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以来，北青社区传媒（北青社区传媒副中心版：BQSQfuzhongxin）了解到：推出读者投稿专栏，本期内容来自体育收藏家、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李祥，体育从未止于竞技，而是乱世中淬炼民族精神的熔炉。李祥将以“第七届全运会体育文物”藏品为镜，从“病夫”标签到“
今年以来，北青社区传媒（北青社区传媒副中心版：BQSQfuzhongxin）了解到：推出读者投稿专栏，本期内容来自体育收藏家、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李祥，体育从未止于竞技，而是乱世中淬炼民族精神的熔炉。李祥将以“第七届全运会体育文物”藏品为镜，从“病夫”标签到“救亡”赛场，见证的民国国族抗争史，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李祥 | 体育收藏家、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体育博览杂志理事会文化与传播专委会主任；47年体育文物收藏与研究经验，馆藏3万件珍品，含1896年首届奥运会邮票、历代奥运火炬等，曾策划“体育艺术作品特展”等国家级展览。
清明追思之际，近代七届全运会的体育文物映照着一个民族的觉醒。这些文物不仅是运动的遗存，更是民族脊梁的具象——在清明节缅怀先烈之际，它们无声诉说着：体育从未止于竞技，而是乱世中淬炼民族精神的熔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难，为了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一群有识之士积极寻找拯救国家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体育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强国强种、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战乱不断的旧中国，也有人从体育的角度出发，试图振兴国家。其中，旧中国举办的七次全国运动会尤为引人注目，它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记忆。
2025年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在大湾区举办。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笔者透过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藏的近代体育文物，带大家回顾旧中国的七届全国运动会，感受那段历史中的体育精神与奋斗历程。
近代第一届全运会：时代局限下的喜忧参半
从1910年至1948年间，近代全国运动会共成功举办了七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之时，被正式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05年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运动会奖牌（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在1905年召开了第一次全校运动会，树中国学界体育之风气，开我国高校运动会之先河。参加学校运动会，大家要么喊“奋力拼搏，勇争第一”，要么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大学堂的学生喊的却是“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圣寿无疆”的口号。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后，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思想，并将体育排在德育、智育与美育之前，这一思想进一步推动了北大体育活动的开展。
回溯至1910年，南京迎来了中国首次“世博会”，即南洋劝业会。当时《申报》介绍劝业会：“若日之东京大坂、美之圣路易、意之米廊，皆以地方为名，而实含内国与世界性质，本会虽名南洋劝业会，实与全国博览会无殊。”
在此期间，基督教青年会的西籍传教士爱克斯纳，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了一项倡议，呼吁举办一次全国性的体育赛会。这一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随后，在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这场被视作中国最早的“全运会”——南洋劝业会附带活动的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由于参赛的运动员全部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因此该运动会当时称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简称“全国学界运动会”。后来，这场运动会更是被历史性地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宣统二年南洋第一次赛会给奖金牌纪念锡鼎（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在这次大会上，所有文件均采用英文撰写，度量单位则使用英制。比赛所需的器材与运动员的服装均遵循外国标准。比赛项目涵盖了田径、足球、篮球和网球四大类。田径项目具体包括50码、100码、220码、440码、880码赛跑（注：1码相当于0.9144米），还有120码低栏、880码接力赛，以及跳高、跳远、撑杆跳高，铅球、链球等十二个单项。
1905年湖南省第一届运动会银质奖牌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05年四川省第一届运动会奖牌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湖南和四川是中国近代最早举办省运会的省份。这两个省份分别诞生了新中国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两省较为浓厚的体育氛围对他们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
140名运动员参与了这次运动会，参赛运动员被分为高等组、中等组和学校组三个组别进行比赛。参赛划分为华北、上海、华南、南京苏州、武汉五个区域，这些区域分别用青色、红色、紫色、蓝色和黄色五种颜色来表示。
清代铜手炉上镶嵌着1912年北京体育会成立会员铜珐琅证章（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然而，这场运动会也反应了旧中国体育发展面临的诸多不足与挑战。首先，妇女被剥夺了参赛权利，甚至她们的观赛自由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其次，比赛场地并非专业的体育设施，这导致了比赛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和失误。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大多数人对体育缺乏深入认识，学校体育教育仍停留在军事体操的层面，对于田径、球类等运动项目的了解尚显不足，这极大地限制了运动会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
这次运动会与1900年在巴黎世博会上举办的第二届奥运会一样，有很多不足。更遗憾的是在颁奖环节，一些来自教会学校的选手不断高唱英国歌曲，尤其是英皇祝寿歌，一再响起，声音高亢响亮。可悲可叹，这场运动会所暴露出的不足和困境，既是历史的遗憾，也是现实的警示。然而，尽管这场运动会暴露了当时中国体育发展的诸多不足与挑战，但第一届运动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它作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
