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能源巨头壳牌公司（Shell）宣布，将对其全球化工业务开展系统性战略评估。特别是在欧洲，壳牌的多个化工资产被列入可能部分或全部关闭的选项范围。据壳牌在2024年3月25日举行的投资者会议上披露，公司已启动对德国、荷兰、英国三大化工基地的重新定位和调整，并

近期，能源巨头壳牌公司（Shell）宣布，将对其全球化工业务开展系统性战略评估。特别是在欧洲，壳牌的多个化工资产被列入可能部分或全部关闭的选项范围。据壳牌在2024年3月25日举行的投资者会议上披露，公司已启动对德国、荷兰、英国三大化工基地的重新定位和调整，并强调欧洲地区的“市场条件已极度严峻”，能源成本、碳排放成本和基础设施网络成本显著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壳牌目前在欧洲运营三大化工园区，分别是德国莱茵兰（Rheinland）、荷兰莫尔迪克（Moerdijk）和英国莫斯莫兰（Mossmorran）。这些园区覆盖了从基础原料乙烯、丙烯、苯、甲苯、二甲苯，到环氧乙烷（EO）、环氧丙烷（PO）、乙二醇（MEG）、苯乙烯（SM）等多种下游中间体及部分聚合物产品。Moerdijk园区设有一套年产91万吨乙烯的石脑油裂解装置，配套38万吨EO，50万吨丙烯，20万吨PO、14万吨MEG、55万吨纯苯和45万吨SM产能，是壳牌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化工平台之一；Rotterdam另配套25万吨丙烯产能。德国Wesseling装置则设有31万吨乙烯和17万吨丙烯装置，并布局苯70万吨、甲苯37.7万吨、PX 16万吨等芳烃抽提单元，主要原料为重整油与裂解气。英国Mossmorran拥有欧洲罕见的乙烷轻质原料裂解装置，年乙烯产能达83万吨，原料来自北海天然气田，为英国烯烃供应网络的重要支点。

从产能规模看，壳牌三地合计拥有乙烯205万吨（分别为德国31万吨、荷兰91万吨、英国83万吨）、丙烯92万吨（分别为德国17万吨、荷兰75万吨），占2024年欧洲总产能比重为乙烯9%（2,445万吨）、丙烯5%（1,800万吨）左右。此外，EO产能达38万吨，占欧洲总产能的13%；PO为20万吨，占7%；SM为45万吨，占9%；苯为125万吨，占13%；甲苯38万吨，占14%；PX 16万吨，占7%。这些数据表明，Shell在欧洲不仅是大型烯烃生产者，也在多条下游链条中具备关键产能地位。

壳牌方面透露，其2024年化工部门销量约为1200万吨，但整体出现约1亿美元净亏损，这使得公司进一步坚定聚焦回报更高的液化天然气（LNG）与能源转型主业的战略方向。在此背景下，欧洲高碳成本、高运营费用和产能老化的问题日益凸显，壳牌认为“不再是这些资产的最佳所有者”。

此次战略审查不仅反映了企业利润导向的资产重组，更揭示出欧洲石脑油为主的一体化化工模式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的竞争力下降。Shell的行动可能成为引发欧洲地区类似化工装置调整潮的先行指标。

本报告将深入分析壳牌此次化工业务收缩的具体装置结构、退出逻辑及其区域产业链影响，并进一步探讨Shell事件对欧洲整体石脑油化工路径、中国化工产业的替代机遇及全球供需再平衡的结构性意义。

拟关闭或缩减产能的具体装置

1.德国莱茵兰能源与化工园区（Rheinland）

位于德国科隆附近，包括Wesseling和Godorf两部分，是炼油与化工一体化基地。主要生产燃料油品和部分基础化工原料（如乙烯、丙烯等炼厂气体副产品）以及下游衍生物。壳牌已将其定位为“能源与化工园区”，近年来引入生物燃料、氢能等项目，但传统化工装置由于成本压力可能被缩减。该园区可能关闭部分炼油相关的化工单元，以降低亏损。

