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和老李在池塘边摆弄鱼竿。他那支老旧的竹竿早该换了，断了又接，接了又断，缠着七八道不同颜色的胶带，远看就像条彩色的蜈蚣。

村口的大槐树换了三拨叶子，老李家门前的水泥地面又裂开了几道新缝。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和老李在池塘边摆弄鱼竿。他那支老旧的竹竿早该换了，断了又接，接了又断，缠着七八道不同颜色的胶带，远看就像条彩色的蜈蚣。

“咬钩了！”老李猛地一提竿，却只钓上来一片枯叶。

他笑了笑，胳膊上的肌肉放松下来，有几道皱纹在阳光下格外明显。多年的农活和后来的工地搬砖，把他的手臂练得像槐树根一样粗壮扭曲。

“明明的成绩怎么样？”我随口问道。

老李放下鱼竿，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抖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

“考上了，”他声音低沉，“省重点。”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明明？老李家那个闷葫芦似的小子，成天抱着书不说话那个？

“真的？哪个学校？”

“华东师范，”他拿出手机给我看，是一条短信截图，“录取通知书后天到。”

我一拍大腿：“了不得！咱村多少年没出过大学生了？上回还是老刘家那个考上专科的吧？华东师范，那是一本吧？”

老李点点头，眼神却飘向远处。我注意到他脸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喜悦。

“怎么？这不是好事吗？”

老李叹了口气，把烟头按灭在鱼竿上的一圈胶带上。“学费，一年两万多。加上住宿、生活费，四年得十来万。我…”

他没说下去，但我明白了。老李前几年在工地上摔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只能在村里打零工。他媳妇在镇上的鞋厂做工，每月工资三千出头。这日子，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准备怎么办？”我问。

“凑呗，能凑多少是多少。”老李重新点起一根烟，“我跟他妈商量了，准备去借钱。”

几只蜻蜓在水面上点来点去，激起一圈圈微小的涟漪。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些涟漪慢慢扩散，然后消失。

第二天一早，我就看见老李拄着他那根开裂的木拐杖，挨家挨户地走。腰伤让他走路时身体微微倾斜，像株被风吹歪的老树。

有人开门，他就低声说几句；有人不在家，他就在门口站一会儿，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向下一户。

中午时分，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烟，遇到了老李的媳妇桂花。她比老李小五岁，但看起来却老得多。长年的工厂活计让她的手上长满了茧子，脸上的皱纹也比同龄人深刻。

“桂花，明明考上大学了，恭喜啊！”我打招呼。

她勉强笑了笑，眼睛红红的。“谢谢，谢谢。”

“老李今天忙着呢？”

桂花叹了口气，“借钱呢，从早上六点就出门了。”她顿了顿，“镇上信用社不肯贷，说我们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

小卖部的电风扇”吱吱”作响，把热风吹得到处都是。我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冰汽水，递给她一瓶。

“借到多少了？”

“七八千吧。”桂花拧开瓶盖，却没有喝，“老李他哥给了三千，我娘家凑了两千，村里其他人家…”她摇摇头，“都是一两百的，能有多少呢。”

我能理解。村里人都不富裕，特别是这几年，种地赚不了几个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要不…”我犹豫了一下，“我这还有一点积蓄…”

桂花赶紧摆手：“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想办法。”她把没喝的汽水放在柜台上，“我得去叫老李回来吃饭，他再不吃药腰又要发作了。”

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农村的情分，就是这样，有难处大家搭把手，但又都有各自的难处。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乘凉时，看见老李家的灯一直亮着。隔着窗户，能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的影子投在墙上。

明明的身影最高，站在中间，像是在说什么。老李和桂花坐在两边，时不时点头。后来，明明的影子消失了，应该是回屋睡觉去了。而老李和桂花的影子贴得更近，仿佛在低声商量什么。

