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我看着从县城方向开来的几辆黑色轿车，就知道老张头的后事怕是要热闹了。

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我看着从县城方向开来的几辆黑色轿车，就知道老张头的后事怕是要热闹了。

村里人不管平日里多大矛盾，到了丧事这种场合，都会放下成见，抬着板凳来吊唁。不过今天不一样，来的人里有些穿着军装的，听说还有从北京专程赶来的。这让酷爱八卦的村里人议论纷纷，猜测着老张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姓李，教了三十多年书，算是村里的”文化人”。老张头生前住在我家隔壁，是杨叔照顾了八年的瘫痪老人。

杨叔，村里人都这么叫他，全名杨志国，今年六十出头，曾经是乡里的电工。老伴走得早，膝下只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儿子，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按理说，一个孤家寡人，照顾自己都够呛，却偏偏要管闲事，把半身不遂的老张头接到自己家照顾，这在村里引起不小的风波。

“吃饱了撑的？”这是村里人最常说的话。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老张头的儿女都在外地，说是工作忙，实则是嫌弃老人麻烦。老张头在自家摔倒后，两天没人发现，还是杨叔去送电费收据时，看到门缝里飘出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救命”二字。

破门而入后，发现老张头躺在地上，尿湿了裤子，身下是几张发黄的报纸。地上只有半碗发霉的米饭和一只死了的老鼠。

老张头被送到医院，诊断为脑梗，左半身瘫痪。儿女们闻讯赶回，东拉西扯，埋怨医药费太贵，都说自己手头紧，七嘴八舌商量着送敬老院。

敬老院每月两千，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各自找借口匆匆离去，只给老张头留下一张印着”福”字的床单和两条发硬的毛巾。

“我来照顾老张头吧，”杨叔忽然说，“反正我一个人住，房子也大。”

当时，连医生都愣住了。

村里人只当杨叔是一时冲动，没想到他真把老张头接回了家。为此，他特意把自己的卧室搬到了堂屋，把更宽敞的南屋让给了老张头。

杨志国的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砖瓦房，南屋窗户正对着一棵老柿子树。每到秋天，柿子红了，照得屋里一片橙黄。床头柜上还摆着他儿子小时候的相框，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起。他把这些收进了抽屉，换上了老张头的药盒和保温杯。

刚开始那阵子，可把杨叔折腾得够呛。老张头大小便失禁，每天都要换洗床单和尿布。杨叔从来没干过这种活，又是男人照顾男人，总有些扭捏。但慢慢地，他也就习惯了。

老张头一开始不肯开口说话，大概是中风后遗症，也可能是觉得没脸面对杨叔。白天，杨叔会把他抱到门口的躺椅上晒太阳，然后在旁边的矮凳上修收音机或者编篮子。一老一中，各自沉默，只有村口老广播站放着过时的歌曲，偶尔传来几声鸟叫。

“你看，又有杏花开了，”杨叔有时会没头没脑地说一句，也不管老张头听不听得进去。

有天傍晚，趁着杨叔上厕所的功夫，老张头忽然开口说话了，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为…为什么？”

杨叔愣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拭老张头的脚：“啥为什么？”

“为什么…要管我？”

杨叔摸了摸后脑勺，别过脸去：“你小点声，我年纪大了，耳背。”

其实大家都知道，杨叔耳朵好着呢，上次村支书在广播站喊他名字，他在自家院子里就应了一声。

村里人不理解杨叔的做法，背地里议论纷纷。

“杨志国八成是想讨好老张头的儿子，听说他儿子在市里当官呢。”

“你看错了吧，那小子连亲爹都不管，杨志国能得到啥好处？”

“那就是犯傻了呗，自己一把年纪了还照顾外人，活该！”

更有甚者，在水泥厂上班的王老四放出话来：“杨志国和老张头说不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话音未落，杨叔的儿子杨建军从县城赶回来了，当着村口打牌的众人把王老四揍了一顿。那是我第一次见杨建军发这么大火。

说起杨建军，是村里少有的大学生，在县城医院做医生。自从他妈去世后，他就很少回村里，只在每年春节回来陪杨叔住几天。得知父亲接了老张头回家照顾，他先是极力反对，但拗不过杨叔的固执，只好作罢，每月多打些钱回来。

那次打架后，杨建军拉着杨叔的手，眼圈都红了：“爸，您何必呢？咱家又不缺那几个钱，您这是何苦？”

杨叔点了一支从便利店买的散装香烟，咳嗽了几声：“我应该做的。”

杨建军还想再说，杨叔打断了他：“你娘临走前说了，咱们家欠老张头的。”

杨建军一脸茫然。杨叔没有解释，只是把烟头按灭在一个做工粗糙的瓷盘里，盘底印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字样。

第二年夏天，闷热异常，村里的变压器罢工了，几户人家的冰箱都坏了。杨叔作为前电工，自然成了抢手货。

我在窗户前备课，看到杨叔推着轮椅，里面坐着老张头，在村里挨家挨户修理电器。老张头脸上终于有了点血色，手里还拿着杨叔的工具箱，虽然只能用右手，但很认真地帮忙递工具。

“你这冰箱继电器坏了，”杨叔对王婶说，“得换个新的。”

王婶眼珠一转：“那得多少钱啊？”

“不贵，六十块钱，我帮你买了装上。”

“那…能便宜点不？”

杨叔刚要说话，轮椅上的老张头突然开口：“五…五十，不能再少了…”

王婶被吓了一跳，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张头说话。

后来听说，老张头以前是电器厂的采购，对配件价格门清。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杨叔的”助手”，虽然说话还是结结巴巴的，但比之前好多了。