壳牌在此的乙烯装置产能为31万吨/年，主要采用石脑油及轻质油为原料进行蒸汽裂解，装置建设时间较早、运营效率偏低，开工率不高；丙烯产能为17万吨/年，主要来源于裂解副产物，并非采用PDH技术，整体技术路径老化。此外，园区还设有芳烃抽提装置，包括苯70万吨/年（由8/29/22/11四套组成）、甲苯约37.7万吨/年（27.7+10），以及对二甲苯（PX）16万吨/年产能，主要原料来自重整油和裂解汽油（pygas），部分装置为早期EB脱烷基路线，能源效率偏低。

该园区整体一体化水平较低，化工原料和炼油端之间联动不强，单位产品能耗与碳排放偏高。从区域影响来看，尽管对整个欧洲烯烃市场影响有限，但对莱茵地区下游精细化工用户的原料供应构成一定区域性冲击。德国目前在EO、PO和SM等衍生品方面装置布局较弱，此园区无下游延伸产能，一旦退出将减少欧洲北部芳烃链中原料多样性。

2.荷兰Moerdijk园区：壳牌一体化化工的核心资产即将被重估

荷兰Moerdijk是壳牌在欧洲最大的纯化工厂之一。园区内设有一套91万吨/年的石脑油蒸汽裂解装置（乙烯主装置），配套生产丙烯50万吨/年，以及下游的苯乙烯单体（SM）45万吨/年、环氧乙烷（EO）38万吨/年（由12.5+12.5+13三套组成）、乙二醇（MEG）14万吨/年、PO20万吨/年等中间体和聚合物产品。

Moerdijk是壳牌全球范围内下游延伸链最完整的化工平台之一，覆盖烯烃、氧化物和芳烃链多个中间体，具有显著的上下游协同优势。装置全部采用石脑油为原料，能源负荷较重，近年来壳牌曾投资新增废塑料热解油试点装置以提升原料灵活性，但整体竞争力仍受到碳成本上升和运营负担拖累。

2024年欧洲乙烯总产能约为2445万吨，Moerdijk占比3.7%；EO欧洲总产能约为295万吨，壳牌Moerdijk的38万吨占比达13%；SM欧洲总产能为1100万吨，壳牌装置占比约4%。此外，该园区PO产能为20万吨，约占欧洲PO总产能270万吨的7%。

Moerdijk装置也是区域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向包括科思创（Covestro）、SABIC、LyondellBasell等下游企业供料，是Benelux地区及西北欧化工集群的重要组成。若该基地部分或全部关闭，预计将造成北西欧产业协同严重受阻，区域替代难度极高，或迫使下游用户同步减产或转向进口替代。

此外，shell在荷兰Rotterdam-Pernis, South Holland还有一套炼油副产的丙烯装置，产能为25万吨。

3.英国Mossmorran装置：轻质乙烯路径代表，退场风险释放重要信号

位于苏格兰法夫郡，由壳牌与埃克森美孚合资运营（埃克森负责运营），是一套以乙烷为原料的乙烯裂解装置，年产能83万吨/年。乙烷主要来自英国北海油气田，通过管道运输供裂解炉使用，产品乙烯通过全英干管输送至格兰奇茅斯及其他下游化工园区，供Ineos等企业进行聚乙烯、EO等产品生产。

该厂为欧洲少数采用乙烷轻质原料路线的乙烯装置，在单位能耗与碳强度方面优于石脑油路径。但其高度依赖北海天然气液体产出，然而近年来由于原料端的波动（北海乙烷产出下降、输送系统老化）、维护成本上升及英国碳交易制度推进导致的网络费飙升，该装置整体盈利能力下滑明显。壳牌虽然尚未公开表示将直接关闭该装置，但其在装置中的股份可能面临出售或撤出。