我叹了口气，回屋睡了。

第二天，我碰见老李村口等邮递员，他手里捧着一个破旧的红色存折本，看起来很是紧张。

“等录取通知书呢？”我问。

老李点点头，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存折的边缘。那本存折看起来很旧了，封面已经褪色，边角也磨得发白。

“这什么？”我指了指那本存折。

“存了十几年的钱，”老李低声说，“本来是留着给明明娶媳妇用的。”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我们这儿，男孩子结婚，没个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根本说不到媳妇。老李这些年省吃俭用，大概就是为了这件事吧。

“明明知道吗？”

老李摇头：“不知道，也不能让他知道。这孩子心软，要是知道了，肯定不肯去上学。”

恰在此时，邮递员的电动三轮车出现在村口。老李立刻挺直了腰，仿佛腰伤突然好了似的。

“明明！”他朝家的方向喊了一声，声音难掩激动，“有你的信！”

录取通知书到了，却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老李家更忙了。明明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几套换洗衣服，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各种生活用品。每一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开学前一周，我在镇上碰见老李的三弟——我们都叫他”三叔”。他在县城开了家小型建材店，是老李几兄弟中混得最好的一个。

三叔比老李小七岁，人瘦瘦高高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但他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靠着勤快和点子多，生意做得不错。

“听说明明考上大学了？”三叔边走边问我。

“是啊，华东师范，了不得。”

三叔点点头，脸上泛起一丝自豪：“是啊，李家出了个大学生。”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老李为了凑学费，走遍了全村，连明明结婚的钱都拿出来了。”

三叔沉默了片刻，轻声问：“缺多少？”

“差不多还差一万多吧。明明后天就要去学校报到了。”

三叔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行，我知道了。你别跟我哥提起这事。”

两天后，我在村口遇到三叔。他穿着一件深色衬衫，手里提着个纸袋，朝老李家走去。

我没多问，只是点头打了个招呼。但当天晚上，老李却来敲我家门，脸上带着几分诧异和困惑。

“三弟来了，”他说，“给了明明五万块钱。”

我装作惊讶：“这么多？”

老李点头：“说是明明考上大学，他这个当叔的有责任帮忙。一分现金，四万九存折。”他顿了顿，“明明当时就哭了。”

“那不是解决问题了？”

老李的表情有些复杂：“是解决了，但…”他摸了摸后脑勺，“三弟跟我闹了别扭多少年，连我爹去世那会儿，他都没回来。怎么这次…”

我知道老李指的是什么。十几年前，老李和三叔因为一块祖传的地闹得不可开交，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就连过年，三叔也只是给老娘送点东西，从不在村里多待。

“也许…”我试着寻找合适的词，“也许这就是亲情吧。再大的矛盾，到了关键时刻…”

老李没说话，只是默默点了根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像他此刻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一早，老李一家三口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明明穿着新买的衬衫，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他们要先去银行办理助学贷款，然后坐长途汽车去省城，再转火车去上海。

我和几个村里人站在路边送行。班车启动时，透过车窗，我看到明明的脸上写满了期待和不安。而老李和桂花，则像是忽然苍老了许多，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释然。

车子转弯消失在尘土中，老李家的院子里，一件被遗忘的T恤还挂在晾衣绳上，随风轻轻摇晃。

时间就像池塘里的水，看似平静，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明明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了。起初是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后来自己开了家小型教育咨询公司。每年春节，他都会回来住上几天，带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礼物和城市里的新鲜事。

老李的腰伤渐渐好了些，跟几个老伙计承包了村边的一片水田，种些有机蔬菜卖给县城的超市。桂花也不去鞋厂了，在家帮着做些简单的农活，顺便照看邻居家的孩子赚点零花钱。

我和老李还是经常一起钓鱼，不过地点从池塘换成了他承包的水田边的小溪。有时候三叔也会来，带着几瓶好酒，三个人就坐在田埂上，一边喝一边聊天，仿佛当年的矛盾从未存在过。

这一年，是明明上大学的第二十年。他春节回来时，带了个姑娘，说是女朋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姑娘长得秀气，说话轻声细语的，一来就主动帮桂花择菜、洗碗，把老李乐得合不拢嘴。

