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第一个汉语教授，也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位汉语教授雷慕沙，是一个中国通，他有两个很出名的学生，一个叫儒莲，国际汉学（中国学）的最高荣誉儒莲奖，就是以他的名义设立的。还有一个学生叫鲍狄埃。

这是一篇漫谈式的文章，意在避开理论说教，以“想说就说，想哪说哪”的方式，比较一下《道德经》在中外的境遇及其原因。

从发行量看《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流行情况

2016年，《道德经》从世界文化名著总销量第二位，超过《圣经》稳居第一位，这无疑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法国第一个汉语教授，也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位汉语教授雷慕沙，是一个中国通，他有两个很出名的学生，一个叫儒莲，国际汉学（中国学）的最高荣誉儒莲奖，就是以他的名义设立的。还有一个学生叫鲍狄埃。

直到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等接触的都是法译本，陈省身教授谈到爱因斯坦家中的《道德经》时说：“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

这一时期，季羡林先生也写过一篇《老子在欧洲》的文章，他说德国人最是傲慢的自大狂，但人家有资本，因为他们在哲学、音乐、科学、艺术方面都有惊人的造就，所以总觉得高人一等，想征服世界。

结果，两次世界大战都被打倒，于是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文明的缺陷，最后找到老子。这些哲学国度的自大狂们，看惯了康德、尼采的著作，再看《道德经》，果然惊为天书，视若神明。

德国人有个特点，越是神秘的、看不懂的，就越是有兴趣，结果，整个民族，官员、教授、神父、家庭妇女、学生、理发师、医生，总之，都在研究《道德经》。两次世界大战是研究老子的高峰，季先生形容说：“老子的译本像雨后的春笋般地出现了。”

季先生说，不光德国，欧洲其他国家也一样，只是没有德国人那么发狂。

据美国学者邰谧侠的《〈老子〉译本总目》统计，《道德经》的世界发行涉及73种语言，1576种译本。而另一部中国重要经典《论语》已被翻译成30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儒家经典的海外传播：《论语》外译简史）。

下面我们引证几个案例，来看看老子火的程度。

当黑格尔批评中国没有哲学，老子没有逻辑的时候，他的老同学谢林反击道：老子“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他无需作逻辑论证。

黑格尔的追随者费尔巴哈更猛，他批评他的老师黑格尔以己度人，他甚至连同康德、费希特、谢林一起批判，说他们的“绝对理念”最终会与神学合流，而远离自然之学。

赫伯特．曼纽什反对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他说：“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

柯拉邦德发表《听着，德国人》的演讲，号召欧洲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黑洞”的命名者翰惠勒说：西方数代人的研究成果，都没逃出中国两千多年前老子的思想。威尔杜兰特说，跟《道德经》相比，所有的书籍都可以烧掉了。

诺奖获得者哈耶克把老子当作他的“思想教父”，普利高津认为老子是科学研究的“先驱”。汤川秀树说：老子早就看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老庄思想伴随我物理学的始终。

这些诺奖获得者、各种理论的创建者，对老子的推崇在网上一搜一大溜，可以用克拉克的话总结，他说：道家治疗的哲学可以拯救西方文明，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态度的转变。

但在《道德经》的故乡，它的境遇就大不同了。

从现有出土文献来看，最早的版本是战国时期郭店楚简本《老子》，它比抄写于秦汉之际的帛书甲本《老子》更古老，入土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74年。

就在这一年，齐国在临淄创办了天下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学宫不同于今天的大学，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齐威王称为“不治而议论”，相当于今天的智库或社科院，在此任职的各国学者，成就突出的享受“上大夫”待遇。

该学宫入学不收费，议论不担责，也因此成为百家争鸣的策源地。

稷下学宫虽然不排斥任何一家学派在此开展学术交流和供咨政之问，比如当时的名家学派儒家、墨家、名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孟子、荀子都先后在此担任稷下先生。但是学宫的教学主导却是黄老之学。

郭店楚简的出土证明，在稷下学宫创办之前，黄老道术已经十分流行，不然墓主不会将《老子》作为陪葬品。

就是说，稷下学宫延续150年，黄老道学至少在稷下学宫之前就已流行，并且在短暂的秦朝之后，西汉王朝继续推行黄老道术，成就了“文景之治”。

汉武帝因为“削藩”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术，那么汉武帝真的要实行“儒术”吗？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孝武帝时，献王朝……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武帝说：商汤王和周文王的封地都没有你的封地大，你比他们还仁义，他们都靠仁义推翻了夏朝和商朝，你努力吧，天下迟早是你的。

河间王知道汉武帝的用意，原来儒术只是个旗号啊。刘德没多久就郁闷死了。

汉武帝的重孙，中兴之君汉宣帝刘询警告太子警告太子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受，何足委任！”

汉末魏晋南北朝直到大唐，“玄学”大兴，“道学”成为国教，期间自不必说，值得一提的是，玄学是由经学家发起，却促进了佛教的蓬勃发展。

经学家为何放弃汉代经学而转向老庄之学和《周易》呢？简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东汉党锢之祸的迫害，使文人士大夫不敢妄谈政治，从而转向“清谈”之学；第二个原因是厌倦了经学繁文缛节的无聊考据。

两宋时期，虽是理学兴起的时期，但依然是儒道互补为用的时代，北宋从宋太宗开始实行的就是“德治+无为”的国策，并且，北宋以国家名义发布的《论语疏》，也是以“无为”思想解读儒家经典，可以参考理学在宋代并非主流思想，“无为”反而是北宋主要治术。

而且，宋太宗、真宗、神宗、徽宗、高宗都信奉黄老之术，他们在位期间任用的大臣也都是黄老道术的积极推动者，比如吕端、吕蒙正、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韩侂胄等。

历史上的道家为何在元代之后深藏民间了呢？

1313年，元代第四代皇帝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以“四书”取代汉代以来的“五经”，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就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为止的600年间，理学成为官学。

元明清三代，儒家“道学”一统天下，儒家“道统”之外“吾儒指以异端”，从此，道家思想被弃之如敝履，有喜欢老庄之学的，也只能暗地里偷偷研习。

加之魏晋玄学的影响，以致于一说到道家思想，就是谈玄说虚的“清谈之学”，就是研习长生不老的养生之学，岂不知那是魏晋时期经学家为躲避政治迫害而自然兴起的一种学术思潮，而这股学术思潮被元明清三代所非议，“坐实”了道家思想的怪诞清谈之过，贻害至于今日。

所以，当西方学术界兴起老子热百年后的今天，不少国人依然以旧时眼光来审视道家思想，于是有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象，岂不谬哉？

来源：问道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