Mossmorran装置作为英国唯一大型乙烯供应点，一旦退出将对本地聚乙烯装置（如INEOS）形成原料断供风险，并对苏格兰及英格兰中北部的化工链稳定性构成结构性挑战。 壳牌目前持有该装置50%股权（另一半为埃克森），但在2023年底至2024年初多次传出考虑出售、退出甚至推进关闭的传闻。考虑到该装置为壳牌在英国最后的基础化工资产，若退出成真，意味着其将完全撤出英国化工市场。

总产能影响与系统性冲击评估

壳牌此次计划收缩的三大化工园区所涉及的装置覆盖乙烯、丙烯、苯、环氧乙烷（EO）、环氧丙烷（PO）、苯乙烯（SM）、乙二醇（MEG）及芳烃链（甲苯、PX）等主要基础化工品，其潜在关闭或出售一旦落实，将对欧洲区域供需结构产生显著扰动。

壳牌在欧洲的三大园区合计拥有乙烯产能205万吨/年，占2024年欧洲总乙烯产能（约2445万吨）的8.4%；丙烯产能92万吨，占比约5.1%；EO产能38万吨，占比为12.9%；PO为20万吨，占比7.4%；SM为45万吨，占比9.3%。此外，苯产能为125万吨，占欧洲总产能935万吨的13%；甲苯38万吨，PX约16万吨，分别占14%和7%。这些装置不仅在体量上具备区域权重，更由于其上下游链条的互联特性，对欧洲化工体系的稳定性具有系统意义。

1. Shell退出的“链式冲击”结构正在成形

壳牌在欧洲的装置普遍具备乙烯-EO/PO/MEG/SM的完整下游延伸链。一旦乙烯装置关闭，不仅直接导致烯烃供应紧缩，其衍生的氧化物、聚合物、芳烃及其下游产品也将出现系统性供给中断。以Moerdijk为例，EO占比达13%，而该产品在欧洲原本即属于“高碳、低利、产能分散”的弱势环节，一旦失去主力供应来源，将导致如聚醚、表面活性剂、PEG、乙醇胺等品类价格波动及外采成本攀升。

此外，Shell在芳烃链条的布局尤为突出。德国Wesseling拥有125万吨苯和38万吨甲苯抽提能力，占据整个西欧芳烃原料市场的关键位置。苯是SM、苯酚、己内酰胺、TDI、MDI等高端材料的前体，若此类装置退出，必将加速欧洲芳烃类产品的结构性短缺。

2.小装置的“链式波及效应”已现端倪

根据Shell退出的信号，以及欧洲装置统计数据，当前存在大量乙烯产能

代表企业包括：Versalis（意大利）、OMV（奥地利）、MIRO（德国）、Repsol（西班牙）等，其单体乙烯装置产能多在30~45万吨区间，丙烯装置多数依附于裂解副产或FCC流程。 这些企业已开始对装置去留做出战略判断，如Versalis于2023年宣布暂停其Porto Marghera装置，表明“高碳+小产能+低一体化”组合在欧洲正难以为继。

Shell的退出可能成为“先行试点”，其战略将为其他企业提供参照模型，引发广泛的装置资产重估乃至集中退出潮。由此造成的乙烯、丙烯结构性缺口将不仅限于单个企业，更将引发区域性原料体系的“瓦解式连锁”。

3. 中国产业链的“补位潜力”与对接路径清晰可见

在上述链式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的综合化工能力将在全球范围内迎来结构性承接窗口期。中国2024年乙烯产能已超过5000万吨，丙烯超6000万吨，EO产能1800万吨，PO超过950万吨，苯乙烯超过2100万吨，多数新增产能为乙烯-EO/PO/SM一体化装置，能效水平高、原料路径灵活、边际成本更低。

以万华化学为例，其在山东、福建配备有乙烯-EO/PO-SM联产装置，出口能力稳定增长；红宝丽在PO领域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和规模优势；卫星化学构建了乙烷裂解-EO/聚醚链条，并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苯链条：中国苯产能已突破3000万吨，装置集中度和原料多元化程度高，苯下游产品具备较强出口替代潜力。随着欧洲苯供应趋紧，中国产苯下游产品（如苯酚、丙酮、己内酰胺、TDI/MDI等）将有望在国际市场提升份额。

