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西自古以来一直是从我国东北到西南、西北内陆到东南沿海的交通要冲，古都长安及其附近则是这个交通要冲的枢纽。汉唐以来，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一一丝绸之路也是以长安为起点的。即使到了以后的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都城虽都不在长安，但这里仍长期保持着它的交通重要
陕西自古以来一直是从我国东北到西南、西北内陆到东南沿海的交通要冲，古都长安及其附近则是这个交通要冲的枢纽。汉唐以来，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一一丝绸之路也是以长安为起点的。即使到了以后的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都城虽都不在长安，但这里仍长期保持着它的交通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此一地区必然是古代我国各族人民之间，邻近各国人民与我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唐代的长安，它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国际都会，西亚、中亚以及邻近各国的外交使节、商人、艺术家、宗教家、留学生，从陆路也从海上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促进了我国与邻近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就是在唐代初期传入长安的。
伊斯兰教传入长安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因为在那一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者首次来到长安。
但是，中阿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早在五世纪之前就开始了。
此后阿拉伯人不断泛海来到中国。根据这种情况，在伊斯兰教创始以后到651年以前，肯定有阿拉伯的穆斯林从海上来到中国，其中有的人也会在这一期间来到长安。所以伊斯兰教传入长安的时间，较为恰切的说法应该是在唐代初期。
由伊斯兰教传入长安到它为当时人们所了解，并在长安及其附近传播开来，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大致上说，由唐初到唐中叶，是伊斯兰教传入长安并逐渐为当时人们所了解的阶段。唐中叶以后，由于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一些地区的穆斯林不断到陕西来，其中有不少人还在长安及其附近长期居留下来，于是伊斯兰教就在这里逐渐传播开来了。
关于中唐前后的人们对伊斯兰教概况的了解，我们可以从在当时成书的史籍和私家撰述中可以看到。如唐玄宗（712一755年）时的僧人慧超著的《往五天竺国传》、①《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杜环著的《经行记》、②唐德宗（779--804年）朝宰相贾耽著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①等书，都比较硫词地记载了伊斯兰教的一些教规或穆斯林的一些宗教习惯，以及其它有关的内容。慧超、杜环的书记录了本人的亲身见阐，贾耽的书则是长时期向熟悉情况者广收博采所得，都是翔实可靠的。其中杜、贾二书虽都早佚，但书内有关伊斯兰教概况记录部分，却都在其它史籍中保留下来。上述三书，在写成以后，肯定要在长安及其附近首先流传。这样一来，自然会使当时的人们对于伊斯兰教有了初步的了解。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伊斯兰教的了解也随之而加深。根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所著《印度中国闻见录》②后半部，叙述一个名叫伊本•
瓦哈伯的阿拉伯古菜西族人，③曾到过长安，受到了唐僖宗（873—888年）的接见，双方交谈过世界一些宗教的概况。从谈话的内容看，僖宗对那些宗教的概况都比较熟悉。同时，僖宗还让瓦哈伯看了宫中所收藏的各宗教先知的画像，如诺亚、摩西、耶稣等，还有穆罕默德与众弟子穿着阿拉伯服装，骑着骆驼的画像。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也禁止画人和各种动物的形象，并禁用这些形象作为装饰，所以决不会有穆罕默德的画像流传下来。既然如此，唐宫的穆罕默德画像是怎么来的？这是由于在穆斯林中间流传有一段穆罕默德像赞，用文字描述了他的容貌特征与体态。唐宫的这幅画像，必然是询问了在长安的穆斯林们以后，再按照像赞所述来画的。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伊斯兰教的了解，较之中唐，是更为加深了。
