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埃里克森等西方学前教育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论证了学前教育理论必须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点。研究表明，任何脱离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教育理论都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中国的学前教育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

本文通过分析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埃里克森等西方学前教育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论证了学前教育理论必须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点。研究表明，任何脱离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教育理论都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中国的学前教育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学前教育；本土化；文化适宜性；杜威；皮亚杰

当代学前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着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与机械套用现象。伍德黑德（Woodhead,1996）曾尖锐指出："我质疑任何唯一的质量观框架的全球风行，这样的框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世界早期教育质量理解的一统化和标准化。托宾（Tobin）进一步强调：在学前教育中，并没有一个全球通用的质量标准。

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质量标准，自称全球通用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实际上，这些质量标准发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反映了特殊的文化信仰。这种批判性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埃里克森等西方学前教育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约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理念深刻影响了全球学前教育。然而，这种强调儿童个体经验和主动探索的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集体主义、知识传授的价值取向存在根本冲突。中国社会文化对共同利益赋予极高的价值，教育以极大的热情关注集体主义精神和共性的培养，这与西方社会崇尚个人的价值截然不同。在实践中，完全照搬杜威理论往往导致教师陷入"放任自流"与"过度干预"的两难境地。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中国学前教育领域曾产生广泛影响，但其局限性日益显现。首先，建构主义理论并非为“学前教育”而创立，其微观层面的特性决定了它主要解决“如何教”而非“为什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其次，皮亚杰理论过分依赖于儿童的发展，从而使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往往太一般化，导致教师难以把握，也导致管理者难以评价和督导。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等之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冲突，而且是难以调和的冲突。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强调社会互动对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看似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其在中国的实践同样面临文化适应问题。维果茨基的理论产生于特定的苏联社会文化背景，其对成人引导作用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道尊严有一定契合度，但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变迁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中国独特的独生子女政策、城乡二元结构等社会现实，要求我们对“社会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本土化重构。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描述了人格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其基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预设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存在张力。例如，在“自主性对羞怯怀疑”阶段（2-4岁），西方教育强调培养儿童的独立决策能力，而中国教育更注重培养儿童的规则意识和集体归属感。这种价值观差异使得直接应用埃里克森理论可能造成教育目标的文化错位。

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好的能适应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所有儿童的教育方案，而各种不同教育方案能很好地适合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儿童。日本幼儿园的案例极具说服力：其师生比高达1:30，远低于美国标准，但日本孩子喜爱他们的幼儿园，当他们离开幼儿园的时候，跟美国孩子一样为未来的成功做好了准备。这证明教育质量的标准必须与特定文化背景相适应。

中国正处于快速社会转型期，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家庭结构变迁等社会现实要求学前教育理论必须回应本土问题。盲目借鉴西方理论可能导致“用独立于文化情景的理念和做法，来取代那些原本适合本土情景的做法”。例如，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分强调儿童自主探索而忽视基础认知能力的培养，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

“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永久被当作为'颠覆不破'的真理，每一种理论受人关注的程度一定会呈现起始、发展、高潮和回落等一般的规律”。皮亚杰理论在西方已经“风光不再”，这是理论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建设应当遵循这一规律，在批判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创新。

中国学前教育应当立足传统文化资源，如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理念，同时吸收西方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托宾观察到：“在当代中国教育中，呈现出一个本土化运动的增长态势...这些运动非常直接地把目标定位在恢复中国传统课程的价值和教学方法上”。这种文化自觉是理论本土化的思想基础。

学前教育理论建设应当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而非简单套用西方概念。例如，针对城乡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可以发展“普惠性”与“高质量”相统一的理论模型；针对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可以探索集体教育与个性发展相协调的实践模式。

应当建立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城市经验与农村需求之间的对话机制。正如朱家雄所言：“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他们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通过对话、商量、分享、妥协，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才能使课程开发、编制的工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相一致”。

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埃里克森等西方学前教育理论虽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其文化局限性和实践适用性决定了它们不能被简单照搬到中国语境，“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好的学前教育理念和方案能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所有儿童”。

中国的学前教育应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构建既符合儿童发展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这一过程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拒绝，而是通过批判性吸收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形成能够有效回应中国社会文化需求的学前教育发展道路。

来源：幼儿园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