表：Shell装置+小型装置退出对欧洲基础化工产能的潜在影响

图：Shell及欧洲产品在全球的比重

Shell退出不仅仅是企业战略调整，更可能成为欧洲高成本石脑油装置加速退出的导火索，未来三至五年内，一场结构性的大规模产业外移与供需重构已难以避免。中国作为唯一具备成本、规模、上下游一体化和国内市场支撑的综合体，在多个关键产品链上都具备顺势承接的“结构性红利”。

壳牌收缩欧洲化工业务的背后原因

壳牌此次收缩化工业务的战略选择，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全球能源结构变化与区域产业竞争力重估背景下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欧洲市场，壳牌面临的经营环境已持续恶化，导致公司不得不对化工资产进行系统性重估。

首先，能源与原料成本的持续上行，是壳牌收缩欧洲化工资产的首要驱动因素。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在2022年曾一度飙升至300欧元/MWh以上，即使在2024年已回落至相对稳定水平，仍显著高于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水平。据IEA数据，2024年欧洲工业电价仍为美国的2倍以上，这直接影响到以电、蒸汽驱动为主的环氧乙烷、氯碱、合成氨等高能耗装置的运行效率。

同时，碳排放成本高企也构成重压。欧洲碳交易价格远高于其他主要化工生产区域。壳牌年报中明确指出，碳成本已成为影响其欧洲资产财务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在德国与荷兰，化工园区普遍面临碳税、能源附加费、电网调度费用等多重累加的运营成本。

此外，壳牌在欧洲的装置结构多以石脑油为主原料、非轻质化路线为主，产线技术建成年代早、裂解效率低、配套协同有限。相比之下，壳牌在美国拥有乙烷裂解制乙烯的现代化装置（如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乙烯园区），在新加坡与中国大连合资园区则部署了乙烯-EO-高性能聚合物的一体化体系，成本与产品竞争力优势明显。

战略层面，壳牌自2021年以来逐步聚焦能源主业，明确将LNG、氢能、CCUS、生物燃料等低碳能源视为未来增长核心方向。2024年财报显示，壳牌上游天然气板块贡献的现金流与利润均远超化工业务，后者在总投资回报中的占比不足7%。因此，退出部分盈利性差、难以升级的欧洲化工资产，有助于公司优化资本配置与风险暴露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壳牌对化工的收缩并非全面退出，而是倾向于“去欧洲化，转向高收益区域化”：将欧洲的产能与供应链逐步转出，而将资源集中于亚洲、中东等新兴增长区，尤其是与中国、卡塔尔等一体化项目的深度合作。

能源价格、碳排压力、装置老化、战略重心迁移四重因素叠加，是壳牌收缩欧洲化工业务的系统性动因。这一趋势未来也可能蔓延至其他跨国化工企业，对欧洲传统化工结构带来深远影响。

对欧洲石脑油为原料的传统化工模式的挑战

壳牌拟关闭或出售其在欧洲的多个化工装置，不仅是企业战略调整，也反映出欧洲长期以来依赖石脑油为主原料的传统化工模式正在面临深层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原料路径的成本劣势，也涉及产业组织方式、区域能耗结构和碳政策制度的系统性失配。

首先，从原料路径看，欧洲化工装置高度依赖石脑油裂解，其能耗水平高、碳排放强度大，在当前能源与环境政策框架下不具可持续性。根据壳牌及欧洲化工协会的数据，石脑油裂解乙烯的单位碳排放可达1.5～2.0吨CO₂/吨乙烯，而乙烷路线仅为其一半左右。尤其在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传统化工聚集区，石脑油依赖度在75%以上，装置普遍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技术路径难以升级改造。

