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南海紫光阁西侧的国务院大厅里,一片欢腾,那是新中国第一个授勋仪式,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革命战士们,看着自己的老同志肩膀上挂着的那颗小金星,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微笑。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南海紫光阁西侧的国务院大厅里,一片欢腾,那是新中国第一个授勋仪式,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革命战士们,看着自己的老同志肩膀上挂着的那颗小金星,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微笑。
当众人目睹曾任职一野参谋长的阎揆要时,老友们无不瞪大了眼睛,惊讶地发现,阎揆要的肩头竟然闪烁着两颗金星,一野的老战士们纷纷趋前,迫切地询问其中的原委。
阎揆要只是轻轻一挥手,并未发出任何声响。后来披露,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
有关部门考虑到阎揆要的卓越成就,决定授予他中将的军衔。
这让老同志觉得阎揆要被评低了,便替他鸣不平:“彭总对你最熟,他们把你入党的日期计算错了,你要去跟彭总商量商量。”
那之后,阎揆要到彭总那儿去了么?
变革
大家都知道,一九五五年的军衔评定,是按照资历、代表、经历、职务等多方面来进行的。
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委将军队编成了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西北野战军改成一野、晋冀鲁豫改成二野、华东改成三野、东北野战军改成四野、华北野战军改成华北军区,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此时,各部的首长,阎揆要、李达、张震、萧克,均由他们担任。
一九五五年的授勋,阎揆要、张震都是中将,李达、萧克则是大将,照此推论,阎揆要升中将,倒也说得过去;但若算上资历,阎揆要的军衔绝不止于中将。
一九零四年秋季的某一天,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的阎家赤村迎来了一位新生儿,他便是日后声名显赫的阎揆要,原名阎奎耀。
阎揆要的祖父乃是一位遐迩闻名的学者。在其祖父的熏陶下,阎揆要的父亲以及三位叔父均具备了深厚的文化素养。
由于对清朝政府腐败现象的强烈反感和抗议,阎揆要毅然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同盟会”,成为一名勇敢的革命斗士。
再加上阎揆要是家中长子,他的父亲秉持「教化天下」的精神,在县内开设学堂,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阎揆要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也培养出勤奋好学,朴实坚忍的个性,并在心中埋下一颗革命的种子。
一九二一年,阎揆要以优异的成绩被榆林中学录取。从那以后,阎揆要离家出走,去读书了。
榆林一中校长杜斌丞,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千方百计地为陕北高原地区的教育事业争取到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杜斌丞还积极筹措经费,创办了一所图书馆,为同学们提供国外先进的思想期刊。
经过杜斌丞的不懈努力,榆林中学先后有魏野畴、李子洲等北京师范大学、北大哲学学院的学生担任教师。
阎揆要到榆林中学读书时,常常被图书馆里的先进书籍所吸引,常常沉浸于新观念的熏陶之中,忘乎所以。
阎揆要通过党员教师和先进书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革命理想与信仰。
阎揆要在建立自己的革命理想时,亲眼见证了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深重苦难。这使他认识到,要使中国变得更好,就必须进行革命。阎揆要受救国救民之念的启发,进一步加强了学武之志。
一九二四年春天,阎揆要进了黄埔军校一期。由于家境贫寒,黄埔军校的入学费用不足,向邻村一位开明的先生借了五十元钱,这才得以上路。
阎揆要于十一月九日自黄埔军校结业,调往陕北,任国民革命第三军团骑兵团营长。阎揆要于一九二六年八月欲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五年二月,陕西绥靖公署警备团扩充后,严揆要继续担任团长。
在这段时间里,阎揆要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团内秘密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连和营里都成立了支部,还特别注重吸纳有爱国心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组织。
