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夜大｜希望之光的夜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摘要：对面教室，一班二班认识的是在句容插队时，同样在县文化馆参加过培训的刘丽明；还有一个就是在市文讲所的同学金卫东，那时文学热，我与金上完了课不管哪边的课，挤出时间就在没日没夜地写着小说；再一个就是在乡下同插一个大队的耿寅了，本以为插队上来后，就各奔前程了，谁知上了

接上期我的夜大｜硬面条吃坏了胃，上课坐末排，听精英老师讲课营养美味

4 同学

南师大中文系的大门与校门一致，朝东，迎着日出的方向。

进了中文系的走廊没几步，向南朝北，便各有一个能装二百多人的阶梯大教室。在南边上课的是一班二班，北边的就是三班四班了。

上夜大的时候我等于是匹孤狼，在四班，独来独往也不认识几个人。

对面教室，一班二班认识的是在句容插队时，同样在县文化馆参加过培训的刘丽明；还有一个就是在市文讲所的同学金卫东，那时文学热，我与金上完了课不管哪边的课，挤出时间就在没日没夜地写着小说；再一个就是在乡下同插一个大队的耿寅了，本以为插队上来后，就各奔前程了，谁知上了大半年的夜大后，在下课时见到，这才知道还是奔到一起来了。但下课时人流滚滚，相互远远地招招手也就算是打过了招呼。几个月后又在下课时撞见，还是远远地招招手，见我要多说点什么，耿寅就远远地对我喊，“再叙，再叙！”

谁知这一再叙，就再到了三十多年后的退休。

三四班的我只认识三个人，刘卫东、蔡庆生和黄金珍。我们四个人有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都在白下区职工业余学校待过，待过的身份却不同，蔡庆生是在校的老师，教现代汉语的。多少年后叙起来，蔡庆生还想认我是他的学生，我说“刘卫东是你的正宗学生好不好，尽管你们后来又同学了，但他是我的同事，人不错，一直对你都是执弟子礼的。而我和黄金珍在业余学校，学的是古文选，的确没有上过你的课。”

于是我就同他们感叹于老师，多年后大多认不清自己的学生了。我说我曾在作协楼下的省诗词协会里，遇见过钟陵老师。我当着外人的面，毕恭毕敬地喊他，执弟子礼。钟陵老师却是愕愕然，后来终于弄清我居然是他的学生，这才释然。我请他上楼到我的办公室里坐坐，喝杯茶，而后就在颐和路的小馆子里吃个饭，再喝点酒，他坚辞不肯。于是我只好跑上楼，找了本我以武则天为题材写的书送给了他。

我与钟陵老师并无其它交往，他于二零一零年谢世，这也算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了。

还是来说说同学吧。同学之间较为广泛地交往，那是在几十年退休了以后。是由热心的祁柏同另一些热心的同学出面，才把大家召集起来的。同学见面后好像都似曾相识，却就是叫不出名字来，“你，你，你？”互报尊姓大名后，就是“哦”地一声，一派恍然大悟的样子，“久仰，久仰，久闻大名！”“某某某，你原来是长的这个样子呀！”见了几面比较熟了，有时却还是不知道对方究竟是哪个班的，就问，“你是哪个班的？”答，“一班二班的，你呢？”再答就玩起了幽默，“我不是一般（班）二般（班）的。”于是就都会心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夜大的，前所未有的特色了。

总共四百多人，一百多人一个班，两个班两百多人聚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上大课。上学时同学之间接触的机会反而不多，不会像在校生一样畅谈理想与抱负，憧憬未来什么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人，走进夜大时大多在社会上，在风里雨里都已摸爬滚打了一二十年，什么是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自己以后的路该要怎么走，其实早已清清楚楚，早已在自己的心头也不知翻滚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了。

这，大多都是些目标明确、步伐坚定的人。

所以当学生时来不及过多地交往，倒是到了人生的晚年，辛苦奋斗了一辈子，掸掸一身的风霜与灰尘，背负着累累斑痕与硕果，这时倒是有闲有暇地能够坐下来“再叙”了，叙叙有欠了多少年的旧了。