Shell三大基地中，德国与荷兰均为石脑油路线，涉及乙烯、丙烯、EO、PO、SM等装置总产能超过500万吨，占欧洲总产能9%～13%，体现出对该路径的深度依赖。Mossmorran虽为乙烷裂解路径，但其在欧洲整体体系中属少数例外，无法改变大局。

其次，从装置结构看，欧洲大量中小规模裂解装置成为系统性“风险源”。根据最新统计，产能小于50万吨/年的乙烯装置合计约850万吨，约占欧洲总产能的35%；丙烯小于30万吨的装置产能合计1200万吨，占欧洲丙烯的比重超过66%。这些装置由于单位能耗高、边际成本大、无法实现下游配套，抗风险能力弱，是潜在的第一批退出对象。壳牌此次关停即选中 Wesseling 31万吨/年装置，具有典型代表性。

第三，石脑油路线缺乏原料灵活性，严重依赖炼油装置协同供应。随着欧洲油品消费下行趋势显著，炼厂收率下降，裂解所需石脑油分流困难加剧，进一步削弱该路径的原料稳定性。多个传统炼化企业如TotalEnergies、Repsol、OMV均在重新评估其石脑油供给是否可持续。

此外，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逐步推进，石脑油链条产品将面临出口壁垒，同时欧洲内部对于高碳化学品的“碳歧视”加剧，加速投资资本从高碳装置中抽离。CBAM的全实施预计将在2026年正式执行，将对石脑油路径产品如乙烯、SM、EO构成极大成本负担。

与北美（乙烷裂解）、中东（天然气液体）、中国（煤制烯烃/轻烃裂解）等多元原料路径相比，欧洲石脑油体系缺乏成本弹性与技术更新能力，难以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保持竞争力。如卫星化学、万华化学等企业在中国及亚洲形成了一体化、轻质化、灵活化的原料-产品协同体系，逐步在全球市场获得成本优势和订单溢出效应。

壳牌的行动不仅是单一企业的战略收缩，而是欧洲石脑油为基础的化工模式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竞争力下滑的系统性体现。未来如果不进行原料路径转换与技术重构，欧洲石脑油化工体系或将继续在全球市场中边缘化。

对下游化工链条的影响

壳牌此次拟退出的三大化工园区均为一体化程度较高、具备完整上下游链条的生产平台，其关闭或减产将对欧洲下游化工制造、原材料供应链及区域就业造成多维度冲击。

首先，下游化工链条的稳定性将受到显著影响。以荷兰Moerdijk为例，该基地不仅具备乙烯和丙烯产能，还延伸至环氧乙烷（EO）、环氧丙烷（PO）、苯乙烯（SM）和乙二醇（MEG）等中间体产品，为聚醚、聚氨酯、表面活性剂、可降解材料、PS/EPS/XPS等下游行业提供核心原料。欧洲EO、PO市场对本地供应依赖度较高，而壳牌装置占EO产能13%、PO产能14%以上，若该装置退出，区域原料缺口短期难以由现有装置填补，势必推高采购成本并造成配套减产。

其次，芳烃链条稳定性将面临风险。壳牌在德国Wesseling的芳烃抽提装置苯产能达125万吨，约占欧洲总产能13%以上。苯作为聚苯乙烯、尼龙、TDI/MDI、环氧树脂、己内酰胺等产品的原料，是西欧中高端化工品结构的核心。若壳牌苯装置关闭，将引发苯及其衍生物如苯酚、丙酮、PC、尼龙6/66等系列产品的连锁式紧张，拉动进口需求增加。

更为关键的是，就业和区域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影响。三大园区所在区域——德国科隆、荷兰鹿特丹、英国苏格兰法夫郡，均为当地传统化工产业支柱所在。Moerdijk园区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3500人，Fife装置与ExxonMobil共建，影响面辐射至Grangemouth工业带和港口系统。若上述园区缩产或关闭，势必将波及数千化工操作人员、运输物流、设备维护、区域服务企业的生计，对地方经济构成结构性冲击。