近代第二届全运会：体育竞技彰显强国强种之志
民国第二届全运会于1914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天坛举办，此次运动会由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并发起，而实际负责人则是大会秘书长、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运动会在中国举办，但大会的所有文件仍然采用英文。
1914年第二届全运会之前，天坛运动场已经成功举办了首届华北运动会、第二届华北运动会、第一届北京教育运动会等较大规模的体育赛事。
1914年第一次全国联合运动会纪念章（北京体育竞进会赠，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6名运动员参与角逐。这些运动员被分为东、西、南、北四支队伍进行竞赛，其中黄河以北各省组成北方队，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则联手组成东方队，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携手为西方队，而广东、广西、福建及云南则合组为南方队。此次运动会设置了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六大项目，共计23个分项。
在田径项目中，尽管当时奥运会已经通行使用“米”作为计量单位，但本次运动会仍沿用了英语国家的“码”作为计量标准。具体竞赛项目方面，田径赛设置了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英里、5英里短跑，以及120码高栏、220码低栏跨栏项目，还有跳高、跳远、撑竿跳高、铁球投掷、铁饼投掷等田赛项目。此外，还设置了半英里接力跑、1英里接力跑等接力项目，以及五项运动和十项运动等多项全能项目，共计17个田径小项。
1913年协和文学校第二次三角体育竞进会第一名奖牌（汇文 协和 清华）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在近代第二届全运会上，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是，许多来自学校的学生运动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民国时期，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传入，各类学校纷纷开始举办体育竞赛活动，以此作为增强学生体质、培养竞技精神的重要途径。1913年北京清华、通州协和、北京汇文等名校共同成立了“三角体育联合会”，定期举办体育赛事，成为中国最早的校际运动会。这些学校在当时都是教育界的佼佼者，加之重视体育教学，其学生的体育水平和竞技实力不容小觑。
清华的黄元道（右）
通州协和书院的李如松
在1914年举办的运动会期间，来自清华的黄元道和通州协和书院的李如松等高校体育健儿表现尤为突出。清华学校的黄元道一人独揽六个项目的前三名佳绩，更是在110码高栏、220码低栏以及10项运动三个项目中荣膺冠军。
通州协和书院的李如松同样表现出色，他获得了四个项目的前三名，并在110码、220码、440码三个短跑项目中夺得桂冠。鉴于黄元道和李如松的卓越成绩，他们于1915年被选中代表中国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金质奖牌（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在近代第二届全运会上，尚未实行金银铜奖牌制度，每项比赛的获奖选手被尊称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为了衡量各队的整体表现，比赛采用了积分制，每项比赛的前三名分别折算为3分、2分、1分，最终各队的总分将决定其排名。经过激烈的角逐，北方队、东方队和西方队分别脱颖而出，荣获第一、二、三名。当时的北方队汇聚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优秀运动员。
正如当时报刊对1914年民国第二届全运会的赞誉之词：“集一国之青年，为竞技之盛举。会员既人人奋厉，会场亦井井有条，诚可发扬尚武精神而一洗‘东亚病夫’之谓矣。”在笔者看来，这场运动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比拼，更是体育强国、强种理念的生动体现，展示了近代中国通过体育振兴民族、追求强盛的决心与行动。
近代第三届全运会：首次中国人主导组织的全运会
在北洋政府统治的这一时期，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遭遇了诸多困难与挑战，进展显得尤为缓慢。自1914年近代第二届全运会之后，竟然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全国运动会未能再次举办，这无疑给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1917年《新青年》载有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原件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在远东运动会上的成绩显著下滑，共同激发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体育界深受触动，掀起了一股强烈要求收回体育主办权、积极推动民族体育发展的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界人事克服多重困难，1924年在湖北武昌举办了民国第三届全运会。此次运动会由中华业余运动会主持。筹备之初，组织9人委员会，裁判员除游泳和棒球有三四个外国人外，其余项目均由中国人担任。开幕式当天，吸引了五万多名观众前来观看。
1924年第三届中华全国运动会纪念墨盒（湖北省长萧耀南赠）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运动会按照地区划分，设有华东（包括浙江、江苏）、华南（涵盖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香港）、华西（包括陕西、四川）、华北（涵盖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华中（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五个大区，以及菲律宾和南洋华侨的代表队，共有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了此次盛会，经过激烈角逐，华北地区代表队最终获得了总分第一。