我与耿寅的“再叙”，是在十年前祁柏组织的出游，我们一起玩到了苏州。我旧话重提，开玩笑说，他当年在中文系走廊里，其实是不想再叙的。他这个工作多年的老警察，只是低声地对我说，你在报纸上发的什么什么散文，我都看过，但你连载的长篇小说，我想看，却买不着。我就到省图去找，也找不着。我一听，脸就红了，有些感动。省图市图那时还真没有我的书，我们单位在省图还搞过作家专门的图书室，我因为签了写剧本的合同，就没参加，连向这个图书室赠书的事也都忘了。于是没话可说，连忙送书，一连送了好几个同学。

送了书以后就找理由，叫他千万别怪我，要怪就怪我们这辈子都太忙了。没话找话，又怪当时夜大下课太晚，怪那中文系里当年走廊并不那么宽，灯也似乎昏黄些了……现在叫文学院了？还是叫中文系多好，多亲切啊！总而言之，都怪到了别的地方去了，这些怪都是某种情结所至，其实都是为了回忆，回忆中文系那其实并不太窄的走廊，回忆那的确是很晚了的下课时分……

那时每到下课，两边阶梯大教室的大门几乎同时被打开，就像开闸泄洪了一般，两边放学的同学一齐涌出，涌到走廊的中间一碰，两股洪流便立即转而向东朝着系大门而去，接着不远处台阶下，就响起了一片拿自行车的“哗啦”声，再接着，阵阵清脆的自行车的铃铛声，便就会在这南师大校园内的夜空中鸣响回荡了起来……

那时都是九点多快到十点了吧，有月亮，月亮早已升得老高，肯定已不是“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了。那个时间我们跟谁去约？我们约的只能是家人，约的是饿了的肚子，约的是还要挑灯复习的课本，住长江那一边的，约的就只能是那匆匆而过的三十四路公交车，和中山码头那最后一班的渡轮了……

5 两岸猿声啼不住

上夜大，前一天睡得再晚，第二天我都还是要去上班的。

那时我领工资吃饭的地方叫南京粮食局粮食船队。这单位里还分成国营和大集体，我们知青上来都是大集体性质。这就等于被人为地贴上了标签，在社会上，特别是男人找对象时，就低人至少不是一等了。那时人的眼皮子浅，把工作单位的分配看成是一次投胎。男人只有一次，而女人嫁人，就还有第二次。所以女人第二次投胎时，条件好些的，是绝不肯再投给那些大集体的倒霉鬼。那时你若哪怕是个国营大厂里扫厕所的工人，没有特殊性况（比如集体性质单位的你与那女性是青梅竹马，私定过终生；或是那女人一眼中了你，赌定你是匹将来的黑马，而又能冲破她家人阻拦的话），这个扫厕所的也足以干翻干倒一众大集体小集体，乃至街道小厂里最优秀的人。

那时社会的环境与观念就是如此，不服从这命运安排的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人想的是，人，怎么能傲得过命呢？

到此还不算为止，到了工作单位，已然大集体了，却还有工种之分。我们船队，最差的工种就是除锈。那是把船用卷扬机硬拖上岸，用千斤顶把它顶起，而后人就拱到船底用铲刀把铁锈铲下来。当知青的不怕苦，但都是二十四岁以上的小伙子大姑娘了，工资又从十八块钱拿起，又是这体制这工种，出了这厂门还怎么谈对象，还有哪一个女人能看得上你？

我因为父亲的关系，当时是领受了这单位最好的工种——车工。为了我当这个车工，厂里还拿下了一个女车工去搞电焊了。别人都去拱船肚，我却在光光鲜鲜地摆弄车床，反差也太天差地别了，因此，我就几乎成了所有上来知青的众矢之的。这是我父亲的安排，他与这厂书记的关系太铁了。我们厂书记戴永林可不得了，五八年的全国劳模，不但见过毛主席，还握过手。我父亲对我的规划相对简单，就是当个技术工人。他因为家庭出生的牵累，思想早已被改造得中规中矩，所以很崇尚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中的车、钳、铣、刨。而我们的厂书记，他对我的规划则更好，看出来他一开始是一心一意想要培养我的。问题是我有我的想法，隐藏在心里，说出来怕人笑话。于是这就与书记和我父亲的想法不同了，从一开始的差之毫厘，到后来就谬以千里，以至越往后，分歧冲突就越大。