此外，区域下游企业高度依赖就近供应，灵活性受限。包括SABIC、Covestro、INEOS、LyondellBasell等多家跨国企业在壳牌装置周边设有聚合物和精细化学品工厂，其产线在原料上严重依赖管道输送与港口联动，难以通过国际采购快速替代。这使得部分企业面临被迫减产、搬迁甚至撤离的现实压力。

壳牌的撤出行为不仅对供需端构成影响，其引发的“下游链条断裂—企业成本上升—就业转移—区域生态失衡”式冲击将使欧洲传统化工区域面临更深层的结构重塑风险。若这一趋势蔓延，将进一步削弱欧洲在全球精细化工与材料制造中的基础配套能力。

对跨国化工企业布局的影响

壳牌作为全球领先的能源与化工企业，其宣布评估甚至关闭欧洲主要化工资产的举措，不仅体现了企业自身战略重构的考量，更可能成为其他跨国化工公司重新审视其欧洲布局的“风向标”。

首先，壳牌的决定强化了一个趋势判断：欧洲高碳、高能耗、低灵活度的化工装置正失去全球竞争力。2023年以来，BASF、INEOS、Dow、ExxonMobil、TotalEnergies 等跨国企业纷纷在欧洲启动资产评估或宣布关停、减产计划。例如，BASF宣布关闭德国Ludwigshafen部分EO装置与肥料产线，INEOS关闭比利时EO装置，Dow削减荷兰Terneuzen裂解开工，Exxon已缩减其法国丙烯产能的运营频次。

这表明：壳牌并非“孤立撤退”，而是高成本、老旧、不具备可持续性的欧洲装置群体“系统性退出”的一部分。壳牌可能因资产市场化程度高而先行一步，但其行为或将引发一轮跨国企业对欧洲装置的资本重新定价与再配置。

其次，从资产配置角度看，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倾向于“东进南下”，将新增投资转向中东、亚洲（尤其中国）、北美等区域。SABIC、Exxon、BASF、Dow等均已在中国、沙特、印度、美国等地部署乙烯-下游聚合物和专用化学品一体化基地。例如，BASF广东湛江一体化项目、壳牌与中海油的惠州项目、sabic中石化天津项目等都体现了跨国公司“去欧洲化”的现实选择。

Shell事件的深层影响，是强化跨国公司“全球分工+区域聚焦”的战略逻辑：欧洲逐步转为技术研发、品牌与服务中心，而将重资产制造逐步转移至低成本、原料充沛、政策配套友好的区域。中国、中东、美国的EO、PO、SM等产品在未来五年将进入高增长期，这也为跨国企业外包、合作或资本联营提供平台。

此外，Shell的退出还将重塑化工上下游的全球定价与话语权结构。一旦欧洲本地供应缩减，亚洲、中东等区域将承担更多出口角色，可能推动这些区域企业在全球客户供应、定价协商、产业标准制定中的地位上升。Shell、BASF、INEOS等企业若转向布局新兴市场，将面临“与本地龙头企业共生共赢”的战略新课题。

壳牌退出不仅是个体事件，而是跨国化工企业全球资产再配置逻辑的具体体现。未来3-5年，欧洲本土化工资产将持续面临价值压缩与边缘化风险，全球化工产业的重心将进一步向亚太、北美和中东转移。

对中国化工产业的结构性机遇

壳牌计划关闭或退出其在欧洲的关键化工装置，不仅将带来局部市场的供需失衡，更为中国化工产业带来了显著的结构性替代机会。随着欧洲多套高能耗、老装置的系统性退场，中国在烯烃、芳烃、EO、PO、SM等关键产品链上的产能优势、成本优势和一体化配套能力，正在转化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与溢出能力。

首先，中国已是全球最具规模和完整性的一体化烯烃及下游化工平台。截至2024年，中国乙烯总产能约5,000万吨，丙烯超6,000万吨，EO达到1800万吨，PO约为950万吨，苯乙烯约为2,100万吨，苯超过1,800万吨。在Shell退出涉及的EO、PO、苯乙烯、苯等多个品类中，中国的产能不仅占据全球份额领先，还具备产业链协同与规模化供应优势。