在此以后，伊斯兰教在长安及其附近又是怎样传播开来的？一个宗教的传播，最主要的要靠它的信仰者。由唐代初期伊斯兰教传入陕西到唐代中叶，已一个多世纪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持续不断来到长安以外，泛海来的河拉伯商人也有北上长安的。更重要的是在八世纪初期，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向东伸展到南起印度河流域北到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与葱岭以西的唐疆域相接，这就为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其它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宗教家、艺术家、旅行家通过丝绸之路到长安来开辟了方便的道路，也为伊兰教在长安及其附近的传播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当时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经商的居多，在唐人笔记和《太平广记》等书中常称之为“胡商”，“贾胡”。虽然这些经商的胡人不一定都是穆斯林，但其中穆斯林居多确是事实。上述各书中所记载的“胡商”、“贾胡”的故事，有些是发生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的，其中有的故事里还提到了“胡店”和“波斯肆”。
唐代长安的东、西二市，是国內外商贾云集的地方，东市是四方财物聚集之处，商业特别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寓的，人口比东市多。①开设“胡店”、“波斯肆”与来往各地经商的商胡，在长安不是浮寄就是流寓，这正好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外来的穆斯林在长安经商和居留的概况。这是唐代到陕西的穆斯林的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在七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国内部曾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②的武装斗争，反抗的主力是什叶派②穆斯杯，斗争经过了十二年才被镇压下去。反抗斗争失败后，曾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王朝的迫害，逃到了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外贸易的牙客。心这些逃到中国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到过陕西没有？根据后来在西安穆斯林中存在着的、点滴的什叶派的宗教习惯看，他们不仅到了陕西，而且有些人长期居留下来了。在西安穆斯林中存在着什叶派宗教习惯的历史印痕有好一些，主要的是对阿里的推崇超过了其他三位哈里发—一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对阿里的战阵勇敢津津乐道，说他恨地无环，称誉他是“圣人的狮子”，而对其他三位哈里发的事迹却很少提及；给子女起经名②时，男孩以阿里、哈桑、侯赛因为多，女孩以法蒂玛为多；在每次礼拜后要为父子五人—一穆罕默德、阿里、法蒂玛、哈桑、侯赛因③祈祷；说阿里的儿子哈桑是被敌人毒死的，侯赛因是被敌人杀掉的。侯赛因由于反伍麦叶朝兵败被杀，这是事实，而哈桑的被毒死则是十叶派的说法；每年法蒂玛的忌辰要过业贴。①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西安穆斯林的宗教习惯中还可以找出一些什叶派的历史印寝来，这里就不•一列举了。既然如此，为什么长期以来陕西的穆斯林一直说自己是逊尼派？这是因为在陕西的穆斯林中逊尼派一直占多数，在中国的环境里，什时派不再受迫害了，可以与逊尼派融合，而依旧保留一些原来的宗教习惯。这种情况，在《马哥李罗游记》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游记中说马哥李罗在克什米尔经过时，了解到那里的什叶派，在逊尼派人多的地方，自称是逊尼派；在什叶派人多的地方，就承认自己是什叶派。西安穆斯林中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融合，必然也是如此。根据西安穆斯林中间存在的什叶派宗教习惯的历史印痕看，唐代中期逃到中国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其中有些人也到了长安，并长期居留下来。即使有人要说在宋元时期，特别是在元代，阿拉伯、波斯、中亚其它地方的穆斯林，来到陕西的很多，其中也有什叶派，上述历史印痕是他们保留下来的，那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唐代逃到中国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来到陕西。另一方面，唐代东逃中国的什叶派穆斯林，做了中外贸易的牙客，而西安的穆斯林有好些人过去的世代职业是做马、羊、干果，古玩等行业的经纪（牙客），两者决不是偶合，因为唐代什时派穆斯林东入中国作了牙容，是有史书记载的；而元代东来映西的波斯人：
史书记载他们当兵，作工匠，并未记载他们曾作牙客。唐代什叶派穆斯林的进入陕西，是唐代到陕西的穆斯林的来源之二。
唐代到陕西的穆斯林还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既有长期相沿的传说，又有中外史书的记载。在陕西的穆斯林中，有一种世代相传的说法，说中国穆斯林的祖先是由唐王从阿拉伯搬请到长安来“降妖”的。“降妖”之说固然荒诞，但搬谢却是事实。据中国一些史书记载，在安史之乱时，唐朝确曾借用过阿拉伯帝国的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据阿拉伯人的记载①也说，“在安禄山叛乱时，唐明皇曾向阿拉伯帝国请援，阿拉伯帝国曾派兵应援。事后，唐王曾答应阿拉伯帝国的援唐官兵可以留住在长安，允许他们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762年（唐肃宗宝应一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上面这段话中，建寺一事中国史书虽无记载，但按当时阿拉伯、波斯、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在长安的浮寄流寓，以及授唐的阿拉伯帝国军队的居留看，当时建寺是可能的，只是因为长安历经沧桑而没有保留下来。