但我只是想让你们了解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们还提出了出口管制措施，这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举措。然后按时间顺序来看，新冠疫情发生后，人们对疫情的起因产生了更多焦虑：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是不是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等等。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还将政治问题意识形态化，我认为特朗普本人并非意识形态至上，但政府里的一些人这么做了。

接着到了拜登政府时期，这时国内政治因素变得很重要。我认为拜登总统不想显得软弱，所以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他试图修复特朗普政府破坏的一些地区同盟关系。

他延续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顺便说一句，我是反对这一政策的，因为我觉得拜登想要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竞争并不现实，特朗普总能吸引那些失意的人。

但拜登还是选择了这条路，然后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两位总统都意识到美中关系在迅速恶化，他们试图给这种关系设置一个底线，之后又发生了气球事件，对该事件的处理对双边关系来说是一次挫折。

那么，你还想了解现在特朗普的情况吗？我想这一切变化太快了，我觉得大家都很困惑。如果你感到困惑，别担心，因为不管在美国还是欧洲，大家都一样。我猜这确实代表着一些根本性的转变，问题在于，这种转变会持续多久，会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外交的五大传统：

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钥匙

吴心伯：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在书中总结了美国外交的五大传统，那么特朗普归来将对这些传统会产生何种影响？

佐利克：我的书中提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五大传统，我提到这些传统是想说，它们是重要的支柱，能让我们从中得到启示。

其中一个传统是北美地区，在美国的大多数外交政策讨论中，人们从不提及北美地区，大家谈论的是欧洲、亚洲或者拉丁美洲，却从不谈北美。特朗普确实重新关注起了北美地区，但他的方式与我或罗纳德・里根的做法截然不同，他关注非法移民问题、芬太尼问题，还试图在这些问题上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屈服。

这里给大家一点历史参考，1846—1847年，美国和墨西哥打过一场战争，美国夺走了墨西哥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领土，这让两国关系在之后约100年里都很糟糕。因此，当你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时，这也是我参与其中的，从我的角度看，它远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它旨在通过经济联系实现和解。显然，特朗普的观点大不相同。

第二个传统是贸易、跨国主义和技术，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当然是优先事项，但他更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在技术方面，我们还要看看人工智能及其他相关领域未来会如何发展。

第三个传统是同盟关系，我在书中讲述的情况是，在最初的150年里美国人不喜欢同盟，因为他们把同盟和欧洲列强联系在一起。乔治・华盛顿说不要缔结永久同盟，托马斯・杰斐逊说不要陷入纠缠不清的同盟，美国直到 1945 年才真正推行同盟政策，这种政策持续了七八十年，冷战结束时，我是试图推动同盟转型的人之一。

特朗普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从交易的角度看待世界，我们还得看看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也许这会促使欧洲人增加自身国防开支，为未来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也许这会破坏同盟关系，很难说会怎样。

第四点是公众的支持。现在评判还为时过早，新政府才刚刚上台，很多美国人不确定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走向，也不确定他对乌克兰的政策。另一方面，他确实在处理一些人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比如非法移民问题，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

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我提到美国在世界上的目标，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主题，但我的观点是：它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对于年轻的美国来说，它的目标是在一个帝国林立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共和国生存下来。在美国内战时期，目标是维护联邦统一。到了 20 世纪初，在西奥多・罗斯福和海约翰的时代，更多的是权力平衡政治，这也是 “门户开放” 政策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目标是实现 “四大自由”。后来又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或者不可或缺的大国。

特朗普总统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世界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我认为他的观点，带着我个人的偏见来说，是一种更狭隘的民族主义、利己主义观点，而不是从体系层面出发。

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关注体系、经济安全等问题，但他不是这样看世界的。我能给你们的最好提示是，他把生活看作是一场交易。在交易中，个人关系很重要。

“我们正处于一些根本性变革的时期”

有三个问题需要格外关注

佐利克：最后我再讲一点，不过这可能是我有些过时的观点。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些根本性变革的时期，我无法预测结果，但我可以说三个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第一，从二战后开始，国际社会反对通过侵略夺取领土，想想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况、这件事的解决方式，可能真的会打破一项非常重要的准则。中国传统上一直反对改变领土边界和主权的做法，但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俄乌冲突，在中东也能看到，有人试图重塑中东国家格局。在非洲部分地区，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利比亚和苏丹，也有类似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特朗普还想要格陵兰岛，对吧？确实如此。

所以，如果这成为一种常态，那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说实话，这让我有点担忧，但我只是想帮助你们这些分析人士理解这些情况。

第二点也与之相关，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了同盟问题，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对核扩散的分析历史，大多数学者认为会出现更多的核国家，但有一个因素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

比如 20 年前，我记得和戴秉国讨论过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美国结束与韩国的同盟关系，你认为韩国在核政策方面会发生什么？70% 的韩国人希望拥有核武器，如果美国不再提供保障，他们会怎么做呢？我也不太确定，这可不是轻易能迈出的一步。

但想想看，如果韩国、朝鲜、俄罗斯、中国都拥有核武器，要是没有美国的同盟关系，你觉得东京方面会怎么想？所以，我不是在预测这些事情，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我们对国际体系存在一些既定假设，如果这个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那可得小心了。是啊，会有什么后果呢？

最后一点，我们之前讨论过，世界正日益走向大国竞争的格局。我和美国一些人的分歧在于很多人喜欢用冷战来类比当下局势，但我觉得冷战的类比并不恰当，我认为当下更像是 1900 年那个大国纷争的世界。

只不过如今的大国有所不同，会有美国、中国、印度，还有军事上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尽管我认为俄罗斯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欧洲能否更有效地团结起来呢？日本又会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