从乙烯来看，欧洲1500万吨的乙烯产能来自于石脑油，单套产能不足50万吨的装置近20套，合计产能850万吨，且这些装置均以石脑油进料，这意味着为了将成为关停的重灾区。未来欧洲的乙烯产能损失将持续加大，并进一步波及到EO、乙二醇、苯乙烯甚至是聚乙烯产业，这也为中国的C2产业创造了机会，特别是利好那些具有低成本的乙烯产业链条的企业。

以EO为例，Shell Moerdijk一套38万吨的EO装置占欧洲总产能13%，一旦关闭将造成显著缺口。而卫星化学在江苏连云港布局了EO-聚醚大单体的全链条产业；此外，万华化学依托乙烯装置延伸发展EO+PO/聚醚/MDI一体化产品结构，形成了产业协同溢出效应。上述企业不仅能保障国内消费，更具备向亚太、欧洲客户稳定供货的能力。

PO方面，壳牌退出后欧洲总产能将减少20万吨，虽然占比达7%以上。但欧洲丙烯30万吨以下的产能接近1200万吨，这意味着以PO为代表的碳三产业也将面临系统性风险。红宝丽作为中国领先的PO企业，持续扩大产能并深耕聚醚下游，已有成熟出口业务体系。欧洲PO装置多为单线单炉结构，柔性差、综合成本高，在与中国一体化基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万华化学在山东、宁波均有PO/聚醚/PU产业链条，可系统性出口替代。

在芳烃链条中，中国的苯产能已超1,800万吨，且单位能耗低、原料多元（裂解C6、重整油、煤芳烃）。Shell退出的Wesseling园区涉及苯125万吨，占欧洲总产能13%以上，可能引发苯-苯酚/苯乙烯/尼龙链条的系统性紧张。恒力石化、荣盛石化、恒逸石化等依托炼化一体化装置布局了苯链条下游，具备出口苯及衍生物的能力与条件。其中恒力石化在苯酚、环氧树脂、己内酰胺等高附加值产品上持续突破，在全球客户体系中占据份额。

从出口潜力来看，随着欧洲产能逐步退出，中国拥有多元原料路径（石脑油裂解、乙烷裂解、CTO、MTO、PDH）与港口配套优势的企业，已具备承接国际订单的条件。碳二和碳三产业链相当部分流向东南亚、中东与欧洲替代市场。

此外，在全球产业布局层面，一些中国企业也在推进“港口+原料+仓储+装船”体系化能力建设，以提升向欧洲市场的供货稳定性与响应能力。

Shell退出欧洲装置，不仅释放了约200多万吨的乙烯及衍生品、100多万吨的芳烃的结构性供给空间，也打开了中国高效化工体系的全球渗透路径。对于拥有上下游协同、港口能力、成本控制与海外客户体系的中国化工企业而言，这是一次实质性的战略红利窗口。

结语

壳牌作为全球能源与化工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其在欧洲主动评估并拟关闭多个核心化工装置，释放出的不只是个别企业的战略选择信号，更揭示出欧洲传统石脑油路径在新全球格局下的深层次困境。这一变化正以链条式、结构性方式冲击着原料、装置、下游产品乃至就业生态与产业协同。

通过对壳牌在德国、荷兰、英国三大化工园区的装置结构、产品产能与下游配套的系统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旦这些装置退出，将在欧洲乙烯、丙烯、EO、PO、苯乙烯及芳烃等多个关键产品链中产生长期性的缺口。与此同时，欧洲超过三成的“小产能”石脑油裂解装置，也面临在碳约束与盈利恶化双重压力下的潜在退场风险，整体石化体系正步入重塑期。