小厂的车工，凡是你看见的，不管圆的方的，都恨不得叫你上床子车出来，这不光要能磨出各种各样的车刀，还要会五花八门的装夹，干起来真是费心费力，责任又大。那时我的心力并不想完全用在这上头，我找到了燃烧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法，我最想要的是时间，因此我反而想当个除锈工。除锈工，除个一两天的锈，就没事了，就能在休息室里呆上一星期甚至半个月的。这时间多宝贵啊，那时我在家里写废的稿子，小说剧本都有，一个也发表不了，疼苦已极，大纸箱都快放不下了。因此，我要的是时间，而除锈工们要的是面子，相互换一换，这不正好吗？

但，这又怎么可能呢？除了我乐意，我父亲、戴书记，单位都不可能同意。除了组织问题，这还挑战了所有人的价值观，就连我的那些知青兄弟们，也是打死了都没一个人相信的。他们以为我是看着他们满脸铁锈，下工后像个活鬼样地从船底爬出来，以为我是在笑话他们，我是在有意讲着“牙痛话”。

除锈工的组长叫祁金昭，他是原一中高二的学生，六七届的，读书多，口才好，在乡下当过赤脚医生。他当了除锈工，就一心一意想换个工种，想尽了办法也不能如愿，就和单位领导发生了争执。单位领导，特别是小单位的领导总认为他们是那里的绝对权威，容不得任何挑战。这边有个不想当车工，竟要当除锈工的，那边又有个坚决不想当除锈工的，若都依了你们想怎样就怎样，那这厂子还要不要领导了？

于是祁金昭再去，书记就指着他的的鼻子说，“这么多年，我见的人多了。正告你，你就算有造原子弹的本事，我也不用你！”多豪横的话啊，但在那时几乎是所有工厂，特别是这些小厂里领导们的标配言语。后来又为什么事起了争执，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祁金昭以一敌十，舌战群“儒”，说得一众领导哑口无言。于是一位解放前米店伙计出身的副厂长，就指着祁的鼻子说，“我也见得多了。五八年右派，个个都和你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这个祁金昭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受我影响读了南理工的夜大，调到粮食局写写画画。他在后来的人生里性情大变了，在粮食局里好像有点唯唯诺诺起来。到退休粮食局才给他一个司机的编制，转成了正式工，好像给了他多大恩惠似的。我想这可能和他在原单位的表现有关。然而他一退休就立即得了癌症倒是真的，而后不到一年就死了。我要去看他，他坚决不许，病入膏肓了，他在电话中还一口一口地出着，充满了哀怨的长气。

提到祁金昭，不过是想从一个侧面，说说我们那个小单位的人文环境而已。

我就像一盆盆景，却并没有根据单位的头头和我父亲的意愿生长起来。因此我学习技术并不那么上心，有时还迟到，下班一听到铃声拔腿就跑，给人看了好像有点烂泥扶不上墙了。这样我也就慢慢被冷落了。但我也没像祁金昭那样和他们去吵，的确是没那份心情，更没那个时间了。

有次我上班没什么事，手边又没什么书，就默背古诗，“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另两句是什么？明明是宋杨万里的，我却偏偏想到杜甫的身上。多么简单的事呀，可是车间里除了机床的轰鸣，还有抡大锤钣金的声音，我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于是心里一阵莫名的恐慌，心想，千不好，万不好，脑子千万不能坏掉了，假如连首简单的诗都想不起来，那我就真的完了！于是我就到木工车间借了支笔，面对车间那脏兮兮的墙壁想想写写，硬是把这首诗想起来，默写到墙上去了。

这本来是件极简单的，现在看来都是件有点儿励志的事，可是被一个青工看见，以为我是在面对墙壁发神经，就跑过来看了眼，出去就说王明皓写诗了，他想成为诗人了。于是这就热闹了，不时有人跑来看一看那墙上，要好的还顾着面子，跟我来说说话，这才有意无意地朝那墙上瞄一眼。如果来的是鼓励还好，但那目光里潜藏着的却是讥讽与嘲笑，我有些恼火，却又不好发。