村里人慢慢发现，老张头并不是杨叔的负担，反而成了他的伴儿。两个孤独的老人，在相互陪伴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但流言蜚语并没有停止。

“杨志国肯定是看上老张头的宅基地了，你们不知道，那块地可是村里的黄金位置。”

“老张头那几个不孝子，早晚会把房子卖了分钱，杨志国白忙活一场。”

第四个年头，杨叔的腰越发弯了，但精神却比以前好。村口的小卖部换了老板，多了一台老式电视机。每到傍晚，杨叔都会推着老张头去看新闻联播。老张头右手慢慢恢复了些功能，会自己给杨叔倒水，甚至学会了用右手织毛线。

那年冬天，老张头给杨叔织了一条红色的围巾。

“丑…是不是？”老张头问，声音不再那么生硬。

杨叔摸着围巾，眼睛湿润：“好看，比我媳妇织的还好看。”

我有天下午去杨叔家借铁锹，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杨…志国，你还记得…1976年吗？”

杨叔沉默了一会儿：“记得。”

“那是…我一生的…痛。对不起…”

“过去的事了，别提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话中有深意。

那天晚上，我翻看村志，无意中在1976年那页看到一则简短的记载：本村知青杨志国之妻李秀英与张家仁（即老张头）外出拉煤遇山体滑坡，张家仁受轻伤，李秀英不幸遇难。

我这才明白了杨叔为何要照顾老张头。不是报恩，而是…我不敢往下想。

第七个年头，老张头的身体突然恶化。杨建军从县医院请来专家会诊，说是老毛病复发，加上年纪大了，怕是时日不多。

老张头知道后，央求杨叔带他去看自己的老房子。那房子空了八年，早已破败不堪，屋顶塌了一角，院子里杂草丛生，墙上爬满了藤蔓。

老张头坐在轮椅上，望着这座记录他一生的房子，忽然开口：“杨…志国，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杨叔站在一旁，默默点了烟。

“1976年…不是…意外。”

杨叔的手顿了一下，打火机的火苗摇曳。

“我…早就发现那里…不安全，但是…我贪…省事。”老张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我…本应该…走在前面的…”

烟从杨叔的指间滑落，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老张头继续道：“这些年…你待我如亲人，我…死不瞑目。”

杨叔在一块倒塌的砖墙上坐下，许久才说：“我原以为我恨你一辈子，可这八年…我忘了恨你。”

风吹过破旧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第八年春节，杨建军难得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他白天去镇卫生院帮忙，晚上回来陪老张头和杨叔下象棋。老张头只能用右手走棋，杨叔就帮他摆放棋子。

冬去春来，村里的杏花又开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杨叔照例推着老张头去晒太阳，回来时发现老人已经安详地离开了。

老张头的丧事很简单，他的儿女匆匆赶回，处理完后就急着回城。杨叔一个人守在灵堂，眼神空洞。

谁也没想到，丧礼当天，会来那么多人。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穿着军装、满胸勋章的老人，据说是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他走到杨叔面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杨同志，我是张家仁的老战友李刚。”老军人声音洪亮，“我们曾在同一个部队服役。”

在场的人都惊讶地看着老张头的遗像—那个他们眼中的废人，居然曾是一名军人？

李军长（后来才知道他的军衔）对着围观的村民说：“张家仁同志是我们部队的英雄，曾在边境冲突中救下我和另外三名战友。”

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杨叔身上：“1967年，我们在执行一项机密任务时，张家仁同志为掩护战友，身受重伤，右腿落下残疾。组织上考虑到他的伤情和家人，将他安排在地方工作。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他，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取得联系。”

李军长从口袋里取出一枚勋章：“这是组织上posthumously…posthumously是什么来着…哦，追授给张家仁同志的荣誉勋章。”

村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那些曾经在背后议论纷纷的人，此刻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杨叔接过勋章，久久凝视，眼中含泪。

葬礼结束后，李军长单独找到杨叔，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张家仁十年前写给组织的，一直存放在军区档案室。他特意嘱咐，如果他先走一步，要交给你。”

杨叔的手微微颤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满是老张头的字迹：

杨志国同志：

若你看到此信，我已不在人世。

1976年的那场事故，责任全在我。我明知山路不稳，却因赶时间冒险前行。李秀英同志本不该遇难，是我的过失害了她。

这些年，愧疚如影随形。我不敢面对你，也不敢面对自己。每当看到你因失去爱人而日渐消沉，我就恨不得用自己的命去换。

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能继续坚强地活下去。你的善良和宽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温暖的阳光。

张家仁 1996年5月3日

杨叔看完信，双手掩面，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这是村里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坚强的男人崩溃。

李军长拍了拍杨叔的肩膀：“张家仁临终前告诉我，这八年是他一生中最平静幸福的日子。他说，是你教会了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过错，也教会了他如何原谅自己。”

老张头走后，杨叔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他不再出门修理电器，只是每天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柿子树。

两个月后，杨建军带着妻子儿女搬回了村里，住进了杨叔家。他在镇上的卫生院找了份工作，每天接送杨叔去老张头的坟前坐一会儿。

一年后的清明节，杨叔让儿子把老张头的勋章放在了墓碑前。风吹过麦田，远处的杏花又开了。

村里人再也不敢议论杨叔了。那个曾经被认为”犯傻”的老人，用他的善良和坚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光辉。

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而原谅与和解的力量，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

每当我走过杨叔家门前，看到他和儿子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都会想起那个曾经瘫痪在轮椅上的老人，以及那位满身荣誉的军长。或许，这就是生活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在琐碎中感受伟大。

现在，杨叔家的院子里种满了杏树，一到春天，满院子都是粉白的花朵。据说，那是老张头生前最喜欢的景色。

来源：橙子聊八卦