这场调整并非纯粹的区域性“去产能”，而是伴随着跨国企业全球资产重估与产业转移逻辑的深入。对中国而言，拥有完备的上下游一体化能力、灵活的原料路径、可输出的成本优势与规模化供给能力，正在逐步获得结构性承接机会。中国化工不仅是替代者，更是全球供需再平衡过程中的“系统变量”。如何利用这一“国际缺口期”，推动中国化工高端化、绿色化、全球化布局，将决定未来十年中国在全球化工产业中的竞争地位。

附录1：图表汇总

表1：壳牌欧洲三大园区关键化工产品产能分布表

表2：欧洲小型裂解装置统计（2024年）

附录2：壳牌退出欧洲化工装置的八大成本压力详解

壳牌拟关闭其在欧洲的化工装置，并非孤立的商业决策，而是其在多重结构性压力下的战略性应对。以下从八个核心维度系统阐述其背后的成本困境。

首先，高昂的能源价格是欧洲化工企业当前面临的首要挑战。壳牌在德国、荷兰、英国的三大园区均以蒸汽裂解为基础，能耗水平高，严重依赖天然气和电力驱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天然气与电价飙升，一度创下历史纪录，尽管2024年有所回落，仍远高于北美和中东地区。高达200欧元/MWh的天然气价格显著抬高了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学品的单位成本，壳牌在欧洲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成本劣势。

其次，石脑油路径的原料劣势进一步压缩了盈利空间。欧洲裂解装置几乎全部依赖石脑油为原料，而美国则采用页岩气衍生的乙烷，中东以廉价NGL为主。壳牌在欧洲缺乏廉价乙烷替代方案，致使其单位乙烯原料成本高出北美150–250美元/吨以上。这种原料结构性劣势，使其产品在全球市场缺乏价格竞争力。

第三，欧盟碳交易体系下的高额碳排成本构成显性制度性负担。欧洲碳交易价格长期维持在80–100欧元/吨的高位。对能耗强度极高的裂解装置而言，碳排放成本占据产品成本的重要比例。壳牌在投资者沟通中多次提及“二氧化碳成本非常高”，相比于亚洲或北美地区，这种制度差异构成了可量化的利润侵蚀。

第四，“网络成本”亦是欧洲独有的隐性支出体系。壳牌在德国和荷兰需承担高额的电力与天然气输配费、港口和管道使用费、工业用户稳定附加费等。这些并非原材料或能耗直接成本，但高度刚性、无可规避，叠加提升了每吨产品的综合成本。壳牌在公告中将其列为“在欧运营的重要挑战”。

第五，环境监管与合规成本持续上升。欧洲化工企业需要应对日益严格的排放许可、能效标准、回收利用义务等监管要求。荷兰的环保排放许可审批成本、英国的碳税机制、德国的化学品储运要求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壳牌的莫尔迪克和莫斯莫兰园区在排放控制方面已面临额外投资压力。

第六，劳动力和维护、税收负担亦不容忽视。欧洲制造业的单位人工成本普遍偏高，壳牌在莱茵兰园区的人力成本高出北美工厂约60%。与此同时，欧洲企业面临复杂的税务制度和高额维修保险支出。这些非直接成本成为压缩利润的重要因素。

第七，欧洲本地市场需求走弱，传统塑料、燃料类产品消费增长乏力。绿色转型趋势对下游应用构成压制，同时2023年以来欧洲整体经济疲弱，消费结构变化进一步削弱壳牌本地化布局的合理性。壳牌在内部评估中明确指出，其化工板块“回报率远低于上游能源业务”，在内部资本分配中处于劣势。

第八，全球产能过剩压力加剧了Shell在欧洲的生存困境。近年来，中国、北美、中东的大量新增乙烯、丙烯产能已陆续投产，对全球供需格局构成挤压。欧洲作为高成本区，在面对低价进口冲击时被迫压缩开工率，当前平均开工水平已降至70–75%。固定成本摊销压力与利润收缩并存，Shell 面临“越开工越亏损”的尴尬局面。

来源：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