1924年第三届中华全国运动会纪念镇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自本届起，田径丈量用具，由码改为米。酝酿已久的全国体育领导机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于此时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有能力筹办自己的运动会。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部分董事合影 后排中间为张伯苓，后排右一为王正廷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27年8月1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第一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著发行（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1924年8月成立于南京。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一任名誉会长是王正廷。张伯苓、沈嗣良，董守义先后任总干事。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其团体会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的终结和中国人自己管理运动竞赛的开始。该会在推动全国和各地区体育竞赛的开展、加强国际联系、组织参加国际体育活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代第三届全运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运动会”，不仅标志着中国体育在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艰难发展后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体育界积极求变的结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影响着近代社会变迁，在维护国家主权、提高妇女地位、鼓舞民心士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代第四届全运会：首次以政府名义组织举办全运会
在近代前三届运动会中，主导权一直由外国人掌握或外国人参与较多，这一情况在国内体育界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收回运动会举办主导权的呼声日益强烈。鉴于此，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国民体育法》，其中明确规定，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所有组织工作将由国人负责。
1930年第四届全运会100米决赛照片（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0年4月，近代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开幕。此次运动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几经波折,当时国民党元老、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趁杭州举行盛大的西湖博览会之际，力请继续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和第四届全运会，最后全国体协全力协助在杭州举行全国运动大会，浙江省政府成立全国运动会筹备处,辟杭州东梅桥运营操场为运动场。
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大会纪念“尚武精神”紫檀背座银质盾牌 济南市市政府敬赠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作为北伐胜利后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国民政府很是重视。其次为同年5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选拔优秀参赛选手，以期为国争光，洗刷“东亚病夫”耻辱。这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完全依照远东运动会的标准来设定。
1930年第四届全运会相关照片（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来自14个省、7个特别市以及各地华侨代表队的22个单位参与，运动员人数达到了1640人，其规模远超前三届全国运动会。这是民国政府成立后，首次以政府名义组织并举办的全国运动会，由全国体育协会负责筹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中正参加开幕式，并站在桌子上发表讲话。值得注意的是，参赛单位首次被细分为省、市、特区以及华侨团体等多个类别。
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大会银质足球奖牌（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这次大会男子组的比赛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全能、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等8个项目。女子组则首次设立锦标，其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4个项目。此外本次大会还设置了表演项目，男子表演项目包括自行车及国术，女子表演项目则为舞蹈。
1930年4月7日《杭州民国日报》全国运动大会特刊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篮球比赛银质奖杯（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在本届运动大会上，一位田径明星横空出世，他就是刘长春。在这届盛会上，刘长春凭借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100米、200米和400米三个项目的冠军，并荣获个人总分锦标，轰动了全国。他因此被誉为“东北短跑怪杰”，名声大噪。1932年，刘长春更是孤身一人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单刀赴会的壮举，不仅振奋了国人的体育精神，也成为了追逐奥运梦想的一段佳话。这次破全国纪录的万米长跑冠军赵德新，也是辽宁选手，他与刘长春均为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后代表中国参加东京远东运动会。
1932年中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官方总结报告书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大会个人总分第一名合影照片。（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前排左起：符保卢、孙桂云、肖淑芬、黄树芳、周宇一（教育厅长）、李文成、吴梅仙、刘静贞、王渊，后排为：刘古子、杜连云等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赠锦旗“尚武精神”，安徽省政府赠锦旗“强国之基”，广东省政府主席赠陈铭枢赠送锦旗“发扬士气”，上海中华**厂敬赠“女子第一”相框。）
在这届运动会上，有一位身高2米，如鹤立鸡群般的的天津男排运动员，名叫张锡祜，是南开大学创办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儿子。淞沪会战中，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壮烈殉国,年仅27岁。噩耗传来时,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大学又被日寇的炮弹炸成了废墟:“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
1936年奥运会中华代表团总结报告书“本会主席董事张伯苓博士”“急起直追”题词（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大公报》对近代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开会十一日，参加者十四省区、七市，选手达一千六百余人，可谓极从来未有之盛，预料今后提倡体育之风气，益有进展，诚国家前途大可乐观之一现象也。”
近代第五届全运会：收复失地 抵抗外侮的全民动员
