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 | 张延等：企业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对个体创业能力的培育，正在成为大国竞争中新的重要方面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总理在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弘扬科学家精神

文 | 张延、宋嘉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总理在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创新与创业是相辅相成、互为驱动的动态关系。创新是创业的核心引擎，创业则是创新的实践载体，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二者形成“研发-商业化-再创新”的闭环，这种协同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破解“创新-产业化”断层的核心路径。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创业实现了创新的价值，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则贯穿全过程。正如2002年欧盟里斯本会议公告中所提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在于经济体的创业能力”（Prodi，2002），创业能力的培育正在成为大国竞争中新的重要领域。德国经济学家奥德兹认为，成熟应对风险挑战的情感技能、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和具有高度知识聚集、高度开放性和高度流动性的地理环境是影响企业家精神创业能力形成的重要条件。

戴维·奥德兹1954年11月出生于美国，1976年获得美国德鲁大学经济学学士，1980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奥德兹于1980-1985年担任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1985-1997年担任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兼研究员，并于1992年起兼任伦敦经济政策研究的研究员至今。1998年起奥德兹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奥尼尔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杰出教授兼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至今。2003-2009年，奥德兹兼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创业、增长和公共政策小组主任，2009年至今兼任德国奥托•拜斯海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和创业学专业名誉教授。此外奥德兹目前还在德国柏林经济分析研究所、德国科学基金会、纽约科学院等多家国际政策研究机构兼任顾问委员会成员。奥德兹的研究领域为企业家精神、政府政策、创新、创业、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之间的联系。戴维·奥德兹（David B. Audretsch）和戴维·蒂斯（David J. Teece）凭借在企业家精神、创新以及竞争方面卓有建树的开创性研究获得2021年度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

“企业家是天生的，而非后天培养的”这一信条曾一度在欧美国家盛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企业家具备必要的创业技能已逐渐成为各国鼓励创业的通用做法，德国经济学家奥德兹理论突破了“企业家天生论”，构建了情商—文化—地理三维模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从微观个体情商培养、文化环境建设到宏观环境优化的系统性建议。

一、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风险承担能力，政策要重视对创业者的情商培养。

创业教育和创业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激励创业活动及其对个人、组织、地区和国家的影响，创业教育和培训可以使企业家具备必要的技能并掌握应对创业固有挑战的能力，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可以影响创业文化并营造有利于创业的外部环境。但是奥德兹等（Tavassoli, Obchonka & Audretsch，2021）认为，创业教育和创业政策并不总能激发创业精神并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常常面临艰巨的情感挑战。正如创业生命周期的J曲线所揭示的情况，创业之旅充满高峰和低谷，创业者在其中会经历差异化的情绪状态（如害怕失败、激情和创伤）带来的挑战，他们可能比员工更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但目前正式和非正式的创业教育计划专注于培养创业者的技能和领导力(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教育计划提供的标准课程侧重于金融、市场营销、法律、领导力、市场营销和规划、运营和策略)，并未对培养创业者情感技能、情绪管理和情商给予重视，但这些恰恰是提高创业成功率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对创业者情感技能、情绪和情商的培养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创业者风险承担能力的构建，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奥德兹等（Tavassoli, Obchonka & Audretsch，2021）从风险承受的角度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概括，即企业家精神是承受一系列风险因素的集合，风险是企业家精神培养过程的一部分。对风险因素缺乏适应力可能是阻碍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取得完全成功的最薄弱环节。奥德兹提出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是经过计算的风险承担者，从做出创业的决定开始，企业家就必须考虑到并做好承担诸如破产、声誉受损、企业战略挑战、金融灾难、技术波动以及政治和经济动荡等一切潜在风险的准备。

二、政府营造宽容失败、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文化环境，比对创业者的资金技术支持更有效。

奥德兹等（Aly, Audretsch & Grimm, 2021）通过跨国别的研究发现，政策工具在刺激创业活动方面无效的一个原因是文化环境不利于创业活动。企业家的情绪状态并非中立，而是受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

失败恐惧情绪往往会抑制企业家利用创业精神将知识机会商业化的意愿，而德国正是较为典型的在政策或监管系统中嵌入“创业失败恐惧”这一文化的国家。奥德兹等在《德国的七个秘密》（Audretsch & Lehmann，2015）一书中提到，德国对待破产企业家的态度等同于对待欺诈犯，企业家如果创业失败将受到法律和社会惩罚，第二次创业往往至少要等6年以上时间。因此德国被注入风险厌恶和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价值观，这无疑将成为创业精神的阻碍。

奥德兹等（Tavassoli, Obchonka & Audretsch，2021）强调，公共政策通常具有激发创业精神的使命，应当侧重于以正式政策工具营造有利于创业的文化环境。传统意义上扶持创业的公共政策，试图通过为初创公司提供各种贷款或者资金援助，来填补创业企业建立初期的流动性缺口，如美国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将一定比例的采购预算分配给小企业；此外也有部分政府为企业家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研究和技术支持，但这些资源和技能的提升并不足以弥补创业者情绪动荡、压力和痛苦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导致企业家放弃他们的事业，因此文化环境的改造同样需要政府在政策工具箱中给予足够重视。