整个团的党员发展到了将近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军队的运动是积极而隐蔽的。
周恩来对阎揆要非常关切,他提出:“凡与十七路军关系太远的活动,都要予以制止。
特别是,不要太引人注目。在军队中,对那些了解你政治倾向的人,也要严加约束,不能走漏风声。余事待回电后再说。”
一九三六年八月,周恩来派遣共产党员刘克东前往阎揆要部设立一个秘密广播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由于国民党亲日派出兵“讨逆”,西安附近又有大批军队包围,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阎揆要的第二支秘密部队,在渭南一带驻扎。
这时,汪锋携周恩来来信,前往阎揆要团驻地,指示:阎揆要应全力支持张、杨二人的意见,坚决反对南京军进犯西安。
并且着重指出:“七日之内,我们不能进入西安,与蒋军作战!”阎揆要在赤水镇和渭南源一带,利用地势优势,固守不出,以震慑亲蒋的国民党军。
随后,他接到命令,前往蓝田,和红二十五军团并肩作战。这时,“讨逆”的28师师长董钊急差遣人去阎揆要,劝说他支持蒋,以后再受重用。阎揆要在陕西的老乡,董钊也在黄埔学校读书。
阎揆要一口回绝董钊,仍带部固守西安东门,与各路人马并肩作战,不让“讨逆”大军再进一步,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后,阎揆要即被派往抗日第一线去。在部队即将开拔之际,陕西三原一○五七团忽然来了一位省委联络官汪锋,他向阎揆要周恩来写的一份电报。
在这封信中,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成为战争的榜样,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
阎揆要读后,感到肩头的压力更大,就叫汪锋带话给周恩来:「我们一○五七团,是中共一手训练出来的部队,在危难时刻,绝不能堕了中共的威名。」
十月十八日,忻口战线全线告急,阎揆要一率领部队赶来,命令他连夜夺回失去的阵地,固守不出。
阎揆要率领数名营长及参谋,不顾密集的炮火,到前线侦察,并向各营下达命令。就在这当儿,日本人已冲破晋军的防线,向阎揆要一营的侧翼发起进攻。
形势非常紧急,阎揆要立即作出决定,他命令第一营营长兼共产党员周益三在日本人还没有站稳的时候,发动反攻,重新占领自己的地盘。
周益三举着步枪,挡住了晋军的去路,大喝一声:“跟我上!”一名士兵拿着步枪和大刀,跟在周益三的身后。
日本人被突然出现的反击弄得不知所措,不得不撤退到他们原来的位置,而中国部队则坚守住了他们的阵地。阎揆要则趁此机会,率部从日本撤退的方向发起反攻。
一零五七团的战士们个个怒发冲冠,奋不顾身,奋勇杀敌。日本人试图用重火力阻击105团的反攻。
可是团上到团长阎揆要,下到伙夫马夫,都被“赶日本人,收复国土”的口号所激励,一浪接一浪,奋勇向前,同日本人决一死战。日本人疯狂地投下燃烧弹,很多军官和士兵都中了毒气。
阎揆果断发出指令,要求士兵们立刻用浸湿的毛巾遮住口鼻,以避免毒气的侵袭。
在战场上,二营营长,那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孟审言,尽管头部被火焰烧得焦黑,双眼遭受严重烫伤,却依然坚守岗位,毫不松懈地指挥着战斗。
三连连长袁致亮,也是共产党员,腰上、腿上都受了伤,子弹打光了,他仍然举着刀和日本人搏斗,英勇地死在了战场上。
阎揆要率领部队与装备优良的日本板垣师作战十四天,虽团将士死伤超过三分之二,却没有丢掉阵地,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
周恩来接见了汪锋特派员,对阎揆要团大加赞赏:
“五二九旅这一仗打得不错,杨虎城这一部大有前途。你到忻口去,向全军将士致意,代我向他们问好。你告诉许权中和阎揆要,要作长期的抗战,否则娘子关或不保,太原不保,有事就叫人通知我。”
一九三八年秋天,党给阎揆要的命令是:脱离国民党军,直接加入八路军。
黄埔一期学生胡宗南获悉阎揆要欲辞,便遣说客上门劝他留下来,并说:“若能弃共产党,必能成大器,当大官。”可是阎揆要却不肯回头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终于打赢了!
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根据中央的指示,阎揆要到西北地区去,任第四纵副司令和参谋长,后来当了一野,他又要当参谋长。
阎揆要若为彭德怀、彭老总所率一野之首,可说是最佳“参座”也!
说起来,阎揆要在一九四七年八月战争中,因伤退伍,养好伤后,彭老总立刻向他提出了召回阎揆要的请求。
而这一伤,还得归功于阎揆要的勇敢。
榆林之战,阎揆要若随彭老总一同打榆林之战,榆林各大要塞均已成功拔除,唯南部尚无失守之地。
敌军在城南拼死反击,夺回了阵地,阎揆要为阻止敌军的反击,亲自上了前线,指挥战斗。
阎揆要于在战斗中受了重创,几乎丧命,幸好得到了救治。
阎揆要伤势痊愈之后,彭老总还记得他,立即把他调了回来,由此可见,彭老总对阎揆要的工作是多么的满意!