原计划于1931年10月举办的近代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由于受到“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以及全国十七个省发生水灾的双重影响，被迫延期至1933年10月，在南京中央大运动场举行。此次运动会规模庞大，共有来自全国的33个单位参赛，运动员总数达到了2693人。
1931年全国运动大会银质奖章（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近代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原计划于1931年10月举行，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十七个省水灾的影响，被迫推迟到了1933年10月在南京中央大运动场举行。但延期之前，全国运动大会的奖章已经印出，该藏品是反映全国性体育赛事沿革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危难的重要实物。
为了举办此次全国运动大会，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委托利源建筑公司和基泰工程公司，耗资159余万元兴建了当时在亚洲首屈一指的中央体育场。该体育场不仅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体育设施，还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运动场，其设计宏大，能够容纳超过6万名观众。
1933年韩克温敬赠“自强不息”全国运动大会纪念奖杯（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28年，国民党山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韩克温为中央代表，他注重体育运动，1933年10月，民国时期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有各省、市和香港及华侨团体共30个单位参加。这座韩克温赠送的纪念奖杯，刻有“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旨在鼓励国人的民族气节，抵抗外侮，同时也证实了这届全运会振奋国民精神与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现实要求紧密结合了起来。
1933年 《全国运动大会纪念册》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3年民国第五届全运会纪念章（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这届全运会振奋国民精神之目的与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现实要求紧密结合了起来。有的说“国家强盛必须康健民族，尚武精神尤须具有武德”，有的称“希望山绵羊变成猛虎，苦干穷干来冲破国难”，也有的倡言“大会表现出两种精神，民国统一及民族复兴”。
1933年第五届运动会专集（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3年全国运动大会纪念章（为民前锋）（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作为大会名誉会长出席。流亡关内的东北沦陷区运动员组成东北代表队，高举“辽、吉、黑、热”四省旗帜，身穿上黑下白服装，步入会场，全场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响彻全场。
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照片（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大会纪念章(苏武牧羊 勿忘国耻)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在本届全运会中，辽宁运动员刘长春在100米跑中取得10秒7的成绩；上海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以3.75米的成绩轻松夺冠，并刷新他本人保持的全国纪录；香港选手杨秀琼囊括游泳项目女子50米、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200米俯泳全部冠军。
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纪念银章（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对这届运动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正廷在《第五届全国运动大会总报告》中这样评价道：“然则吾人倘谓此次运动大会将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之始点，识者或不指为夸大。”本届全运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振奋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抗日救国的民族精神。
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以体育之名唤民族之醒
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进行，各省市选手聚集场中照片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5年10月10日，第六届全运会在新落成的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这是首次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举办的全国运动会，运动的比赛规则、参赛办法均比历届规范。
1935年秀父同学参加六届全国运动会纪念墨盒“英姿奋发”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这次运动会汇聚了来自全国34个省市的38个代表队，共计2700多名成员，规模甚至超过了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尽管开幕当天细雨蒙蒙，但观众热情不减，6万人的江湾体育场座无虚席。开幕式上，3000多名小学生集体表演的太极拳操，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纪念章（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报告（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然而，在这份热闹与激情背后，也隐藏着深深的国耻之痛。当东北五省市代表队选手身穿黑色孝服，手擎黑白两色旗经过看台时，全场静默，无不为之动容。这一幕，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于国土沦丧的悲愤与哀悼，“勿忘国耻”成为了这届全运会无法回避的主题。
1935年国庆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镀银大铜章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5年全运会在沪体育场举行 童子军招待所照片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在比赛项目方面，除了与奥运会接轨的项目外，武术（当时称国术）也被纳入其中并设立了锦标。这一届全运会被认为是七届民国全运会中办得最成功的一届，不仅办赛正规，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国民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但竞赛成绩不佳。随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的体育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全国运动会的举办也处于延期之中。