正月初五，我去老李家拜年，碰巧明明和他女朋友正收拾东西准备回上海。

“明明，”老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信封，递给儿子，“这是当年你三叔给你的助学金存折，里面还有四万九，这些年利息也有了，加起来差不多六万。你拿着，准备结婚用吧。”

明明接过存折，脸上露出疑惑：“爸，什么助学金？我大学那会儿不是办的助学贷款吗？”

老李一愣：“你三叔给你的五万块啊，一千现金，四万九存折。那天在咱家院子里，你还哭了呢。”

明明更困惑了：“我不记得三叔给过我钱啊。”他翻开存折看了看，“这存折上的名字是您的啊。”

房间里忽然安静下来。桂花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老李的烟灰掉在裤子上都没察觉。

“不是…不可能…”老李结结巴巴地说，“那天三叔来，给了你一个棕色纸袋，说是助学金…”

明明摇摇头：“爸，您记错了。三叔来是看我，带了些书和文具，没给钱。”

老李转向我：“你那天不是也在村口见到三叔了吗？他提着个纸袋…”

我点点头：“是有这么回事，但我不知道袋子里装的什么。”

桂花突然”啊”了一声：“我想起来了！那天三叔来，你们爷俩在院子里说话，我在厨房做饭。后来三叔进来跟我说话，说…说…”她的声音有些发抖，“说让我别告诉你，那钱是给你的，不是给明明的。说你要面子，不肯直接收他的钱，就让我配合他演这么一出。”

老李呆住了，手里的烟烧到了手指都没察觉。

“我爸当时流泪了，”明明轻声说，“我以为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他太高兴了。”

老李的脸颊抽动了几下，猛地站起来：“这个混蛋兄弟！二十年了，一直瞒着我…”他转身就要往外走，“我得去找他问个清楚！”

“爸！”明明拉住他，“今天大年初五，别这样。”

老李站在原地，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屋外，邻居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欢快而热闹。而屋内，时间仿佛凝固了。

晚饭时，三叔来了，还带了瓶好酒。刚进门，就被老李一把拽到了院子里。我们隔着窗户，看见两兄弟在昏暗的灯光下激烈地说着什么。三叔一直低着头，偶尔抬手擦一下眼角。而老李则又哭又笑，时而拍打三叔的肩膀，时而转身抹泪。

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就像小时候那样。

后来的春节，三叔再没回县城，而是住在老李家的西厢房。他把建材店交给了伙计打理，自己留在村里，跟老李一起种有机蔬菜。

明明和那个姑娘结婚了，在上海买了房，还生了个胖小子。每年春节，两老又多了个盼头。

至于那本存折，据说明明坚持不肯要，最后老李和三叔商量着，拿那钱在村里办了个小图书室，取名”明德堂”，借的是明明的一个字。

有时候，夕阳西下，我路过图书室，常能看见老李和三叔坐在门口的石凳上，一个摇着蒲扇，一个低头看报，身边围着几个村里的孩子。

老李的木拐杖早就不用了，但他还留着它，就靠在图书室的门边。上面缠着的那些彩色胶带已经褪色，却被他小心地保存着，仿佛那不只是一根拐杖，而是记录了一段被岁月沉淀的亲情。

有时我会想，人这一生，有些东西，可能要等很久很久，才能真正明白。就像老李等了二十年，才明白兄弟之情的分量；像三叔等了二十年，才得到一个久违的拥抱；像明明，也许要等更久，才能完全理解父辈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爱与纠葛。

而我，只是个旁观者，有幸见证了这平凡人家不平凡的故事。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在这些普通的日子里，真情就这样悄悄流淌，不声不响，却又如此深刻。

池塘里的水草又长高了，遮住了水下的鱼群。但我知道，它们依然在那里，就像那些埋藏在岁月里的真情，随时可能浮出水面，让人惊讶，让人感动。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