问题是我一向讨厌的车间主任，也跑来看了。车间主任眼光不好，识字也不多，凑在墙上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他急了就问我，你写的什么东西？我正有火发不出，就说反正不是《水浒》。他说，前两年还在批《水浒》，批宋江的招安呢！我说，我不是宋江，这墙上写的也不是他在酒楼上提的反诗。他问，你什么意思？群众对你上班有反映。我是好心好意来提醒你！还有，这墙上是不能乱写的，要是出现反标，那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我真的恼火了，说，哦，你们tmd，原来都是在怀疑我写反动标语啊！他也火了说，你嘴里少不干不净的，告诉你，这里是工厂！还谈什么鸟诗，要学习，就到外面学去！

6 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个车间主任说得没错，这里是工厂，它是要搞生产的。但这个小厂的可怕之处则在于，它根本就没有一种对文化的尊重。老一辈如戴书记、陈厂长以及这个车间主任倒也罢了，问题是这个厂里正年轻着的一代，对于文化却采取了嘲笑、轻蔑与不屑的态度，这就可怕了。

那次我不由得想起了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当年抗战，中国打得只剩下西边那一点地方了，连打日本的士兵都穿得像个要饭的花子，但对联大教授的工资，每月几十上百的大洋还是照发，学生每月的补助也是照给的。正因如此，后来西南联大里走出来的每一个学生，几乎都是大师，杨振宁等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想的是，就这一点文化根脉了，如果连这都没有了，那我们就真正地完蛋了，连翻身的机会也都永远没有了！

而我所在的这个小厂，那时年轻的一代，却几乎都以多拿点工资、有本事多在厂里混一点好处、结婚时的家具比别人多那么几条腿为荣，以没有文化、是个所谓的工人阶级大老粗为自豪，反而以想学点文化的为耻了。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作为知青被调上来的最初那几年，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我没有去，初中毕竟我只读过一年。

但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信号，随后社会上各种补习班就不声不响悄然地出现了。那个车间主任叫我到外面学去，这时正好有了地方。一九七九年我去上了白下区职工业余学校开的古代文选班。

随之全国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学热潮，改革的习习春风扑面而来。

在车间里我抽空读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还有沈从文的《边城》，往往读得热泪盈眶，这才明白，小说竟然还能这么写，我把它们读得几乎都能背了下来。

一九八零年我又上了南京市文学讲习所和南师夜大。

接到南师夜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失眠了几乎一夜。

我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已开始走出动乱和愚昧的阴霾，我知道这一纸录取通知书的来之不易。那一夜我想起了我的曾经……

一九七五年我曾经在农村的窑厂挑过窑水。挑窑水八小时一班，一个班第一天是一定要挑满一百二十担水的。从窑下的水塘，一直挑到十多米高的窑顶，给窑里饮水。你是不敢少挑一担的，如果开窑后砖头要是黃坯，这一窑砖四万块钱，你就吃不了也要兜着走了。

那天上午我在挑窑水，春寒正冷得紧，窑厂北面意气风发地来了一队人，他们是由老师带来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农兵学员。离我们窑厂向北四五里，就是南师大句容农场了。他们来到窑厂后，二三十人就围在那里指东说西地上着课。我下塘挑水，裤角卷得老高，鞋也是湿的，正累得人仰马翻站在那里喘气时，就远远地看着了他们。我与他们都是一般的年纪，一般的大小，我想想自己哪一点比他们差了？他们因为有人“推荐”，就成了上大学的人，于是我们就咫尺天涯，就冰火两重天了。他们在昂首阔步指点着江山，而我却在极尽艰难地挑着窑水。公平吗？这就是当年在农村，我接受的最深刻的教育之一。

现在我是夜大生了，夜大就夜大。

我对夜大从不闪烁其词，夜大是这社会给我的，也是我争取到的一份公平。夜大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人生的里程碑！

就在读夜大时我写小说，写散文，我默默地拿着我写的与报刊杂志上的相比较，心里在说，近了，近了，不远了，当就在不远了……

可我那时的单位，却总有人会莫名其妙地跑来问我，你都快三十了，你还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