至于援唐官兵和浮寄流寓的“胡商”等在长安娶妻生子置田宅的事，在《通鉴》卷225和卷232中都有记载。这些人力数不少，有回统人，有九姓胡人，还有阿拉伯、波斯、中亚其他地区的人；他们居留长安的时间不少是在四十年以上的。在这些人中间，有《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也包括唐政府允许居留的阿拉伯援唐官兵。他们或因公务，或因援唐有功，所以日常用度要取之于唐政府，成为唐政府的较大的负担。直到唐德宗（779—804年）贞元三年（787年），宰相李泌才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李泌先下令检查登记了有田宅的“胡客”，停止了唐政府对他们的供给。“胡客”们不愿意，去找唐政府申诉，李泌向他们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愿回本国的，由唐政府负责从海道或从陆路遣送回国，二是不愿走的，向唐政府陈明，然后授给职位，给子俸禄，作唐朝的臣子。结果“胡客”没有一个愿回国的，于是李泌就让他们当兵或作武官。这些“胡客”由陆上或海路都可以回国，可见多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能当 兵能作武官，自然是与援唐官兵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是唐代到陕西的穆斯林的来源之三。
此外，就是在《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条中有一段说：“庚辰（七月），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这里除回纥外还提到“诸胡”，“诸胡”包括九姓 胡①
在内。九姓胡是中亚的康、安、曹、石、米、何等九个小王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原来都不信仰伊斯兰教，到八世纪中叶前后，先后为阿拉伯帝国所征服，他们才改信了伊斯兰教。由于这些国家原先都臣服于唐朝，，所以他们的人民、使者等在未信伊斯兰教以前就不断到长安来，并有在长期居留的。他们各以其国名为姓，如安、康、曹、石、米、何、史等。在长安及其附近的汉族人民中，有好些这样姓氏的，也有世代聚族而居以族姓为村名的，如西安北郊的南、北康村，米家崖等。过去有人曾进行过考证，说他们是九姓胡的后代。九姓胡国的使者、商人、音乐家、舞蹈家等，在唐代来长安的很多。很多史籍、诗文、私家撰述都有记载。自唐初至开元间，康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等，屡有使者来长安。《新唐书•回鹘传》说“昭武九姓国①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貲殖产甚厚”。《通鉴•德宗记》也说：“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九姓胡的音乐家、舞蹈家在长安的，为数不少，其中有好些乐舞歌唱名家。如安国的安叱奴、安轡新，以乐舞出名；曹国的曹保与他的儿子善才、他的孙子纲，都是弹琵琶的名手；米国的歌唱家米嘉荣与他的儿子和，都是驰名的歌舞家。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说：“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 •又有供奉米嘉荣及其子米和郎。”这些九姓胡人，当时在长安居留下来的不在少数，这是长安及奖聯近的汉族人民中，有一些上述安、康、曹、石等等娃民的关源。在八世纪中叶阿拉伯流国征聚九姓胡国，那些国案能人民改信伊斯兰教以后，他们依旧常到长安，也自然有不少人在这里长期居留下来，世代沿用着他们原来的姓氏。从明清两代西安及附近一些存留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文看，碑中的立碑人等，多有安、石、米、何等姓的，但西安附近各县的这类姓氏少。在西安，直到现在，米、安、何姓仍是回民大姓，石姓较少。上述这些姓氏和回民中其他姓氏的得姓渊源，姓氏的特点，也都有明显的不同。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唐代九姓胡国的穆斯林在长安及其附近的居留，是当时到陕西的穆斯林的来源之四。
由七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是伊斯兰教传入陕西并逐渐为人们所了解的阶段。由八世纪中叶到唐代后期，由于阿拉拍、波斯、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等到长安经商并长期居留，由于什叶派穆斯林的一部分人从中亚东逃到中国北方，其中有些人来到长安；由于在安史之乱时援唐的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官兵在长安的长期居留，由于成力阿拉伯帝国属地以后九姓胡国的穆斯林在长安居留，就使长安及其附近的穆斯林人数日益增多。经过长期生息繁衍，子孙世代相传，使伊斯兰教在陕西，主要在长安及其附近逐渐传播开来。这和当时在我国沿海，沿交通线的一些大城市，如广州、扬州、开封、洛阳等地的伊斯兰教传播的情况大致一样。这威为以后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在陕西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来源：秋天的落叶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