此类政策工具包括：重新审视法律法规对创业设置的障碍，提供针对创业者情绪管理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创业培训计划以建立创业者开放、激情的创业心态与创业信仰，营造鼓励创业的心态和文化价值观，使整个社会学会拥抱而非谴责创业失败。

接受失败并把它当作正常创业过程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帮助创业者培养具有更高韧性的情感技能，反过来又会促进他们的创业成功。公共政策只有积极解决创业者的情感需求，才能建立起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文化环境。

三、地理环境与创业

奥德兹等（Aly, Audretsch & Grimm, 2021）提出共有三个关键因素推动企业家创业活动，分别是知识源、知识的空间聚集程度（如高质量人口密度）及知识外溢的渠道（如劳动力流动）。

1、大学地理位置与创业的4点研究结论

要使知识溢出有效地发生，不仅要获得新知识（源于人口多样性）及通过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互动（源于人口密度），而且需要人们对各种新想法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奥德兹等（Aly, Audretsch & Grimm, 2021）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创业公司在地理上倾向于聚集在靠近知识源的地区，尤其是大学周边。奥德兹发现至少有两个主要机制促进知识从大学流入到公司：第一种溢出机制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科研论文，这提供了一种低成本传递和传播知识的渠道；第二种溢出机制来自即将毕业的学生从学校前往公司任职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流动，地理位置的接近度同时降低了公司和学生的搜索成本，使得靠近大学的公司相较其他竞争对手具备更大的人才集聚优势。

为了实证检验基于知识的初创企业位于知识源附近的假设，奥德兹等（Aly, Audretsch & Grimm, 2021）检验了知识型创业公司数量及其与大学的地理位置接近程度的空间关系，数据来自1997年3月至2002年3月期间在德国进行IPO的281家企业和德国的73所公立大学。被解释变量是距离某所特定大学最近的企业数量，这一方式类似于以特定大学为中心对企业按照地理距离（以公里为单位）进行聚类，每家被研究企业仅对应最近的一所高校。解释变量包括大学所在区域科技能力（以一个区域内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数量度量）、大学产出（以一所大学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SCI杂志上论文数量度量），控制变量包括是否为技术型大学（虚拟变量）、大学校龄、大学所在城市居住人口数量、企业的行业特征等。在73所公立大学中有54所大学被选为距离企业最近的大学，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被调查的281家企业中有51家企业距离慕尼黑大学最近。

奥德兹采用二项式回归得出4点结论：

（1）某一地区的技术能力越强位于该地区的公司数量就越多。

（2）区域内大学校龄与初创公司数量负相关，可能原因是校龄越长的大学越重视社会科学的积淀，而这些并非是初创的高科技企业所看重的。

（3）大学产出影响企业的选址决策，产出越多的大学孕育的初创企业越多，大学自然科学产出对初创企业数量的推动作用显著强于社会科学产出。

（4）自然科学产出对硬件技术类和生物医药类初创企业数量的推动作用强于其他行业。

奥德兹综合上述研究得出结论，知识溢出产生的企业家创业具有明显的地理和行业特征。

2、城市的开放度与创业——城市开放度增加1个单位，高质量创业比例提高10%，而高人口密度、多新兴行业的城市环境能使该效应增强35%。

奥德兹（Audretsch, 2006）的另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开放度及城市结构性因素对高质量创业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奥德兹以高质量创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采用区域创业队列潜力指数（RECPI），该指数由每个标准统计区域内初创企业数量乘以质量指数获得，质量指数考虑因素包括企业是否按顺序组织股权融资、公司是否寻求知识产权保护、公司营收增长情况、公司是否在一定期限内实现IPO或被成功收购等。解释变量为城市人口的局部开放度，由每个标准统计区域内居民通过性格测试量表的平均开放度得分计算。两个主要的调节变量分别为城市的多样性和密度。奥德兹以一个地区内新兴行业的数量作为多样性的度量方式，以人口密度作为城市密度的度量方式，高密度和多样性是有利的结构性城市环境的两个重要维度。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给定城市的开放度增加1个单位，则高质量创业比例提高10%左右。另外，有利的结构性城市环境（即多样性和高密度）使得开放度对高质量创业的正向作用提高35%；而对于已经有良好的结构性环境的城市，地区的开放度对高质量创业有明显的加分效应。

李强总理在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优化就业创业服务，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渠道……”。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创业实现了创新的价值，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则贯穿全过程，在当今全球格局下，对于个体创业能力的悉心培育，已然逐渐跃升为大国竞争领域中一个全新且至关重要的方面。德国经济学家奥德兹理论突破了“企业家天生论”，构建了情商—文化—地理三维模型。在奥德兹看来，成熟应对风险挑战的情感技能、良好的创业文化环境和具有高度知识聚集、高度开放性和高度流动性的地理环境是影响企业家精神、创业形成的重要条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从微观个体情商培养、文化环境建设到宏观环境优化的系统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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