阎揆要在西北野战军工作时,深得各方面的喜爱。
一天晚上,王震接到一封电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是平时,他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彭老总的。
那时候彭老总三天三夜都没睡好,彭老总终于睡着了,谁也不想去打扰彭老板,只能把这份文件藏在了心里。
半个钟头以后,彭老总才醒过来,知道把电报放了一个钟头,彭德怀气得要命,立即叫阎揆要参谋长来问话。
阎揆要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是参谋们的工作,但阎揆要并没有辩解,而是将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并立即向彭老板检讨。
阎揆要并没有责怪参谋官,而是告诉参谋,如果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否则,这半个时辰,就足够耽误军机了。
阎揆要爱惜部属,使所有人对阎揆要都十分敬爱。
授衔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召集军队二十五万人,分成五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突袭。十二个旅、八万人的精兵,向延安挺进,企图在三日内歼灭共军的最高领导层。
我们的部队,只有一个野战军的教导旅、警备3旅外加一个团,加起来也不过五千人。
敌人太多,形势非常危险,阎揆要受命与彭德怀一起,挡住敌人,掩护机关和学校的转移。
阎揆要配合彭德怀,制订“运动防守,交替掩护,适时反击,步步反击”的战略方针。前线战士依靠阵地、埋下的地雷,奋勇奋战,不久就收到成效,敌军的攻势立刻被遏制住了。
阎揆要想和胡宗南同为黄埔系的同窗,知道对方诡计多端,胡宗南不久便会改变攻击计划。
因此,他给彭德怀提出了“游击”的主张,即趁夜出击,以增强防守的效力。人民群众与我们的合作使我们愈战愈勇,使敌人难以前进,不能接近延安。
7天后,胡宗南到达延安,疲惫不堪,看到面前是一座“空城计”,他立即火冒三丈。
我们的部队,不但成功地完成了转移和撤离司令部的任务,而且以少胜多,仅牺牲700多人,歼灭敌人5200多人,创造了“运动防御”的典范。
彭德怀对阎揆要的机智和沉着冷静的表现很欣赏,把他称为“智多星”。一九四九年二月,阎揆要任人民解放军一野参谋长,辅佐彭德怀司令员,在西北战场上连克强敌,兰州一战,创下九天连下十六县的壮举。
阎揆要出谋划策,屡出奇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对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叶剑英都称赞阎揆要为“参谋之楷模”。
阎揆要的才能,毛主席也早就听说了,他曾建议彭德怀从阎揆要和张宗逊中间抽调一个到军委去。
但左思右想,彭德怀还是不肯放他们走,就以张宗逊对西北地势熟,阎揆要对胡宗南最熟为借口,谢绝了。
一九五五年授衔时,因少算了12年入党时间,被评为中将,老同志就替他鸣不平,说:「他们计算错误了,你应该去和彭总说,彭总知道你的历史。」
按资格来说,阎揆要本来是可以被授予为上将的,可是,他却没有找到彭德怀,只是挥了挥手,最终,他得了一个中将的军衔。
阎揆要虽未明说,但同僚中的一些人,却向负责评定的机关反映,一九五七年,经有关机关复查,把阎揆要的十二年党龄补齐,定为1926年。
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对阎揆要予以授上将。
阎揆要一听,当即回绝,最后阎揆要只领了一个三级八一奖章。
一九八四年,阎揆要到西北视察。阎揆要回乡后,听说嘉林黄河大桥即将开工,他非常高兴,而陕西佳县与山西临县之间的黄河大桥,更是功不可没。
一九八七年,阎揆要再一次向中央提出辞职一事,最后得到同意。退下来之后,他还像个当年一样,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做运动。
一九九四年,九旬高龄的严揆要在北京逝世。
当她女儿回来时,看到新的一幕,眼泪汪汪地说:“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他一定很幸福!他对家乡的爱,是如此的真挚!”
参考文献:
党史博采——被誉为“参谋工作的楷模”的阎揆要 作者:何立波
来源:历史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