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男子国术第二名奖杯（北京队）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36年中国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官方总结报告书（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赛会共计打破19项全国纪录，也创下了历史之最，表现最佳的运动员仍是刘长春、杨秀琼，还有来自上海的撑杆跳运动员符保卢。值得注意的是，符保卢以3.90米的成绩打破男子撑杆跳全国纪录并获得冠军，1934年他还赢得了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的亚军奖杯，这也是中国运动员首次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夺得重要奖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符保卢参加空军，曾击落3架敌机，1943年符保卢在重庆战机训练时失速坠地，以身殉职。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内体育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全国运动会的举办也被迫延期。尽管如此，1935年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仍然成为了中国体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它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坚韧与不屈，也铭记了那段以体育之名唤民族之醒的时代呐喊。
近代第七届全运会：资金短缺秩序乱 最后一届悄然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关于重开第七届全运会的呼声高涨，尤其是在1948年英国伦敦即将举办战后首届奥运会的背景下，民国体育界对于全国运动会的举办充满期待。1948年5月5-16日，民国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
1948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画刊（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本届大会开幕之前，列了一个新鲜项目——“长途火炬接力赛跑”，为的是传递“蒋总统对大会训词”，由南京总统府出发跑向上海。全队由七十二人组成，沿着江南公路东进，全程七百六十华里，途经宜兴、无锡及太仓等七个大站，五月五日下午二时半抵达大会会场。
各省、市、区和华侨团体及军队的陆、海、空、勤、警等58个单位参加，男女运动员近2700人。从参赛规模和和参赛人数来说，本届全运会都达到了民国全运会历史上的最高峰。由于此时距离第六届全运会已经过了十三年的时间，从战争阴影里走出来的人们翘首以盼第七届全运会的到来，以致于开幕式当日，原本可容纳4万多名观众的上海江湾体育场，涌入了十万之众。
1948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纪念章（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但从大会筹划组织以及举办水平来看，本届全运会也是民国全运会历史上筹备最为仓促、秩序最为混乱的一届大会。运动场因施工质量低劣，事故不断，田径场一天内有三处塌陷，造成80多人受伤。比赛中，男排、女排和足球均判出三个冠军。男子网球双打也判了并列冠军。
1948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秩序册》（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经历了8年浴血奋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很快又陷入了国共内战的烽烟中。当时，国内大部分地区的铁路、公路交通线陷于瘫痪，因此许多地区的运动员都是通过空运或海运到达上海的。台湾省首次组队与其他省市区代表队共同参加的一次中国国内大型体育运动会。
1948年5月《艺文画报 全运会专号》刊有：总裁判张伯苓宣读蒋总统的大会训词、一百公尺自由式冠军吴传玉等
在本届运动会上，香港选手黄婉贞获得女子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俯泳以及400米自由泳4项冠军。其中100米自由泳打破了杨秀琼1分23秒的纪录。黄婉贞也因此有“水上美人鱼”之称。
1948年《游泳及跳水比赛规则》，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公布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本届运动会筹备过程充满挑战，资金短缺成为首要难题，筹委会不得不提高门票价格，并寻求广告收入以弥补预算不足。例如，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在场内设置大型商标旗获得了巨额广告费。大会为多赚门票钱，把比赛场次安排得十分松散以拖延时间。观众观赛还需购买“大便票”和“小便票”，才能解决在会场的内急问题。
1948年第七届全国运动大会第二名奖牌（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48年5月5日七届全运会火炬接力长跑自南京到沪进入会场明信片（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为了主席训词，大会特地举行了“全运火炬接力长跑”活动。 于 5 月 2 日选拔一火炬手携蒋亲笔训词由南京出发，沿京沪国道，历汤山、天王寺、宜兴、无锡、常熟、太仓、真如等七大站，全程三百八十公里。
这届全运会的成绩与之前几届相比，大部分竞技成绩不进反退，这反映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动乱环境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消极影响。仅仅一年以后，国民党败退台湾，民国时期的全国运动会，也就落下了帷幕。
结语
近代的七届全国运动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的屈辱中奋起，到以体育为武器追求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在这段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旧中国七届全国运动会历程中，我们见证了体育从一种单纯的身体锻炼方式，逐渐演变为承载民族希望、激发国家斗志、抵御列强侵略的重要力量。
然而，近代全运会的历史也充满了遗憾与反思。资金的匮乏、组织的混乱、时代的动荡，无不制约着中国体育的发展。但正是这些艰难与挑战，让全运会的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它们告诉我们，体育不仅是竞技与荣誉的象征，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体育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但那段以体育救国、以体育强国的历史记忆，依然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来源：走近各大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